“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5年前，毛泽东这样赞誉来华支援抗日战争、并以身殉职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其实，当年跟白求恩一样在中国抗日前线出生入死的外国医护人员至少有38人，刚于6月15日逝世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就是其中一位。
　　甘扬道于1910年2月出生在保加利亚中部卡赞勒克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扬托•卡内蒂，到中国后取名甘扬道。他以一生的两个重要决定——加入“保卫马德里”的国际纵队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弘扬了救死扶伤、舍生取义的人道情怀。
　　1936年，西班牙佛朗哥军队在意大利和德国政府的武装支持下，发动内战，反对刚刚成立的西班牙民选共和国。当年11月，来自54个国家的3.5万名志愿者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保卫马德里，保卫“纯洁、带着微笑和恬静面容”的共和国。这其中就包括甘扬道和白求恩。1939年，马德里被攻陷，共和国覆败。国际纵队的成员半数以上葬身西班牙低矮的橄榄树下，而甘扬道等许多幸存者一度被关押。
　　加入国际纵队时，甘扬道刚毕业于保加利亚最高学府索非亚大学医科专业，本可以留在本国做医生，过安稳日子，但他选择了另一种生活：翻山越岭，跋涉数月，来到马德里，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强权。许多年后，回忆起人生的这一选择，他这样说道： “因为那是一个自由的火种，值得用生命去维护。”
　　1939年，第二次选择来临。应“国际医药援华会”的招募，甘扬道和其他20余名医生护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支援抗日战争。
　　他们在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接待，之后，到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在地贵州图云观，和中国医生混编成若干个医疗队，甘扬道被任命为第三医疗队队长。此后，他带领医护人员巡回在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开始了长达六年的战地救护工作。
　　甘扬道曾多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赠送捐款，并见到了周恩来。周想安排他到后方医院工作，但是甘扬道说：“我们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就是为了到第一线参加反法西斯战斗，为什么要去后方呢？”
　　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到离前线最近的地方开展救护，沿途公路遭到破坏，车辆拥堵难行，医护人员肩挑马驮，携带沉重的医疗器械四处辗转，被称为“流动的医院”。
　　数十年后，年迈的甘扬道还记得，当时大家挤在一个破仓库里，睡梦中只要感觉身上有东西在动，就得立即起来抖掉，否则鼻子或耳朵就会被大耗子咬伤。
　　比起生活条件来，他们的工作条件更艰苦。没有病房、没有手术设备、没有足够的医护人员，更难找到翻译。甘扬道刻苦学习中文，自己编写教材，并亲自培训医护人员。他们还想方设法，自己动手制造医疗设备，研制药品。比如，他回忆说，用竹子搭起太阳能淋浴槽，让士兵们一批批去洗澡，然后把他们脱下来的衣服统统塞进大木桶，再将桶架到烧开的锅上。蒸汽升腾到桶里，衣服里的虱子就成群结队往外爬，掉到锅里全部烫死。
　　在战争中，甘扬道慢慢进入了中国文化，他喜欢臭豆腐、京戏和竹子。他说，有时累了、烦了，面对成片的竹林坐坐，心情就会开朗起来。甘扬道还邂逅了毕业于燕京大学护理专业的中国姑娘张荪芬，并结为夫妻，后生育二子，分别名为保中、保华。
　　1945年，甘扬道携妻子回到保加利亚。1946年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甘扬道被任命为普列文军区主任医师，并获颁“共和国勋章”。政府给他分配了“高干房”，层高和格局都相当好，电梯里有小凳子，可以在等待的时候稍作休息。
　　但是好景不长，50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破裂，属于苏联阵营的保加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陷入低潮。此时，中国经历和中国妻子，已不会给甘扬道带来任何荣光。他失去了组织的信任，转去索非亚医学院放射科，从此事业波澜不兴。
　　1989年，中保关系早已恢复正常。甘扬道携妻子回到中国贵州图云观，缅怀当日战斗情景。但随后，数次经历革命的甘扬道再次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革。
　　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一个时代结束了。而此时，甘扬道和妻子已经退休，战士老矣。虽然退休金在索非亚已高于普通水平，但是面对更高的物价，他们的生活非常拮据。从生病到去世的数年里，甘扬道没有住院，也请不起人看护，一直由年过八旬的妻子照顾。作为一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当时惟一一位在世的兼而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医务人员，甘扬道已经慢慢被遗忘。
　　在甘扬道的葬礼上，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到场，西班牙和越南大使馆也送来了花圈，但保加利亚只有社会党的地区领导人前来吊唁。关于他的去世，保加利亚大小媒体没有只言片语。此后几天，人们前往他的公寓探望其遗孀的时候，以往意味着特殊地位的电梯已经老旧不堪，即使有小凳子，乘坐上下时也很颠簸，不再舒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