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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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与传统戏曲中的命运悲剧不同,其悲剧性不再围绕伦理道德的失序与重构展开,而采用西方现代戏剧的人格悲剧类型进行创作,聚焦曹操与杨修二人的人格矛盾进行叙事.从宏观层面上,《曹操与杨修》的悲剧源于权势型人格与智能型人格的阶级文化矛盾,但借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人物真正的悲剧根源在于深度的自恋型人格:杨修过度的自体客体移情与曹操的全能自恋型人格互相倾轧,分别外化为对真理的较真和对权威的偏执.缺陷性人格所引导的人物行动同时又带有对于自我价值的极度确信,与黑格尔的悲剧性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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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南京 2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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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与传统戏曲中的命运悲剧不同,其悲剧性不再围绕伦理道德的失序与重构展开,而采用西方现代戏剧的人格悲剧类型进行创作,聚焦曹操与杨修二人的人格矛盾进行叙事.从宏观层面上,《曹操与杨修》的悲剧源于权势型人格与智能型人格的阶级文化矛盾,但借用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人物真正的悲剧根源在于深度的自恋型人格:杨修过度的自体客体移情与曹操的全能自恋型人格互相倾轧,分别外化为对真理的较真和对权威的偏执.缺陷性人格所引导的人物行动同时又带有对于自我价值的极度确信,与黑格尔的悲剧性理论不谋而合,戏曲在细致的人性洞见中呈现出深刻的现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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