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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了这一天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两周前，他刚在重庆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
封面上的宋子文远眺前方，意气风发。“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标题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封面文章称宋子文的出任，“将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带来希望”。
被排斥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整整10年后，宋子文再一次重返政坛。这一次，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兼行政院代院长、外交部长两职，并实际掌控了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
没有人会责怪宋洋溢出来的自信与骄傲。当时的局面是一片乐观——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战终于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还有他不辞辛苦争取来的大量“美援”，其中包括一笔高达5亿美元的长期无息借款——这将为中国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输入充足的“血液”。
宋子文的“万分努力、万分忍耐”，连美国人都被深深打动了——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
“通往胜利的路”确实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孔祥熙刚刚被赶下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被战火摧残，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从1942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大学里，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教员和学生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疟疾和肺结核随处可见。
和这副民生凋敝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普遍的贪污腐化。独立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黑幕的消息，这些故事流言虚虚实实，其中不少有夸张和捕风捉影的成分，但足以令民怨沸腾，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可以承受清贫、“共赴国难”，但不能容忍政府的腐败猖獗到这个地步。
“美元公债丑闻”、“黄金舞弊案”，接二连三地爆出和孔家有涉的丑闻，也令美国非常不满——他们不能忍受对华援助“肥”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相反地，宋子文给英、美的政府高层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宋子文的率直，曾亲口对宋子文说，他很愿意与宋打交道，但是对孔祥熙不敢恭维。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当顾问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也非常信任宋子文的能力，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孔祥熙的财政政策，市场非垮掉不可。
“还是让宋出来吧。”他们对蒋介石说。
两朝“国舅”，两任“财长”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孙中山建立的广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后一个是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两任“财长”，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运，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奇、电影的主角，任人们谈论、猜测、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姐宋庆龄。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出任大元帅，第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新生政权面临种种难题，尤其让孙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征税事宜，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已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感上来说，在宋家兄妹中，他和庆龄最为亲近，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年轻的宋子文此时正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情感。留美归来后，他几度投身实业，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成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郎才女貌，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在看重门第的盛家看来，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算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不过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终于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妻。盛家则悔之不及。
在广州，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起初，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10月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长。1925年，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将他所学的现代西方金融知识一一运用施行，筹建中央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使得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并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拢进他的阵营，在他眼中，宋的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1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庆”号的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国民政府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要求他们服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石早已抢在宋之前，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一夜之间，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但对蒋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是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中，他悲观地感慨：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5月份，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每日只能深居简出，避免社交。
美国记者希恩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要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然而，他的天平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令宋子文不安；更令他不安的，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奉行的劳工政策——北伐时期，农会种种过激的行为；在武汉，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使得工厂大面积停业倒闭，生产停顿，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作为专注经济建设的专业人士，宋子文厌恶暴力，对社会失序有天然的恐惧和反感。他曾对希恩说：“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吓得所有的商人和工厂主都闭店关门，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保持货币流通呢？”
随着宁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宋、蒋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7月上旬，宋子文返汉，给宋庆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称：“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让他心情更为复杂的，是蒋介石对他妹妹的追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宋子文当初如何竭力反对蒋追求宋美龄的故事，几乎闹得兄妹决裂。
政坛元老谭延闿充当了调节这桩家庭矛盾的“和事佬”。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8月，蒋介石迫于党内压力下野，随即东渡日本，全力向宋美龄展开求婚。9月，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上海去日本。临行前，他向新闻界表示：希望“国民党内从前对峙及不兼容之分子”统一起来，“产生团结及有秩序之党和政府”。等10月21日，宋子文携新婚夫人乘“长崎丸”号轮返回上海时，消息灵通的《申报》已放出消息：宋子文来沪，是专为11月的蒋宋婚礼做筹备的。
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办的结婚仪式上，众宾客中，作为女方主婚人的宋子文挽着美丽的新娘，把宋美龄的手交给了蒋介石。在操办这桩轰动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时，宋子文是出了大力的。
再一次，宋子文成了人们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
和蒋的姻亲关系，使得人们对宋子文之后的政治前途做出各种因果推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蒋宋联姻，使得宋子文得到蒋的认同，请他出任南京政府财长一职；另有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正是因为当初对“中美合璧”的反对，使得兄妹交恶，宋子文也始终难以得到蒋的好感。
宋子文研究的权威、复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这一类说法不以为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在当时的政坛上，他们首先都是社会角色。我们也很难想象，假定宋美龄或者宋老夫人拒绝这门亲事，蒋介石会因此而迁怒宋子文，永不起用他来理财。”
“离开了宋子文本人的诸多条件，他决计成不了‘宋子文’，而只会是他的弟弟宋子良，甚至是从未涉足政坛的宋子安。”
1928年1月3日，宋子文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原部长孙科调任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4天后，他在就职通电中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乏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己，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
对宋子文而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如何处理好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难题了。他把自己的个人前程与命运，和蒋介石紧紧绑在了一起。
自由主义的“背叛者”？
“某种主义，是一个X，不是一定的。”
在1930年代一次就经济问题的演讲中，宋子文把“主义”比作“X”，即数学里的变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其他任何新发明的主义，“只要这个国家认为适宜，是可自由选择的，将来也是可以改变的”。
早年留学哈佛时，年轻的宋子文受熏陶和浸润的是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国家政权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和流通。
回国进入政坛后，这位欧美派思想已发生明显的转向。在效力广东革命政权时，他提出在工商实业诸方面，“政府本居主动地位”，对于衰败的实业，政府“任提倡维护之责，谋挽回补救之方”。他提出三种实业类型：商民自办，政府与商民合办，政府创办，究竟如何，则“视事业之性质与资力而定”。
事实上，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的继承人，蒋介石和其南京国民政府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在为南京政府理财的过程中，宋子文也关注着如何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叹服于苏联在20年代末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并将其成功归结为“其最高经济委员会管理及支配全国一切生产力。五年计划之伟大程序，将使苏俄成一完全工业化之国家”。 宋子文认为，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在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证明，在经历大规模的战乱后，中央政府必须对发展经济有统一的规划。1933年，在他的提议下，一个职能类似于苏联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它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是该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出任该委员会的副院长，也是该委员会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
当年春夏，宋子文以财长身份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在4个月的旅行中，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欧美各国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对当时被奉为“政府干预经济”典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非常推崇。之后他得出结论：由国家政权直接统制经济，是卓有成效的途径。
事实上，这也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逐渐风行的经济学派。
8月回国后，他多次公开鼓吹欧美等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在上海各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讲，盛赞罗斯福在解决经济危机恐慌上的举措——“一切事业，私人尽不得任意干涉，而政府则实行干涉主义，资本家不准开除工人，工人亦不得无故罢工。”
这种由政府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主导了宋子文后来的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也是尔后国民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在他的推动下，1933年9月底，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改组后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权力扩大，成为统制经济的最高机构。
1935年起，除了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对农产品统制范围外，由资源委员会实行对重要矿产统制并直接经管重工业；另由“中中交农”四行独享法币发行权、实行金融统制；再经由政府金融机构及所控制的商业行庄，对社会生产流通主要部门进行控制。
一场别无选择的“国进民退”
1935前后，一场普遍的“国进民退”使得宋子文成为强悍的“官僚资本”的代言人。在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在如今各种为民族资本家所作的传记里，他都被描绘成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吞并民族资本的不光彩角色。
二三十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把原本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中国也牵扯进来。为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的“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让美元贬值的政策，并在全球范围高价收购白银。
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使刚刚完成“废两改元”不足两年的中国银本位货币岌岌可危，市场上人心恐慌，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许多银行、中小钱庄停业或倒闭。由于银根紧缩，物价跌落，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银行停业，9家钱庄倒闭；工厂倒闭共达238家；改组有839家。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
金融工商业界一片恐慌，他们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救市”。
1935年3月，宋、孔、蒋三人在汉口密商，决定抓住金融界、实业界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扭转金融恐慌状态的迫切愿望，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强行增持官股至50%，把这两家实力最雄厚、最难驾驭的金融机构收归“国营”。同时，将执掌中国银行18年之久、被誉为“中国金融业之父”的老金融家张嘉璈“逐出”中国银行，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
胳膊拧不过大腿，张嘉璈万般无奈下接过了蒋送过来的“官帽”，出任央行副总裁，后来又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等官职。除张外，吴鼎昌、钱永铭等一批中国早期最杰出、最具有创业精神的银行家们在前途无望后，纷纷进入官僚体系。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有化”，被视作国有资本入侵民营资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然而，公允地说，孔宋蒋三人强推的中国银行“国有化”有其合法性。中银的前身为大清的户部银行，后来又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自其创办之始，就写明“官商各占股份50%”。只是从清末到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大部分股权落在了银行和商股手里，官股所占的比例极少。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利用政府银行的“身份”享受到了很多特权——官款的存、汇业务，代理政府的委托发债等业务，并凭借政府信用承揽了很多生意。这些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现在国家有困难，那当然要你来解围了。
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通过“救市”，入主民营金融业，收购了一批陷入危机的知名民营企业，其中包括广东银行，简氏家族的南洋烟草、荣家的申新公司，扩展到轻工业的各领域： 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历史的真相，远比这幅“官僚资本主义仗势侵吞，民营资本家苦苦挣扎”的哈哈镜要复杂、混沌得多。
以广东银行为例，其原为侨商银行，董事、股东大多为港澳巨商。后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亏损至巨，1935年9月宣告停业。次年，宋子文对其进行改组清理，由其弟宋子安出任董事长，控制人事和业务大权。1936年9月4日，改组后广东银行重新开张。
上海金融界有一个老规矩：行庄新开张，有交情的同行须于当日存入钱款以示相助，庆贺和支持。广东银行重新开张当日，沪上多家银行纷纷送来存款，钱款数字之巨，仍让有心理准备的员工们目瞪口呆。短短数日，广东银行共收入存款1300余万元，其中来自中国银行300万元。后来，中国银行又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上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才由沪行将款还清。
显然，没有宋子文的身份和人脉，广东银行的重振会困难得多；这些商业银行的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了攀附宋子文这棵“大树”。
该指责谁呢？是“目光短浅”的民营资本？是“趁人之危”的国家资本？还是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意志的宋子文呢？
“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宋子文或者中国银行贪婪的问题。”吴景平否认了记者的看法：“我们评判这样的现象，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股东和投资人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市场买卖的问题。这些确实都是很优质的民营企业，当时资金链出了问题，股价大跌，这就是收购它们的良好时机。而在当时，借款是很难的事情。” “我认为，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国民政府的介入是正确的。当时很多钱庄、银行、企业都倒闭，如果处理不好，失业问题、债权和储户问题，就会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矛盾。政府当时是想挽救经济局面，用有效的手段尽快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
内忧外患之中，三四十年代中国并没有实现自由市场的历史条件：经济危机，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广泛的经济危机、二次大战，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主流。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朵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中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的土壤。自从迈入国家机器后，宋子文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短暂的民营工商业繁荣时期已过去，他们从没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流，只是一个短暂音符。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大舅子、妹夫、姐夫——“政治人”的亲情恩怨
对蒋介石来说，用宋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本事大、脾气也很大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没有喜欢过这个脾气暴躁、喜欢“武人干政”的小妹夫。公事公办之外，两家人私下也甚少来往。
和惯常以为的“四大家族”铁板一块相反，在蒋宋二十多年的合作中，充斥着无休止的冲突、争吵与撕扯，以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容忍和妥协的疼痛感。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和蒋宋二人都有长期、深入的交往。他曾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两人的性格都很强，似乎双方都感到难以同对方顺利合作，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哈佛留学多年的宋子文，不仅力图在中国实践西方的财政经济理论，而且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十分向往，这是他热情投入国民革命时所抱有的初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前一直忙于当军需官的宋子文开始倡导“预算问题”。
他一直向往能按欧美“三权分立”原则建立预算制。他曾说：“考各国预算制度，恒经过立法、司法、行政三层程序。由行政机关编制预算，由立法机关决定预算，由审计机关考核预算。”
尽管仍在“训政”期间，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支持下，宋子文还是设法建立了由“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财政部-国民政府主计处”所构成的预算制度，这多少对最高决策层带来某种制约。宋子文试图贯彻一条原则——“非经预算委员会核准，不能支付；非经审计院核准，不能支销。”
金融、实业界也把宋子文视作他们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代言人”。他讲债信、养税源，愿意与企业家们对话，并为他们争取在政府中的话语权。1928年6月，在宋氏主持下的全国经济会议，邀请了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士和经济专家参与。1932年，他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内战的会议，想联合资本家们一起反对蒋介石的政策。1933年，他力图让上海的资本家参与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然而，从1930年起，随着蒋介石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中原大战”、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宋子文所确立的预算主张，和委员长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需求，矛盾日益激化。他平衡预算的努力一再受挫，1929、1932年曾两次以“辞职”来表达不满。
1933年，宋子文成功出访欧美，走上外交舞台。正当个人社会声誉达到顶点之时，突然辞去财长、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令朝野各界一片哗然，成为史学界的一个谜团。
2008年，吴景平和胡佛研究院学者郭岱君整理出版的一批档案，公开了宋子文当时托宋美龄带给蒋的辞职信，内称自己为国尽力，“惟是军费无法应付，复赖发公债度日”，如继续在任，“终必陷政府、陷吾兄、陷自己于不可收拾之状态。”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军费开支增大。南京政府无法按期对内债还本付息，宋子文硬着头皮亲赴上海协商。为“共赴国难”，金融和实业界答应对国民政府各项债券延期展本的主张——延长偿还期，并降低利息率。顺利整理政府债券后，宋子文也以个人名誉信誓旦旦：只要自己在任，“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
1933年日本进犯热河，宋子文再发行爱国债券2000万。因为是以“巩固国防之用”的名义，宋子文依然得到了北平、天津银行界的谅解和支持。
然而，当年8月底，宋子文返国后发现，在他出访欧美期间，政府向各银行的垫借款已达6000万元，中央银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加上蒋介石继续增加军费的要求，宋子文不得不发行总额高达1亿元的关库债券。
这就把宋子文推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再次食言，开口向金融业界、工商界要钱了。为了言行一致，他只有辞职下台。有新闻记者问他是不是因健康关系辞职，他回答说，“本人素少疾病，出国归来，更硕健如牛，此次辞职完全因才力不足”，把自己与蒋的矛盾公开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宋的这次辞职，南京方面惊人地沉默——国民政府没有发电挽留，也没有党政大员公开出面挽劝。他的下野，还让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赢家——除财长、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连宋子文兼任的水利、航空等委员之职，都被孔悉数取代。
宋和大姐夫孔祥熙素来不和。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虽然也曾留学美国，但为人圆滑中庸，和宋子文作风迥异。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蒋介石惟命是听，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蒋介石和孔家关系非常之好。从蒋的日记看，他经常到孔家去吃饭、休息、参加家宴，提到宋蔼龄是一口一个“大姐”，对其子女也关爱有加，提到他们的成长、结婚就满肚子高兴。但他却甚少提起和宋子文一家人之间的走动往来，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有时还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
然而，也有自己主张的孔祥熙接任财长之职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对他不满了，认为财政部还是不听自己的话。1935年，蒋介石干脆自办中国农民银行，直接解决军费问题。结果，连孔祥熙都急了，对蒋提出：农行发出去这么多债，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这种矛盾是超越个性以及个人恩怨的。”吴景平分析说。“在蒋介石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要求不断地突破预算去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打地方实力派、打日本人和剿共。这靠常规的资源途径是满足不了的。在宋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严格控制预算来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 吴景平将之归结为国民党内部体制的问题。蒋介石掌控军队，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期间，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官员们为行政、财务方面的事请示他，都称呼他为“蒋委员长”，或者“委座”，没有人称呼他为“蒋院长”或“蒋主席”的——“这说明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对军队的控制。凭这个，大家都得听他的。”
在长期的摩擦冲突中，心气高傲的宋子文也学着妥协了。1934年，在愤而辞职10年后，两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再起争执。侍卫和秘书先是听到屋内两人激烈的争吵声，接着传出摔杯子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宋子文气呼呼地出来，摔门而去。侍从官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觏之事。”一时震动重庆官场高层，各驻华领馆纷纷向本国密报有关宋“坐冷板凳”的新动向。
在吴国桢的建议下，宋子文最终写了一封悔过书，向蒋介石低头认错。书信里，他自承“咎戾诚多，痛悔何及”，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
这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打动了一直以“克己修身”安身立命之本的蒋介石。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在孔祥熙的寓所接见了已被冷落两月之久的宋子文。当年年末的日记里，他自省道，“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宋子文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随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当时已经避居香港的宋子文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如此说：“当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TV宋也许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甚至反对他；但蒋先生下台后，TV宋却绝对支持他。在TV宋的脑子里，假定中国要反共，即非蒋先生来领导不可。”
一个是“我们的领袖只能是你，虽然你有很多坏脾气，我不得不忍受你”。一个是“我只能用你，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脾气”。
当时的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曾说：“蒋宋没有很好地合作，是中国的悲剧。”“事实上，以二人之嫌隙，能合作到这般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吴景平说。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后，在各种内忧外患下，蒋介石决定再次放下个人芥蒂，请宋子文“出山”。他也接受了宋子文提出来的苛刻条件，要求孔祥熙和自己一道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至此，他把扭转经济局面的大权全然交托到宋子文的掌心里。
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二三十年代已完全不同了。
无力“补天”
通货膨胀问题，还是通货膨胀问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宋子文作报告，把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归结为“物价问题”。对此，他信心满满宣称：“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有端绪……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险性，只须设法能够早些成功。”
宋子文财经金融“新政”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而他手里所掌握的黄金和美国布匹，是解决物价问题的重要武器——通过抛售黄金来回笼一部分法币，以遏制当时已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求得物价稳定。
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社会各界对和平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外汇市场比较稳定，再加上黄金配售，外汇、黄金市场维持了3到4个月的平稳局面，官价和黑市相去不远。
到1946年7月，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物质消耗激增，物价猛涨，而外汇官价依旧，导致“不尽洋货滚滚来”，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此情形下，宋子文仓促变更政策，以出口补助、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方式来改变贸易逆差的状况。这让美国非常不满，指责中国实行倾销，扬言要进行关税“报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将宋之前推行的外汇外贸政策悉数推翻。
外汇政策的变动，给一直在涨的金价造成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抢购黄金。到1947年2月8日和15日，宋子文不得不下令紧急停止暗售和明售黄金。这在已恐慌一片的市场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黄金、美钞的黑市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些物品的涨幅高达200%。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接连几天大米有价无市，不少店家惜售待涨，发生了市民围攻、哄抢米店的群体事件。
这段史上著名的“二月黄金风潮”，标志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乃至整个稳定金融方针破产。他遭到朝野各方猛烈的抨击与指责。随后，中央及上海多个金融调查机构对黄金风潮进行“彻查”。
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这一年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国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共动用40166.3万美元、1763.6万英镑、2787.5万港币。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用掉库存黄金的60％。
此时，被他“挤”走的的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客观地说，宋子文对当时国内经济局势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时，市面就会出现对外汇、黄金的异常需求。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最为要命的是，正当国民经济复苏之际，从194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使得国民政府从常态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军费剧增、国库超支，再加上各项贷款和救济，都逼得国民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予以应对。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一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
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
客观地说，中纺也起过一些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是，它有着所有垄断型大国企的“通病”——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舞弊现象严重。在物价飞涨、公务员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之时，中纺员工享受着“超额利润”：一个底薪为400元的中纺职员，每个月可支取实薪48万，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公务员的待遇。
围绕着中纺公司问题，孙科为首的立法院发起了针对宋子文的严厉质询——他们要求他就中纺的高额利润分配、员工的高薪待遇问题等做出解释。然而，宋子文并没有在1946年6月8日的例会上如期出现。这让立法委员们极为愤慨，继续就宋子文领导下的行政院有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质疑。
对利益和权力分配不满的CC系、政学系也在舆论上发起攻势。从1946年7月开始，CC控制下的《申报》就中央银行对金融、黄金、物价涨跌等方面的管控和影响不断做文章，把矛头指向“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宋子文。
在所有“倒宋”的声音中，最铿锵有力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傅人称“傅大炮”，疾恶如仇、脾气暴烈，是蒋介石所敬重的学界领袖，是“唯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的人”。1938年，正是在他在国民财政大会上坚持不懈地弹劾、调查和炮轰下，把孔祥熙赶下了台。期间，连蒋介石亲自出面为孔说情，他都没有买过账。
傅斯年的系列“倒宋”檄文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为首篇，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官商不分的“公域”，到“行事做派”、身上的“中国文化”的私域，甚至列举到请客、夹菜种种“不敬”的细碎往事，对宋的“最荒谬之点”进行攻击。总之，为了“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随后又提出必须铲除孔宋的“豪门资本”，建议国民政府征用两家财产。
以傅斯年的社会威望、文章的犀利痛快，一时间在京沪官场、工商界和知识界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在媒体舆论、立法院、参政院的一片炮轰猛击下，宋子文“走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47年3月1日立法院临时会议上，宋子文做报告时情绪激动： 从担当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政策上可能有失误，但“在良心方面，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谈到某报指控他所行的各种政策都是买办行径，他以讥诮的口吻反问道：那我过去所行的关税自主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否也是买办行为呢？
随后，他称自己的辞职已获批准，拒绝答复各立法委员所提的各项质询，“连经济都办不好，哪有余力弄政治”。《申报》记者记录下了他退出会场的神情——“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等车厢，面部疲惫之态，若大病初愈。”
有心炼石，无力补天。事到如今，他成为朝野各方发泄对现状种种不满的对象。连一直与他有嫌隙的妹妹宋美龄也对司徒雷登感慨道：“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下台后，蒋介石请出了老金融家张嘉璈任中央银行行长，实际负责财政金融政策。他抛弃了宋的一切政策，采取了严格的外汇限额分配办法，停止抛售黄金，但是由此不得不发行更多的法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速度更快。以后，他又希望借助发行美金库券、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和房金融管理。终究，还是无法挽回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崩溃。
寓公生涯
下台不久，1947年，宋子文被委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在主持粤政时期，他提出一个“救市”方案——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机构，由实业、金融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为挽救局势采取行动。
除了广揽李济琛等当地实力人物，他在广东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实业。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广东省内的工业比抗战胜利初期有很大的发展。
宋子文希图通过重建广东，使之成为国民党抵御中共的一个堡垒。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的新起点将是广东，历史上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的，并逐步推广到附近省份。
然而，他又一次无力“补天”了。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土崩瓦解。1949年1月，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在之后避居香港的几个月里，他和被迫再次下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当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说明，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进行谴责。28日，宋子文被中共列为“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上第二位，在蒋介石之后。
6月，宋子文飞离香港，经曼谷、巴黎抵达美国，从此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的寓所。他每日深居简出，偶尔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旧相聚，打牌消磨时光。再未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何职务。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长期滞留美国不归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
遭受重大挫败的蒋介石失望于国民党内部党、政、军干部的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决定在一个“单纯环境”里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他基本弃用了大陆时期的党政军大员。
1958年12月，宋子文罕见地在香港逗留了二十来日。敏感的香港媒体刊登出关于他将重返政治舞台的猜测。他随后举办了面向新闻界的西餐招待会，宣称自己只是为了看朋友、度圣诞，“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太久了，不准备搞了。”据在场者描述，他显得“苍老、瘦削，头发已半白”，同当年那位神采飞扬、气势逼人的“T.V.Song”相比，判若两人。
晚年的宋子文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大女儿琼颐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讲以前的事，也不和他们讨论政务要事，“我们都能理解他，尽量不给他添加麻烦，我们也不想多问。”
1971年4月25日晚7时，宋子文在一位朋友家进晚宴，一块食物进了气管，忽然摔倒，当场停止了呼吸，终年77岁。
此时，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的协商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这是加快中美建交进程的天赐良机，他随后向宋家三姐妹发出赴纽约参加葬礼的邀请。彼时，宋庆龄在北京，担任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宋美龄在台湾，还是“总统”夫人；宋蔼龄已定居美国。
大陆方面回复美方说宋庆龄将接受邀请，但因中美尚未建交，赴美的事，要看能否包到飞机；宋美龄也同意来美，并很快飞到夏威夷，计划随后前往纽约；宋蔼龄也决定参加葬礼。
蒋介石得知宋庆龄将赴美后，立即给停留在夏威夷的宋美龄拍发急电，指示“勿入中共统战圈套”。宋美龄于是滞留夏威夷。随后，宋家也接到宋蔼龄临时取消出席葬礼的电话。
错愕中的尼克松不知该如何是好，命人电告蒋，声称：宋子文的葬礼是宋家自己的私事，与大陆和中共都没有关系，希望宋美龄能应邀出席葬礼。但，宋美龄仍无登机的动向。
就在葬礼前一天，大陆方面也给美方来电，称：由于租不到包机，宋庆龄无法赴美。尼克松赶紧通知霭龄和美龄。但是，宋美龄在与蒋介石商议后，觉得此事仍有政治圈套的可能。而宋蔼龄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举行葬礼的当天上午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为了等候宋家最后一位可能前来的亲属，宋子文的葬礼改在下午举行。直到最后一刻，宋家三姐妹的身影也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分歧，使得这个显赫的家族依然承受着亲情撕扯的苦痛。
最终，除了宋妻张乐怡和他们的子女，出席葬礼的家庭成员只有二弟宋子良。
（本文参考书目：《剑桥中华民国史》；吴景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孔祥熙其人其事》；《胡适日记》。
鸣谢吴景平教授和复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特别鸣谢宋曹琍璇女士。）
封面上的宋子文远眺前方，意气风发。“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在“中国的宋子文”标题下面，《时代》用了这样一个小标题。封面文章称宋子文的出任，“将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带来希望”。
被排斥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整整10年后，宋子文再一次重返政坛。这一次，他到达了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身兼行政院代院长、外交部长两职，并实际掌控了财政、金融和经济大权。
没有人会责怪宋洋溢出来的自信与骄傲。当时的局面是一片乐观——经过8年浴血奋战，抗战终于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还有他不辞辛苦争取来的大量“美援”，其中包括一笔高达5亿美元的长期无息借款——这将为中国战后的恢复和重建输入充足的“血液”。
宋子文的“万分努力、万分忍耐”，连美国人都被深深打动了——称他是“那个时代最不知难堪、不怕疲倦的游说家”。
“通往胜利的路”确实在峭壁之上——他的大姐夫、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孔祥熙刚刚被赶下台，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经济被战火摧残，物价上涨如脱缰野马。据《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数据：从1942年到1944年，物价每年上涨约237%；1945年仅1月到8月，价格就上涨了251%。在大学里，营养不良成为普遍现象，教员和学生都生活在“饿死的边缘”，疟疾和肺结核随处可见。
和这副民生凋敝的场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普遍的贪污腐化。独立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黑幕的消息，这些故事流言虚虚实实，其中不少有夸张和捕风捉影的成分，但足以令民怨沸腾，尤其是知识分子们，他们可以承受清贫、“共赴国难”，但不能容忍政府的腐败猖獗到这个地步。
“美元公债丑闻”、“黄金舞弊案”，接二连三地爆出和孔家有涉的丑闻，也令美国非常不满——他们不能忍受对华援助“肥”了中国贪官的腰包。
相反地，宋子文给英、美的政府高层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总统罗斯福欣赏宋子文的率直，曾亲口对宋子文说，他很愿意与宋打交道，但是对孔祥熙不敢恭维。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当顾问的英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滋罗斯也非常信任宋子文的能力，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执行孔祥熙的财政政策，市场非垮掉不可。
“还是让宋出来吧。”他们对蒋介石说。
两朝“国舅”，两任“财长”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孙中山建立的广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后一个是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两任“财长”，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运，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奇、电影的主角，任人们谈论、猜测、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姐宋庆龄。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出任大元帅，第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新生政权面临种种难题，尤其让孙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征税事宜，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已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感上来说，在宋家兄妹中，他和庆龄最为亲近，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年轻的宋子文此时正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情感。留美归来后，他几度投身实业，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成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郎才女貌，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在看重门第的盛家看来，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算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不过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终于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妻。盛家则悔之不及。
在广州，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起初，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10月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长。1925年，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将他所学的现代西方金融知识一一运用施行，筹建中央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使得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并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拢进他的阵营，在他眼中，宋的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1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庆”号的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国民政府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要求他们服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石早已抢在宋之前，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一夜之间，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但对蒋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是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中，他悲观地感慨：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5月份，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每日只能深居简出，避免社交。
美国记者希恩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要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然而，他的天平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令宋子文不安；更令他不安的，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奉行的劳工政策——北伐时期，农会种种过激的行为；在武汉，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使得工厂大面积停业倒闭，生产停顿，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作为专注经济建设的专业人士，宋子文厌恶暴力，对社会失序有天然的恐惧和反感。他曾对希恩说：“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吓得所有的商人和工厂主都闭店关门，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保持货币流通呢？”
随着宁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宋、蒋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7月上旬，宋子文返汉，给宋庆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称：“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让他心情更为复杂的，是蒋介石对他妹妹的追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宋子文当初如何竭力反对蒋追求宋美龄的故事，几乎闹得兄妹决裂。
政坛元老谭延闿充当了调节这桩家庭矛盾的“和事佬”。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8月，蒋介石迫于党内压力下野，随即东渡日本，全力向宋美龄展开求婚。9月，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上海去日本。临行前，他向新闻界表示：希望“国民党内从前对峙及不兼容之分子”统一起来，“产生团结及有秩序之党和政府”。等10月21日，宋子文携新婚夫人乘“长崎丸”号轮返回上海时，消息灵通的《申报》已放出消息：宋子文来沪，是专为11月的蒋宋婚礼做筹备的。
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办的结婚仪式上，众宾客中，作为女方主婚人的宋子文挽着美丽的新娘，把宋美龄的手交给了蒋介石。在操办这桩轰动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时，宋子文是出了大力的。
再一次，宋子文成了人们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
和蒋的姻亲关系，使得人们对宋子文之后的政治前途做出各种因果推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蒋宋联姻，使得宋子文得到蒋的认同，请他出任南京政府财长一职；另有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正是因为当初对“中美合璧”的反对，使得兄妹交恶，宋子文也始终难以得到蒋的好感。
宋子文研究的权威、复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这一类说法不以为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在当时的政坛上，他们首先都是社会角色。我们也很难想象，假定宋美龄或者宋老夫人拒绝这门亲事，蒋介石会因此而迁怒宋子文，永不起用他来理财。”
“离开了宋子文本人的诸多条件，他决计成不了‘宋子文’，而只会是他的弟弟宋子良，甚至是从未涉足政坛的宋子安。”
1928年1月3日，宋子文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原部长孙科调任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4天后，他在就职通电中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乏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己，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
对宋子文而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如何处理好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难题了。他把自己的个人前程与命运，和蒋介石紧紧绑在了一起。
自由主义的“背叛者”？
“某种主义，是一个X，不是一定的。”
在1930年代一次就经济问题的演讲中，宋子文把“主义”比作“X”，即数学里的变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其他任何新发明的主义，“只要这个国家认为适宜，是可自由选择的，将来也是可以改变的”。
早年留学哈佛时，年轻的宋子文受熏陶和浸润的是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国家政权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和流通。
回国进入政坛后，这位欧美派思想已发生明显的转向。在效力广东革命政权时，他提出在工商实业诸方面，“政府本居主动地位”，对于衰败的实业，政府“任提倡维护之责，谋挽回补救之方”。他提出三种实业类型：商民自办，政府与商民合办，政府创办，究竟如何，则“视事业之性质与资力而定”。
事实上，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的继承人，蒋介石和其南京国民政府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在为南京政府理财的过程中，宋子文也关注着如何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叹服于苏联在20年代末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并将其成功归结为“其最高经济委员会管理及支配全国一切生产力。五年计划之伟大程序，将使苏俄成一完全工业化之国家”。 宋子文认为，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在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证明，在经历大规模的战乱后，中央政府必须对发展经济有统一的规划。1933年，在他的提议下，一个职能类似于苏联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它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是该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出任该委员会的副院长，也是该委员会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
当年春夏，宋子文以财长身份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在4个月的旅行中，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欧美各国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对当时被奉为“政府干预经济”典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非常推崇。之后他得出结论：由国家政权直接统制经济，是卓有成效的途径。
事实上，这也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逐渐风行的经济学派。
8月回国后，他多次公开鼓吹欧美等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在上海各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讲，盛赞罗斯福在解决经济危机恐慌上的举措——“一切事业，私人尽不得任意干涉，而政府则实行干涉主义，资本家不准开除工人，工人亦不得无故罢工。”
这种由政府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主导了宋子文后来的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也是尔后国民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在他的推动下，1933年9月底，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改组后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权力扩大，成为统制经济的最高机构。
1935年起，除了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对农产品统制范围外，由资源委员会实行对重要矿产统制并直接经管重工业；另由“中中交农”四行独享法币发行权、实行金融统制；再经由政府金融机构及所控制的商业行庄，对社会生产流通主要部门进行控制。
一场别无选择的“国进民退”
1935前后，一场普遍的“国进民退”使得宋子文成为强悍的“官僚资本”的代言人。在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在如今各种为民族资本家所作的传记里，他都被描绘成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吞并民族资本的不光彩角色。
二三十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把原本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中国也牵扯进来。为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的“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让美元贬值的政策，并在全球范围高价收购白银。
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使刚刚完成“废两改元”不足两年的中国银本位货币岌岌可危，市场上人心恐慌，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许多银行、中小钱庄停业或倒闭。由于银根紧缩，物价跌落，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银行停业，9家钱庄倒闭；工厂倒闭共达238家；改组有839家。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
金融工商业界一片恐慌，他们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救市”。
1935年3月，宋、孔、蒋三人在汉口密商，决定抓住金融界、实业界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扭转金融恐慌状态的迫切愿望，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强行增持官股至50%，把这两家实力最雄厚、最难驾驭的金融机构收归“国营”。同时，将执掌中国银行18年之久、被誉为“中国金融业之父”的老金融家张嘉璈“逐出”中国银行，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
胳膊拧不过大腿，张嘉璈万般无奈下接过了蒋送过来的“官帽”，出任央行副总裁，后来又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等官职。除张外，吴鼎昌、钱永铭等一批中国早期最杰出、最具有创业精神的银行家们在前途无望后，纷纷进入官僚体系。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有化”，被视作国有资本入侵民营资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然而，公允地说，孔宋蒋三人强推的中国银行“国有化”有其合法性。中银的前身为大清的户部银行，后来又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自其创办之始，就写明“官商各占股份50%”。只是从清末到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大部分股权落在了银行和商股手里，官股所占的比例极少。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利用政府银行的“身份”享受到了很多特权——官款的存、汇业务，代理政府的委托发债等业务，并凭借政府信用承揽了很多生意。这些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现在国家有困难，那当然要你来解围了。
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通过“救市”，入主民营金融业，收购了一批陷入危机的知名民营企业，其中包括广东银行，简氏家族的南洋烟草、荣家的申新公司，扩展到轻工业的各领域： 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历史的真相，远比这幅“官僚资本主义仗势侵吞，民营资本家苦苦挣扎”的哈哈镜要复杂、混沌得多。
以广东银行为例，其原为侨商银行，董事、股东大多为港澳巨商。后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亏损至巨，1935年9月宣告停业。次年，宋子文对其进行改组清理，由其弟宋子安出任董事长，控制人事和业务大权。1936年9月4日，改组后广东银行重新开张。
上海金融界有一个老规矩：行庄新开张，有交情的同行须于当日存入钱款以示相助，庆贺和支持。广东银行重新开张当日，沪上多家银行纷纷送来存款，钱款数字之巨，仍让有心理准备的员工们目瞪口呆。短短数日，广东银行共收入存款1300余万元，其中来自中国银行300万元。后来，中国银行又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上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才由沪行将款还清。
显然，没有宋子文的身份和人脉，广东银行的重振会困难得多；这些商业银行的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了攀附宋子文这棵“大树”。
该指责谁呢？是“目光短浅”的民营资本？是“趁人之危”的国家资本？还是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意志的宋子文呢？
“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宋子文或者中国银行贪婪的问题。”吴景平否认了记者的看法：“我们评判这样的现象，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股东和投资人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市场买卖的问题。这些确实都是很优质的民营企业，当时资金链出了问题，股价大跌，这就是收购它们的良好时机。而在当时，借款是很难的事情。” “我认为，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国民政府的介入是正确的。当时很多钱庄、银行、企业都倒闭，如果处理不好，失业问题、债权和储户问题，就会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矛盾。政府当时是想挽救经济局面，用有效的手段尽快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
内忧外患之中，三四十年代中国并没有实现自由市场的历史条件：经济危机，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广泛的经济危机、二次大战，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主流。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朵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中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的土壤。自从迈入国家机器后，宋子文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短暂的民营工商业繁荣时期已过去，他们从没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流，只是一个短暂音符。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大舅子、妹夫、姐夫——“政治人”的亲情恩怨
对蒋介石来说，用宋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本事大、脾气也很大的大舅子。宋子文也没有喜欢过这个脾气暴躁、喜欢“武人干政”的小妹夫。公事公办之外，两家人私下也甚少来往。
和惯常以为的“四大家族”铁板一块相反，在蒋宋二十多年的合作中，充斥着无休止的冲突、争吵与撕扯，以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彼此容忍和妥协的疼痛感。
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和蒋宋二人都有长期、深入的交往。他曾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排斥的力量，两人的性格都很强，似乎双方都感到难以同对方顺利合作，彼此之间的分歧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哈佛留学多年的宋子文，不仅力图在中国实践西方的财政经济理论，而且对西方的民主政体十分向往，这是他热情投入国民革命时所抱有的初衷。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之前一直忙于当军需官的宋子文开始倡导“预算问题”。
他一直向往能按欧美“三权分立”原则建立预算制。他曾说：“考各国预算制度，恒经过立法、司法、行政三层程序。由行政机关编制预算，由立法机关决定预算，由审计机关考核预算。”
尽管仍在“训政”期间，在国民党当局内部的支持下，宋子文还是设法建立了由“立法院-监察院审计部-财政部-国民政府主计处”所构成的预算制度，这多少对最高决策层带来某种制约。宋子文试图贯彻一条原则——“非经预算委员会核准，不能支付；非经审计院核准，不能支销。”
金融、实业界也把宋子文视作他们在国民政府内部的主要“代言人”。他讲债信、养税源，愿意与企业家们对话，并为他们争取在政府中的话语权。1928年6月，在宋氏主持下的全国经济会议，邀请了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士和经济专家参与。1932年，他在上海总会组织了一次反内战的会议，想联合资本家们一起反对蒋介石的政策。1933年，他力图让上海的资本家参与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
然而，从1930年起，随着蒋介石打击地方实力派的“中原大战”、对中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宋子文所确立的预算主张，和委员长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需求，矛盾日益激化。他平衡预算的努力一再受挫，1929、1932年曾两次以“辞职”来表达不满。
1933年，宋子文成功出访欧美，走上外交舞台。正当个人社会声誉达到顶点之时，突然辞去财长、央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令朝野各界一片哗然，成为史学界的一个谜团。
2008年，吴景平和胡佛研究院学者郭岱君整理出版的一批档案，公开了宋子文当时托宋美龄带给蒋的辞职信，内称自己为国尽力，“惟是军费无法应付，复赖发公债度日”，如继续在任，“终必陷政府、陷吾兄、陷自己于不可收拾之状态。”
1932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军费开支增大。南京政府无法按期对内债还本付息，宋子文硬着头皮亲赴上海协商。为“共赴国难”，金融和实业界答应对国民政府各项债券延期展本的主张——延长偿还期，并降低利息率。顺利整理政府债券后，宋子文也以个人名誉信誓旦旦：只要自己在任，“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
1933年日本进犯热河，宋子文再发行爱国债券2000万。因为是以“巩固国防之用”的名义，宋子文依然得到了北平、天津银行界的谅解和支持。
然而，当年8月底，宋子文返国后发现，在他出访欧美期间，政府向各银行的垫借款已达6000万元，中央银行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加上蒋介石继续增加军费的要求，宋子文不得不发行总额高达1亿元的关库债券。
这就把宋子文推到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再次食言，开口向金融业界、工商界要钱了。为了言行一致，他只有辞职下台。有新闻记者问他是不是因健康关系辞职，他回答说，“本人素少疾病，出国归来，更硕健如牛，此次辞职完全因才力不足”，把自己与蒋的矛盾公开化，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宋的这次辞职，南京方面惊人地沉默——国民政府没有发电挽留，也没有党政大员公开出面挽劝。他的下野，还让孔祥熙成了最大的赢家——除财长、行政院副院长之职，连宋子文兼任的水利、航空等委员之职，都被孔悉数取代。
宋和大姐夫孔祥熙素来不和。人称“哈哈孔”的孔祥熙虽然也曾留学美国，但为人圆滑中庸，和宋子文作风迥异。他在很多问题上对蒋介石惟命是听，哪怕只是表面上的。
蒋介石和孔家关系非常之好。从蒋的日记看，他经常到孔家去吃饭、休息、参加家宴，提到宋蔼龄是一口一个“大姐”，对其子女也关爱有加，提到他们的成长、结婚就满肚子高兴。但他却甚少提起和宋子文一家人之间的走动往来，一付“公事公办”的态度，有时还在日记里大骂宋子文。
然而，也有自己主张的孔祥熙接任财长之职不久，蒋介石也开始对他不满了，认为财政部还是不听自己的话。1935年，蒋介石干脆自办中国农民银行，直接解决军费问题。结果，连孔祥熙都急了，对蒋提出：农行发出去这么多债，是不符合规定的。
“所以，这种矛盾是超越个性以及个人恩怨的。”吴景平分析说。“在蒋介石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要求不断地突破预算去实现‘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打地方实力派、打日本人和剿共。这靠常规的资源途径是满足不了的。在宋的位子上，决定了他必须严格控制预算来维护经济的正常运转。” 吴景平将之归结为国民党内部体制的问题。蒋介石掌控军队，一直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抗战期间，兼任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主席。然而，官员们为行政、财务方面的事请示他，都称呼他为“蒋委员长”，或者“委座”，没有人称呼他为“蒋院长”或“蒋主席”的——“这说明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对军队的控制。凭这个，大家都得听他的。”
在长期的摩擦冲突中，心气高傲的宋子文也学着妥协了。1934年，在愤而辞职10年后，两人在“史迪威”事件上再起争执。侍卫和秘书先是听到屋内两人激烈的争吵声，接着传出摔杯子的声音，紧接着看到宋子文气呼呼地出来，摔门而去。侍从官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委座摔破饭碗，大怒不已，近年来罕觏之事。”一时震动重庆官场高层，各驻华领馆纷纷向本国密报有关宋“坐冷板凳”的新动向。
在吴国桢的建议下，宋子文最终写了一封悔过书，向蒋介石低头认错。书信里，他自承“咎戾诚多，痛悔何及”，阐述与蒋的关系“在义虽为僚属，而恩实逾骨肉，“平日所以兢兢自励者，惟知效忠钧座，以求在革命大业中，略尽涓埃之报”。
这封情深意切的悔过信打动了一直以“克己修身”安身立命之本的蒋介石。圣诞节前夕，他终于在孔祥熙的寓所接见了已被冷落两月之久的宋子文。当年年末的日记里，他自省道，“暴戾傲慢之气，仍未能减除”，对宋子文等“各种行态，尤为粗暴失态”，“虽子文、辞修之骄横跋扈，自应斥责……乃不责己而责人，是为本年最大之羞惭。”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随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当时已经避居香港的宋子文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如此说：“当蒋先生在台上的时候，TV宋也许有许多地方不能同意，甚至反对他；但蒋先生下台后，TV宋却绝对支持他。在TV宋的脑子里，假定中国要反共，即非蒋先生来领导不可。”
一个是“我们的领袖只能是你，虽然你有很多坏脾气，我不得不忍受你”。一个是“我只能用你，但说实话，我不喜欢你这脾气”。
当时的财政部美国顾问杨格曾说：“蒋宋没有很好地合作，是中国的悲剧。”“事实上，以二人之嫌隙，能合作到这般地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吴景平说。
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后，在各种内忧外患下，蒋介石决定再次放下个人芥蒂，请宋子文“出山”。他也接受了宋子文提出来的苛刻条件，要求孔祥熙和自己一道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之职。至此，他把扭转经济局面的大权全然交托到宋子文的掌心里。
但此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二三十年代已完全不同了。
无力“补天”
通货膨胀问题，还是通货膨胀问题。
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上，宋子文作报告，把当前“最困难的问题”归结为“物价问题”。对此，他信心满满宣称：“本人敢说，抑制物价的武器已经在握，对于解决目前经济的方案，已经有端绪……此后经济上已经没有危险性，只须设法能够早些成功。”
宋子文财经金融“新政”的核心内容是——金融市场化和外汇市场化：通过开放金融市场，稳定币值，重建统一的经济体系，恢复经济活力。而他手里所掌握的黄金和美国布匹，是解决物价问题的重要武器——通过抛售黄金来回笼一部分法币，以遏制当时已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求得物价稳定。
外汇市场开放之初，国共两党正在和谈，社会各界对和平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外汇市场比较稳定，再加上黄金配售，外汇、黄金市场维持了3到4个月的平稳局面，官价和黑市相去不远。
到1946年7月，随着马歇尔调停的失败，大规模的内战爆发，物质消耗激增，物价猛涨，而外汇官价依旧，导致“不尽洋货滚滚来”，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此情形下，宋子文仓促变更政策，以出口补助、对进口商品征收附加税的方式来改变贸易逆差的状况。这让美国非常不满，指责中国实行倾销，扬言要进行关税“报复”。最后，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主持召开国防最高委员会会议，通过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将宋之前推行的外汇外贸政策悉数推翻。
外汇政策的变动，给一直在涨的金价造成连锁反应——人们开始抢购黄金。到1947年2月8日和15日，宋子文不得不下令紧急停止暗售和明售黄金。这在已恐慌一片的市场上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黄金、美钞的黑市价格失控狂涨，法币猛跌。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上涨80%，有些物品的涨幅高达200%。在上海和其他几个城市，接连几天大米有价无市，不少店家惜售待涨，发生了市民围攻、哄抢米店的群体事件。
这段史上著名的“二月黄金风潮”，标志着宋子文的黄金政策乃至整个稳定金融方针破产。他遭到朝野各方猛烈的抨击与指责。随后，中央及上海多个金融调查机构对黄金风潮进行“彻查”。
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这一年间，由于宋子文推行的金融开放政策，国民政府耗去大量的外汇和黄金储备，共动用40166.3万美元、1763.6万英镑、2787.5万港币。央行共抛售黄金353万两，用掉库存黄金的60％。
此时，被他“挤”走的的孔祥熙幸灾乐祸地对旧友说：“都说我败家败国，我在抗战时期做了7年的财政部长，给宋子文留下了9亿美金和6000万两黄金，现在全叫宋子文弄光了。”
客观地说，宋子文对当时国内经济局势的判断是没有错的，但是，当通货膨胀完全失控，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产生怀疑时，市面就会出现对外汇、黄金的异常需求。政府必然会捉襟见肘、无法应付。
最为要命的是，正当国民经济复苏之际，从1946年下半年大规模的内战爆发，使得国民政府从常态体制转向战时体制。军费剧增、国库超支，再加上各项贷款和救济，都逼得国民政府只能开动印钞机予以应对。1946年初，法币月增发一千多亿，而到1947年4月，月增发额已超过1万亿。
通胀“源头”的洪水滚滚而来，所有遏制物价上涨的方案都无济于事。纵使宋子文有三头六臂，也无力回天了。
宋子文的“独断”做派，也让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非常不满。抗战胜利后，宋子文大权独揽了整个敌伪产业和物资的接受处理大权，全力扶植他控制下的资源委员会和中纺公司，并一切政策明显倾向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不让CC系、政学系有染指的可能。 他极力扶植大国企“与民争利”的产业政策，也使曾对他抱有期望的工商实业界失望。抗战胜利之初，正值纺织业的黄金时期，荣氏家族、裕达华纺织公司等曾以同业公会的名义，请求政府将敌伪纱厂之纱锭设备分配赔偿给各民营厂商。宋子文发表书面讲话，直截了当地表示：与其让少数私家富豪购入敌伪纱厂而经营发财，还不如让国家来赚这个钱。
这不过是宋氏“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更迫切的是，他需要为国民政府战后的财政困难找到资金来源——当时，纺织业的行业利润高达100%以上。
中纺公司借助各个重要环节的特殊待遇很快占据了垄断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族工商业资本的普遍凋敝：在成都，工业企业1946年上半年便倒闭了三分之二，收复区的民营工厂大部分濒临破产；1946年6月至10月，上海工厂倒闭了1600余家，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1/4。
客观地说，中纺也起过一些平抑物价的作用。但是，它有着所有垄断型大国企的“通病”——效率低下、管理混乱、舞弊现象严重。在物价飞涨、公务员普遍生活水平下降之时，中纺员工享受着“超额利润”：一个底薪为400元的中纺职员，每个月可支取实薪48万，远远高于其他单位公务员的待遇。
围绕着中纺公司问题，孙科为首的立法院发起了针对宋子文的严厉质询——他们要求他就中纺的高额利润分配、员工的高薪待遇问题等做出解释。然而，宋子文并没有在1946年6月8日的例会上如期出现。这让立法委员们极为愤慨，继续就宋子文领导下的行政院有关政策进行全面的质疑。
对利益和权力分配不满的CC系、政学系也在舆论上发起攻势。从1946年7月开始，CC控制下的《申报》就中央银行对金融、黄金、物价涨跌等方面的管控和影响不断做文章，把矛头指向“财政和金融当局”的实际把控人——宋子文。
在所有“倒宋”的声音中，最铿锵有力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傅人称“傅大炮”，疾恶如仇、脾气暴烈，是蒋介石所敬重的学界领袖，是“唯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的人”。1938年，正是在他在国民财政大会上坚持不懈地弹劾、调查和炮轰下，把孔祥熙赶下了台。期间，连蒋介石亲自出面为孔说情，他都没有买过账。
傅斯年的系列“倒宋”檄文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为首篇，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官商不分的“公域”，到“行事做派”、身上的“中国文化”的私域，甚至列举到请客、夹菜种种“不敬”的细碎往事，对宋的“最荒谬之点”进行攻击。总之，为了“中国将来之命运”，“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随后又提出必须铲除孔宋的“豪门资本”，建议国民政府征用两家财产。
以傅斯年的社会威望、文章的犀利痛快，一时间在京沪官场、工商界和知识界引起轰动，广为流传。在媒体舆论、立法院、参政院的一片炮轰猛击下，宋子文“走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1947年3月1日立法院临时会议上，宋子文做报告时情绪激动： 从担当职务以来，一切尽心力而为，政策上可能有失误，但“在良心方面，觉得绝对对得起国家民族”。谈到某报指控他所行的各种政策都是买办行径，他以讥诮的口吻反问道：那我过去所行的关税自主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否也是买办行为呢？
随后，他称自己的辞职已获批准，拒绝答复各立法委员所提的各项质询，“连经济都办不好，哪有余力弄政治”。《申报》记者记录下了他退出会场的神情——“步履艰迟，由左右扶等车厢，面部疲惫之态，若大病初愈。”
有心炼石，无力补天。事到如今，他成为朝野各方发泄对现状种种不满的对象。连一直与他有嫌隙的妹妹宋美龄也对司徒雷登感慨道：“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下台后，蒋介石请出了老金融家张嘉璈任中央银行行长，实际负责财政金融政策。他抛弃了宋的一切政策，采取了严格的外汇限额分配办法，停止抛售黄金，但是由此不得不发行更多的法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物价上涨速度更快。以后，他又希望借助发行美金库券、公债，实施新外汇贸易和房金融管理。终究，还是无法挽回财政金融和经济的崩溃。
寓公生涯
下台不久，1947年，宋子文被委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在主持粤政时期，他提出一个“救市”方案——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机构，由实业、金融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为挽救局势采取行动。
除了广揽李济琛等当地实力人物，他在广东整理财政金融、恢复发展实业。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广东省内的工业比抗战胜利初期有很大的发展。
宋子文希图通过重建广东，使之成为国民党抵御中共的一个堡垒。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他的新起点将是广东，历史上革命通常是从那里开始的，并逐步推广到附近省份。
然而，他又一次无力“补天”了。在辽沈战役中，国军土崩瓦解。1949年1月，意识到大势已去的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在之后避居香港的几个月里，他和被迫再次下野、避居奉化溪口老家的蒋介石保持着密切联系，继续为“中华民国”的存亡、抵御中共进一步的进攻奔波劳苦、出谋划策。
当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说明，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进行谴责。28日，宋子文被中共列为“必须立即动手逮捕”的“最主要的”内战罪犯名单上第二位，在蒋介石之后。
6月，宋子文飞离香港，经曼谷、巴黎抵达美国，从此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纽约的寓所。他每日深居简出，偶尔与大陆时代的几个故旧相聚，打牌消磨时光。再未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任何职务。1953年，在蒋介石批准的开除国民党党籍名单上，长期滞留美国不归的孔祥熙与宋子文分列前两名。
遭受重大挫败的蒋介石失望于国民党内部党、政、军干部的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决定在一个“单纯环境”里进行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他基本弃用了大陆时期的党政军大员。
1958年12月，宋子文罕见地在香港逗留了二十来日。敏感的香港媒体刊登出关于他将重返政治舞台的猜测。他随后举办了面向新闻界的西餐招待会，宣称自己只是为了看朋友、度圣诞，“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太久了，不准备搞了。”据在场者描述，他显得“苍老、瘦削，头发已半白”，同当年那位神采飞扬、气势逼人的“T.V.Song”相比，判若两人。
晚年的宋子文以含饴弄孙为乐。在大女儿琼颐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讲以前的事，也不和他们讨论政务要事，“我们都能理解他，尽量不给他添加麻烦，我们也不想多问。”
1971年4月25日晚7时，宋子文在一位朋友家进晚宴，一块食物进了气管，忽然摔倒，当场停止了呼吸，终年77岁。
此时，基辛格秘密访华事宜的协商谈判正在进行中。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这是加快中美建交进程的天赐良机，他随后向宋家三姐妹发出赴纽约参加葬礼的邀请。彼时，宋庆龄在北京，担任新中国国家副主席；宋美龄在台湾，还是“总统”夫人；宋蔼龄已定居美国。
大陆方面回复美方说宋庆龄将接受邀请，但因中美尚未建交，赴美的事，要看能否包到飞机；宋美龄也同意来美，并很快飞到夏威夷，计划随后前往纽约；宋蔼龄也决定参加葬礼。
蒋介石得知宋庆龄将赴美后，立即给停留在夏威夷的宋美龄拍发急电，指示“勿入中共统战圈套”。宋美龄于是滞留夏威夷。随后，宋家也接到宋蔼龄临时取消出席葬礼的电话。
错愕中的尼克松不知该如何是好，命人电告蒋，声称：宋子文的葬礼是宋家自己的私事，与大陆和中共都没有关系，希望宋美龄能应邀出席葬礼。但，宋美龄仍无登机的动向。
就在葬礼前一天，大陆方面也给美方来电，称：由于租不到包机，宋庆龄无法赴美。尼克松赶紧通知霭龄和美龄。但是，宋美龄在与蒋介石商议后，觉得此事仍有政治圈套的可能。而宋蔼龄一直犹豫不决，直到举行葬礼的当天上午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
为了等候宋家最后一位可能前来的亲属，宋子文的葬礼改在下午举行。直到最后一刻，宋家三姐妹的身影也没有出现。政治上的分歧，使得这个显赫的家族依然承受着亲情撕扯的苦痛。
最终，除了宋妻张乐怡和他们的子女，出席葬礼的家庭成员只有二弟宋子良。
（本文参考书目：《剑桥中华民国史》；吴景平《宋子文思想研究》、《宋子文评传》、《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吴景平、郭岱君《宋子文和他的时代》；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孔祥熙其人其事》；《胡适日记》。
鸣谢吴景平教授和复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特别鸣谢宋曹琍璇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