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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
采访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
熊：薛先生，我知道您参与过《一九五六——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能不能请您从自身经历出发谈一谈“12年规划”的制订过程以及实施情况?
薛：虽然参与了“12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但当时我也就20多岁，只是生物学地学部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科员，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服务工作——准备准备文字材料(作记录、编简报、校对印发规划草稿)、管管代表们的吃喝等具体事务——这些个人经历没什么值得谈的。但我愿意根据你拟订的访谈提纲，讲一讲我所了解的12年科学规划。其中有一些内容还很少报道过。
国家制订12年科学规划的经过
熊：它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薛：有不少地方提过背景。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五年计划也已开始，大量的任务提了出来，国家开始感到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人才不够。怎么办?向科学进军!采取了两大措施：1、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稍微作一点改动——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制订12年科学规划(没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3年，那就成了15年规划)，号召国人向科学现代化进军。
熊：中央政治局从什么时候开始议论科学规划之事?
薛：这恐怕要到有关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弄确切。有人认为，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此事。理由是，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勉强，因为毛主席并没有明确说要规划科学。过去把他神化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从他那儿开始的。不过，政治局肯定在1955年底前议过此事，因为科学规划10人小组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并开始活动的。
1956年1月5日，李富春给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写信，要求各部门在1月底以前提出各部门的科学和技术工作关键性问题的基本规划。各部门的规划应各有重点，“科学院主要作重要学科的发展计划；各产业部门对重要学科和重要专题规划，都应考虑；高教部则主要应考虑培养干部的计划，同时对学科和专题也应尽可能提出意见。”
在公开场合谈起此事，最早的大概是周总理。1956年1月14日，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国务院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编制12年规划。
1月21号，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了一个一千三四百人的大会，请科学院的副院长、学部主任们去报告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水平、现状、趋势等(吴有训报告数理化学、竺可桢报告生物学和地学，严济慈报告技术科学)，听报告的是各部门、各省市党的负责人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李富春(最早由他来负责规划之事，后改由陈毅负责)、陈毅、邓小平等。当时的科学家对此反响很大，竺老在日记中记载到：“没想到人民政府看科学这么重”。
1月25号，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科学上落后的面貌，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实际上提出了12年规划的目标。
1月31日，开了编制12年规划的动员会。这个会是陈毅主持的，李富春作了关于编制12年科学规划的报告。陈毅在会上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党员负责干部要取消门户之见，在搞科学规划问题上要团结，特别要注意和科学家找到共同的语言，要打破学科界限，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
搞规划，特别是基础学科的规划，容易产生求全的倾向。不管谁主持，一旦规划不全，规划者就会挨骂。部门之间也有这种情况。陈毅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事先打了个预防针，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科学家团结协作。他特别强调，某些领导干部不要成为搞规划的障碍。
这个会议还宣布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宣布成立以范长江同志为首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由他们具体组织、领导规划工作。十人小组的成员，由与科学关系密切的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具体包括国务院“二办”、“三办”、“四办”、“六办”、“七办”副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中宣部科学处等单位的负责人。一直都叫十人小组，但实际上人员有调整，正式的名单不止十个。再就是宣布规划工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月底以前，由科学院、产业部门、高教部分别提出本部门的规划草案。第二阶段，从3月起，以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审查和平衡，编出全国的规划。
综合组以科学家为主构成，实际于2月下旬就开始工作。它在综合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规划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了50个重大项目，并在3月16日至20日，向集中参加规划工作的数百名科学家逐项介绍其内容。经过数百名科学家充分讨论后，项目的数量与内容都有了扩展，最后，到8月份，形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草案》的57项重大任务。规划的程序、大致的运行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关于综合组的成员名单，目前还尚难确定，但在不完整的会议记录——林自新(范长江的秘书)的工作笔记——中先后出现的22名科学家中，有学部委员16人：有在科学院工作的专家14人。
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争论
熊：在制订规划的过程中，出现过哪些有影响的争论?
薛：争论过的问题不少，大致可将它们罗列如下：
(一)我国科学发展的方针
这牵涉到规划编制指导思想。一种意见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另一种意见是在这八个字中间还加几个字：“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还一个相关的争论是，我们“迎头赶上”，是一切都靠中国自己力量、自力更生呢，还是在自力更生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成就，在这基础上研究、创新、继续提高、继续前进?
实际上，有关的指导思想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就有所阐述。周恩来在1月14日作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就已经提出：“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国防、生产、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但是在讨论当中，这两方面的意见还是争论得比较激烈。大多数人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应坚持自力更生，但世界上已经成功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都是人类创造的财富，只要人家愿意提供，不应持排斥态度，应虚心学习、利用、掌握，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再进一步研究、创新、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郭沫若在讨论中举了一个例子：铝镍钴合金，小日本1930年代就做出来了，而我们解放后还要搞，可搞来搞去很困难。他提出，只要人家愿意提供材 料，我们应该尽量地去学习，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争论最后汇报到了总理那儿。他强调：1、要瞄准当代世界新兴学科和技术，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2、要根据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选择、确定科研项目上要有重点。所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是在争论中产生和确立的。
(二)编制规划的方法
薛：是从“任务出发”，还是从“学科出发”?当时不是让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等先各自定规划嘛，到第二阶段集中时，发现它们五花八门：有的从“任务”出发，有的从“学科”出发。科学院是以学科规划为主，也兼顾了任务。而产业部门的大多以任务为主。同样是从任务出发的，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同，不同部门提出的方案水平深浅不齐，表达方式也各异。这就使得很难综合。于是大家争论，到底该从什么出发。
大多数人认为该从任务出发，不应该考虑学科。他们说，我们国家基础薄弱，好多生产上的问题解决起来都很费劲，不应该分散力量去搞基础研究。而主张从学科出发的人则认为，应用研究的基础是理论研究，所以不能排斥理论研究。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少。最后，实际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武衡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科学家一致主张“任务带学科”。实际情况不完全是那样，科学家还有向总理告状的。所以，周总理听汇报时，对于“任务带学科”迟疑了一会。他说：那些“任务”带不动的学科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补充一项发展各学科的学科规划?所以，增补了第56项任务：“若干重要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基础科学学科规划》。
熊：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科学家告了状，周恩来才问那句话?
薛：不仅如此。在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总理对于基础和应用的关系就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作为国家最高层的领导，那么全面、尖锐地提出重视理论研究的，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他一个。
熊：是不是因为总理有过这样的论述，科学家觉得他能与自己产生共鸣，于是才向他告状，进而催生了第56项任务?
薛：那我就说不好了。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对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的政策缺乏连续性。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工作者都免不了受到冲击。在编制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时候，面对科技圈里的人士对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如此近视和冷漠，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向周总理告状，既是出于无奈，又是出于对总理一向支持并提倡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的信任。
(三)重点任务
薛：规划草案把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归结为12个方面57项——有的方面可能6、7项，有的可能只1、2项。有些人反对把第11、12个方面列为重点——它们分别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和“自然科学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理由是重点已经够多了，不要齐头并进。
后来聂总等人不同意。他们动情地说：我国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不能体现为人民谋幸福的话，我们的规划又算什么?所以，第n个方面后来还是通过了。再就是基础研究，它该不该被列为重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规划草案完成、由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时，但最后还是通过了。
熊：总理发过话嘛。每位科学家都觉得自己的学科、方向重要，可不是任何人的方向都能被列为重点。究竟列谁的，这是不是也会引起争论?
薛：综合组中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争论，但当时我不在综合组，具体细节就不清楚了。
(四)科学研究工作体制
薛：还有两个与科学研究工作体制相关的问题。其一为中国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实际上也牵涉到长远和目前、基础跟应用的关系。这个争论发生在1956年8月至10月由陈毅主持召开的那5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人(我估计是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他在1957年4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召开的科研工作体制问题座谈会上，自始至终坚持中国科学院应该把应用研究的研究所全部划归产业部门)认为：技术科学应该完全由产业部门来搞，科学院不必有(或暂时不必有)技术科学部。陈毅等人在《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10月29日)报告中说：“这意见不对。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要多负责理论性的研究，对发展技术科学关系重大，是绝对不能取消的。但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应该主动地注意加强和产业部门的联系，适当分工协作，摊子不要铺得过大”。
关于体制。还一个争论是规划编制完之后，要不要保留一个常设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多了这样一个机构，反而不好工作。而包括郭老在内的全部科学家和大多数负责干部都认为要留一个常设的机构。他们的理由是，这个规划是全国性的，涉及几个系统(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产业部门三个系统，加上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原子能工业委员会)，应该有高级协调机构去监督、协调规划任务的落实与执行。否则，可能会造成某些任务产生不必要的重复，而有的重要任务可能落空。所以要有一个常设的机构。我很理解郭老的处境。科学院一直想摘掉政府部门的帽子，为此不知道他呼吁了多少次。陈老总也支持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他说得很动情。武衡在《科技战线五十年》中记述道：陈毅说，我们对科学家不能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这不是我们党的作风。我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就是要保留这个委员会。哪怕一年只开一次会也好。陈老总越说越激动，在这次会议之后，就没人再提要撤销科学规划委员会了。
1956年11月，中央批准了陈毅等人的报告。1957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一个常设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任委员会主任。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1956年6月成立，由黄敬任主任)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从而结束了一个空白，使中国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科学、技术的政府机构。管文化、卫生、教育的文化部、卫生部、教育部基本上一建国就有了，而管科技的政府职能部门直到1958年才确立。 熊：建国初不是由科学院行使这样的职能吗?
薛：那是1954年宪法颁布之前的事，在那之后，科学院就不再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了。郭老说过：科学院是个可怜的机关，我辞职都辞了好几次。由科学院来管全国的科学、技术，事情确实很难办。你想试，上面又不让你试。比如说科学院曾经想成立科学工作委员会，可上面说这类似院士会议那样的组织，科学家事权不要太大，不让干——实际上是害怕知识分子夺权、科学领导权旁落。后来想成立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因为有“会”又不成，所以只搞个松散的专门委员聘任制。再后来郭老又想模仿李四光的地质计划指导工作委员会，在科学院搞一个类似的机构，也没了下文。核心的问题，我想基本上都是怕知识分子夺权。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还没有摘掉。一方面，胡乔木公开说你科学家不挂帅谁挂帅，可实际上对那种事情提防得紧。
规划的执行情况
熊：规划的执行情况如何?
薛：规划刚编制完，某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就吹起不负责任的冷风：他们认为规划对各部门没有约束力，有关部门或研究单位可干可不干，主要负责单位也难以指挥，因而“规划是纸糊的”。这句话被传到了总理那儿。他在最后一次听规划委员会汇报时，比较严厉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12年规划都非常重视，经过600多位科学家的辛勤劳动，搞出来了。中央批准后，科学院和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怎么能说是“纸糊的”?在场的人哑口无言，有人点头表示承认错误。
熊：那人说的是不是反话?规划执行起来恐怕也并不顺利吧?
薛：1958年、1961年国家科委曾就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过两次检查。1962年又通过一系列专业学术会议组织科技专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地检查。检查的结果是：57项任务中，50项基本已达到1962年原定的目标，5项没有完成，2项放缓(如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还有一些统计数字，比如科研机构从1956的381个增加到1962的1296个；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增加到1962年的20万；等等。
然后，聂总和国家科委得出结论：我们提前5年完成了12年规划。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但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就规划来讲，有明确指标的一般只提到1962年，后面的几年根本就很少定指标，所以你能够检查的，也就只是到1962年的指标。
至于1962年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现在的说法不一样。《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科学丛书》中关于国家科委的那本——说，12年规划完成后大体上达到世界先进国家40年代水平，而《聂荣臻传》——国家科委主任的传记——则说，完成后达到了1950年代中期的国际先进水平。
熊：检查而得出的那些数据是不是水分很大?您想一想，大跃进期间建立了多少研究机构，进了多少人!可1961年底时那些研究机构又有很多被撤销掉，同时还有很多的人被精简。
薛：这里头水分肯定有。拿中国科学院来说，1958年3月时，因为成都会议上毛主席的一句话——每个省都要办科学分院——除北京、西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建起了分院，每个分院内又都建有很多研究所。那个时候不管你中国科学院愿意不愿意，我先把牌子挂起来，然后去备案。到1961年11月开始贯彻“八字方针”时，这些分院和研究所又大多数被砍了下来。
熊：那个时候的人民会社也常常办有“大学”。一些人上午还是农民，中午洗洗脚，走进学校，就成了“教授”。你说这种“教授”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位能够做科学研究?
薛：我觉得在整个规划中，真正有效果的还是“四大紧急措施”。对于这几项措施，财、物、人都有保证：钱不用说，“04口”的经费是最充沛的。物方面，就科学院而言，马上就筹建计算所、自动化所、电子所和半导体研究室；研究所没有房子，国家马上从宾馆拨了几栋楼。人才方面，学校调整了专业，在培养干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那个时候，科学院的经费分两个口管理，一个“04口”，也就是新技术局——管国防军工；另一个是计划局口——管民用和基础研究。“04口”的单位富得很，它们的食堂都比我们搞基础的研究所要漂亮。而我们搞基础的很多研究所老打游击，今年在这里，明年又被赶到那里。当时，我们新成立的生物物理所搞“上天”，归“04口”管，它的经费就很足。而上海那边实力雄厚的搞基础研究的老牌生物类研究所则拿不到多少经费，他们对此很不满。
一句话，除四大紧急措施外，其他方面的情况很不如人意。拿基础科学来说，在规划时就做得不太好。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基础研究的规划，基本就是搞了一个学科目录。说老实话，要规划好基础科学确实不容易，规划者很容易把面铺开，因为忽视了哪个学科，相关科学家都会找你拼命。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它们又受到了几次冲击。再加上又没经费，所以很难做成什么事。相对而言，设机构是比较容易的。南京大学心理系和科学院心理室合并成立科学院心理所被列到了规划之中，很快也做到了。但经费就很成问题了。
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到10年规划时，才好不容易有一项——分子生物学——被列入国家重点。当时一共有32项“国重之重”，建立分子生物学基础是第30项。国家科委答应给80万美金。有多少个单位等着要分这笔钱?北京、上海的研究所，还有高等学校……为此，在国家科委生物学组召开的分子生物学会议上，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校长的陆平与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谢鑫鹤多次商谈这80万美金的分配问题。可这一点钱最后还一分都没给。10年规划和12年规划还不一样，刚启动就开始四清，四清没结束就文化大革命……
熊：12年规划也是运动不断嘛，启动不到一年就反右派、然后又大跃进、反右倾……
薛：12年规划的实施可以说是正确与错误、科学与愚昧反复较量，正确与错误交错。错误嘛，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正确嘛，八字方针、十四条、广州会议。而10年规划实施中的政治大背景则是一错再错。
熊：就12年规划而言，我看也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错。起点正确，然后运动不断。大错特错，转入正确的八字方针、十四条之后不久，又宣布12年规划提前完成、胜利结束了。受到那么多、那么大的干扰，我不知道它凭什么能够提前完成。如果只用1／10的预定力量就能完成那个规划，是不是那个规划本身订得很没水平?
薛：哈哈。
熊：没被规划进去的科研项目能得到足够大的支持吗?
薛：那恐怕就很难了。回到前些天的话题，在科学界为什么也会一轰而上，产生一股一股的“风”?这是因为一般的项目根本就得不到支持，所以大家都想在规划中挂一个号，向省里、学校里要一点钱。分子生物学在10年规划中被列为重点之后，全国各地都要搞。可那个时候，全国的生物系中，有能力搞分子生物学的能有多少?即使是复旦大学遗传学所，要搞分子遗传学，也没什么条件。虽然实际上主要的单位也没能拿到钱，但没办法啊，你不挂号，更拿不到钱。于是，大家一哄而上。
我们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不多，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又在惊人的低水平重复中被浪费掉。被列入规划中的项目，常常不是几家、几十家，而是几百家、上千家在搞。1994年8月，美国植物学家彼得·雷文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学科前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的国际研讨会”。他在所提供的论文《生物学与中国的前途》中提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有上千个单位在同时从事花药培养和及单倍体育种工作。我相信这个数值。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项目，往往是从公社到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最好的高等院校，全搞。然后，又一窝蜂全下。
熊：分子生物学的一窝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薛：“文革”前就开始了。“文革”后在生物学方面科学院能够做的几项工作，都是上面讲过话的——生命起源、细胞起源、蛋白质、核酸——其他的研究，毛泽东没讲话的，聂老总没讲话的，全部一扫而光。科学院很多生物学研究所都交出去了，留给自己管的，在上海就剩了一个生物化学所，北京嘛，动物所、植物所没人要，还下放给了北京市。在“文革”中，因为毛泽东讲过种花花草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植物园被撤消了。
熊：中央领导人里面，朱德挺喜欢种花的。
薛：正是因为毛说了这句话，朱德自己把养了多年的、心爱的兰花都处理掉了。
采访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
熊：薛先生，我知道您参与过《一九五六——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能不能请您从自身经历出发谈一谈“12年规划”的制订过程以及实施情况?
薛：虽然参与了“12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工作，但当时我也就20多岁，只是生物学地学部办公室一个普通的科员，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服务工作——准备准备文字材料(作记录、编简报、校对印发规划草稿)、管管代表们的吃喝等具体事务——这些个人经历没什么值得谈的。但我愿意根据你拟订的访谈提纲，讲一讲我所了解的12年科学规划。其中有一些内容还很少报道过。
国家制订12年科学规划的经过
熊：它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
薛：有不少地方提过背景。那个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五年计划也已开始，大量的任务提了出来，国家开始感到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人才不够。怎么办?向科学进军!采取了两大措施：1、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稍微作一点改动——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改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制订12年科学规划(没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3年，那就成了15年规划)，号召国人向科学现代化进军。
熊：中央政治局从什么时候开始议论科学规划之事?
薛：这恐怕要到有关档案解密之后才能弄确切。有人认为，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此事。理由是，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但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些勉强，因为毛主席并没有明确说要规划科学。过去把他神化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是从他那儿开始的。不过，政治局肯定在1955年底前议过此事，因为科学规划10人小组就是在那个时候成立并开始活动的。
1956年1月5日，李富春给各部门党组负责人写信，要求各部门在1月底以前提出各部门的科学和技术工作关键性问题的基本规划。各部门的规划应各有重点，“科学院主要作重要学科的发展计划；各产业部门对重要学科和重要专题规划，都应考虑；高教部则主要应考虑培养干部的计划，同时对学科和专题也应尽可能提出意见。”
在公开场合谈起此事，最早的大概是周总理。1956年1月14日，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国务院已经开始着手准备编制12年规划。
1月21号，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了一个一千三四百人的大会，请科学院的副院长、学部主任们去报告国内外科学发展的水平、现状、趋势等(吴有训报告数理化学、竺可桢报告生物学和地学，严济慈报告技术科学)，听报告的是各部门、各省市党的负责人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总理、李富春(最早由他来负责规划之事，后改由陈毅负责)、陈毅、邓小平等。当时的科学家对此反响很大，竺老在日记中记载到：“没想到人民政府看科学这么重”。
1月25号，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计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科学上落后的面貌，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实际上提出了12年规划的目标。
1月31日，开了编制12年规划的动员会。这个会是陈毅主持的，李富春作了关于编制12年科学规划的报告。陈毅在会上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党员负责干部要取消门户之见，在搞科学规划问题上要团结，特别要注意和科学家找到共同的语言，要打破学科界限，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
搞规划，特别是基础学科的规划，容易产生求全的倾向。不管谁主持，一旦规划不全，规划者就会挨骂。部门之间也有这种情况。陈毅注意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事先打了个预防针，要求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科学家团结协作。他特别强调，某些领导干部不要成为搞规划的障碍。
这个会议还宣布了两个事情。一个是宣布成立以范长江同志为首的科学规划十人小组，由他们具体组织、领导规划工作。十人小组的成员，由与科学关系密切的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组成，具体包括国务院“二办”、“三办”、“四办”、“六办”、“七办”副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卫生部、中宣部科学处等单位的负责人。一直都叫十人小组，但实际上人员有调整，正式的名单不止十个。再就是宣布规划工作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月底以前，由科学院、产业部门、高教部分别提出本部门的规划草案。第二阶段，从3月起，以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为基础，集中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审查和平衡，编出全国的规划。
综合组以科学家为主构成，实际于2月下旬就开始工作。它在综合中国科学院和各部门的规划草案的基础上，提出了50个重大项目，并在3月16日至20日，向集中参加规划工作的数百名科学家逐项介绍其内容。经过数百名科学家充分讨论后，项目的数量与内容都有了扩展，最后，到8月份，形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草案》的57项重大任务。规划的程序、大致的运行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关于综合组的成员名单，目前还尚难确定，但在不完整的会议记录——林自新(范长江的秘书)的工作笔记——中先后出现的22名科学家中，有学部委员16人：有在科学院工作的专家14人。
规划编制过程中的争论
熊：在制订规划的过程中，出现过哪些有影响的争论?
薛：争论过的问题不少，大致可将它们罗列如下：
(一)我国科学发展的方针
这牵涉到规划编制指导思想。一种意见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另一种意见是在这八个字中间还加几个字：“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还一个相关的争论是，我们“迎头赶上”，是一切都靠中国自己力量、自力更生呢，还是在自力更生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成就，在这基础上研究、创新、继续提高、继续前进?
实际上，有关的指导思想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就有所阐述。周恩来在1月14日作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就已经提出：“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国防、生产、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但是在讨论当中，这两方面的意见还是争论得比较激烈。大多数人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应坚持自力更生，但世界上已经成功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都是人类创造的财富，只要人家愿意提供，不应持排斥态度，应虚心学习、利用、掌握，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东西，再进一步研究、创新、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郭沫若在讨论中举了一个例子：铝镍钴合金，小日本1930年代就做出来了，而我们解放后还要搞，可搞来搞去很困难。他提出，只要人家愿意提供材 料，我们应该尽量地去学习，这样可以事半功倍。
争论最后汇报到了总理那儿。他强调：1、要瞄准当代世界新兴学科和技术，采用世界先进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2、要根据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在选择、确定科研项目上要有重点。所以，“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是在争论中产生和确立的。
(二)编制规划的方法
薛：是从“任务出发”，还是从“学科出发”?当时不是让科学院和产业部门等先各自定规划嘛，到第二阶段集中时，发现它们五花八门：有的从“任务”出发，有的从“学科”出发。科学院是以学科规划为主，也兼顾了任务。而产业部门的大多以任务为主。同样是从任务出发的，由于掌握的资料不同，不同部门提出的方案水平深浅不齐，表达方式也各异。这就使得很难综合。于是大家争论，到底该从什么出发。
大多数人认为该从任务出发，不应该考虑学科。他们说，我们国家基础薄弱，好多生产上的问题解决起来都很费劲，不应该分散力量去搞基础研究。而主张从学科出发的人则认为，应用研究的基础是理论研究，所以不能排斥理论研究。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少。最后，实际采用的是少数服从多数。武衡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科学家一致主张“任务带学科”。实际情况不完全是那样，科学家还有向总理告状的。所以，周总理听汇报时，对于“任务带学科”迟疑了一会。他说：那些“任务”带不动的学科怎么办?是不是应该补充一项发展各学科的学科规划?所以，增补了第56项任务：“若干重要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基础科学学科规划》。
熊：您的意思是说，是因为科学家告了状，周恩来才问那句话?
薛：不仅如此。在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总理对于基础和应用的关系就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作为国家最高层的领导，那么全面、尖锐地提出重视理论研究的，在我的印象里只有他一个。
熊：是不是因为总理有过这样的论述，科学家觉得他能与自己产生共鸣，于是才向他告状，进而催生了第56项任务?
薛：那我就说不好了。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对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的政策缺乏连续性。每次政治运动一来，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工作者都免不了受到冲击。在编制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时候，面对科技圈里的人士对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如此近视和冷漠，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向周总理告状，既是出于无奈，又是出于对总理一向支持并提倡基础研究和基本理论研究的信任。
(三)重点任务
薛：规划草案把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归结为12个方面57项——有的方面可能6、7项，有的可能只1、2项。有些人反对把第11、12个方面列为重点——它们分别为“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和“自然科学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理由是重点已经够多了，不要齐头并进。
后来聂总等人不同意。他们动情地说：我国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不是一件小事。如果不能体现为人民谋幸福的话，我们的规划又算什么?所以，第n个方面后来还是通过了。再就是基础研究，它该不该被列为重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规划草案完成、由陈毅主持召开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时，但最后还是通过了。
熊：总理发过话嘛。每位科学家都觉得自己的学科、方向重要，可不是任何人的方向都能被列为重点。究竟列谁的，这是不是也会引起争论?
薛：综合组中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争论，但当时我不在综合组，具体细节就不清楚了。
(四)科学研究工作体制
薛：还有两个与科学研究工作体制相关的问题。其一为中国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是否应该继续存在?实际上也牵涉到长远和目前、基础跟应用的关系。这个争论发生在1956年8月至10月由陈毅主持召开的那5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有人(我估计是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他在1957年4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召开的科研工作体制问题座谈会上，自始至终坚持中国科学院应该把应用研究的研究所全部划归产业部门)认为：技术科学应该完全由产业部门来搞，科学院不必有(或暂时不必有)技术科学部。陈毅等人在《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56年10月29日)报告中说：“这意见不对。科学院的技术科学部要多负责理论性的研究，对发展技术科学关系重大，是绝对不能取消的。但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应该主动地注意加强和产业部门的联系，适当分工协作，摊子不要铺得过大”。
关于体制。还一个争论是规划编制完之后，要不要保留一个常设的科学规划委员会?少数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多了这样一个机构，反而不好工作。而包括郭老在内的全部科学家和大多数负责干部都认为要留一个常设的机构。他们的理由是，这个规划是全国性的，涉及几个系统(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产业部门三个系统，加上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原子能工业委员会)，应该有高级协调机构去监督、协调规划任务的落实与执行。否则，可能会造成某些任务产生不必要的重复，而有的重要任务可能落空。所以要有一个常设的机构。我很理解郭老的处境。科学院一直想摘掉政府部门的帽子，为此不知道他呼吁了多少次。陈老总也支持保留科学规划委员会。他说得很动情。武衡在《科技战线五十年》中记述道：陈毅说，我们对科学家不能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这不是我们党的作风。我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就是要保留这个委员会。哪怕一年只开一次会也好。陈老总越说越激动，在这次会议之后，就没人再提要撤销科学规划委员会了。
1956年11月，中央批准了陈毅等人的报告。1957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一个常设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任委员会主任。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与国家技术委员会(1956年6月成立，由黄敬任主任)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从而结束了一个空白，使中国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科学、技术的政府机构。管文化、卫生、教育的文化部、卫生部、教育部基本上一建国就有了，而管科技的政府职能部门直到1958年才确立。 熊：建国初不是由科学院行使这样的职能吗?
薛：那是1954年宪法颁布之前的事，在那之后，科学院就不再属于政府职能部门了。郭老说过：科学院是个可怜的机关，我辞职都辞了好几次。由科学院来管全国的科学、技术，事情确实很难办。你想试，上面又不让你试。比如说科学院曾经想成立科学工作委员会，可上面说这类似院士会议那样的组织，科学家事权不要太大，不让干——实际上是害怕知识分子夺权、科学领导权旁落。后来想成立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因为有“会”又不成，所以只搞个松散的专门委员聘任制。再后来郭老又想模仿李四光的地质计划指导工作委员会，在科学院搞一个类似的机构，也没了下文。核心的问题，我想基本上都是怕知识分子夺权。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还没有摘掉。一方面，胡乔木公开说你科学家不挂帅谁挂帅，可实际上对那种事情提防得紧。
规划的执行情况
熊：规划的执行情况如何?
薛：规划刚编制完，某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就吹起不负责任的冷风：他们认为规划对各部门没有约束力，有关部门或研究单位可干可不干，主要负责单位也难以指挥，因而“规划是纸糊的”。这句话被传到了总理那儿。他在最后一次听规划委员会汇报时，比较严厉地说：党中央、毛主席对12年规划都非常重视，经过600多位科学家的辛勤劳动，搞出来了。中央批准后，科学院和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怎么能说是“纸糊的”?在场的人哑口无言，有人点头表示承认错误。
熊：那人说的是不是反话?规划执行起来恐怕也并不顺利吧?
薛：1958年、1961年国家科委曾就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过两次检查。1962年又通过一系列专业学术会议组织科技专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地检查。检查的结果是：57项任务中，50项基本已达到1962年原定的目标，5项没有完成，2项放缓(如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还有一些统计数字，比如科研机构从1956的381个增加到1962的1296个；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从1956年的6．2万增加到1962年的20万；等等。
然后，聂总和国家科委得出结论：我们提前5年完成了12年规划。这个说法一直流传到现在，但实际上是说不通的。就规划来讲，有明确指标的一般只提到1962年，后面的几年根本就很少定指标，所以你能够检查的，也就只是到1962年的指标。
至于1962年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什么水平，现在的说法不一样。《当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当代科学丛书》中关于国家科委的那本——说，12年规划完成后大体上达到世界先进国家40年代水平，而《聂荣臻传》——国家科委主任的传记——则说，完成后达到了1950年代中期的国际先进水平。
熊：检查而得出的那些数据是不是水分很大?您想一想，大跃进期间建立了多少研究机构，进了多少人!可1961年底时那些研究机构又有很多被撤销掉，同时还有很多的人被精简。
薛：这里头水分肯定有。拿中国科学院来说，1958年3月时，因为成都会议上毛主席的一句话——每个省都要办科学分院——除北京、西藏外，其他各省、市、自治区都建起了分院，每个分院内又都建有很多研究所。那个时候不管你中国科学院愿意不愿意，我先把牌子挂起来，然后去备案。到1961年11月开始贯彻“八字方针”时，这些分院和研究所又大多数被砍了下来。
熊：那个时候的人民会社也常常办有“大学”。一些人上午还是农民，中午洗洗脚，走进学校，就成了“教授”。你说这种“教授”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位能够做科学研究?
薛：我觉得在整个规划中，真正有效果的还是“四大紧急措施”。对于这几项措施，财、物、人都有保证：钱不用说，“04口”的经费是最充沛的。物方面，就科学院而言，马上就筹建计算所、自动化所、电子所和半导体研究室；研究所没有房子，国家马上从宾馆拨了几栋楼。人才方面，学校调整了专业，在培养干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那个时候，科学院的经费分两个口管理，一个“04口”，也就是新技术局——管国防军工；另一个是计划局口——管民用和基础研究。“04口”的单位富得很，它们的食堂都比我们搞基础的研究所要漂亮。而我们搞基础的很多研究所老打游击，今年在这里，明年又被赶到那里。当时，我们新成立的生物物理所搞“上天”，归“04口”管，它的经费就很足。而上海那边实力雄厚的搞基础研究的老牌生物类研究所则拿不到多少经费，他们对此很不满。
一句话，除四大紧急措施外，其他方面的情况很不如人意。拿基础科学来说，在规划时就做得不太好。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基础研究的规划，基本就是搞了一个学科目录。说老实话，要规划好基础科学确实不容易，规划者很容易把面铺开，因为忽视了哪个学科，相关科学家都会找你拼命。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它们又受到了几次冲击。再加上又没经费，所以很难做成什么事。相对而言，设机构是比较容易的。南京大学心理系和科学院心理室合并成立科学院心理所被列到了规划之中，很快也做到了。但经费就很成问题了。
生物学方面的基础研究，到10年规划时，才好不容易有一项——分子生物学——被列入国家重点。当时一共有32项“国重之重”，建立分子生物学基础是第30项。国家科委答应给80万美金。有多少个单位等着要分这笔钱?北京、上海的研究所，还有高等学校……为此，在国家科委生物学组召开的分子生物学会议上，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校长的陆平与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谢鑫鹤多次商谈这80万美金的分配问题。可这一点钱最后还一分都没给。10年规划和12年规划还不一样，刚启动就开始四清，四清没结束就文化大革命……
熊：12年规划也是运动不断嘛，启动不到一年就反右派、然后又大跃进、反右倾……
薛：12年规划的实施可以说是正确与错误、科学与愚昧反复较量，正确与错误交错。错误嘛，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正确嘛，八字方针、十四条、广州会议。而10年规划实施中的政治大背景则是一错再错。
熊：就12年规划而言，我看也是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错。起点正确，然后运动不断。大错特错，转入正确的八字方针、十四条之后不久，又宣布12年规划提前完成、胜利结束了。受到那么多、那么大的干扰，我不知道它凭什么能够提前完成。如果只用1／10的预定力量就能完成那个规划，是不是那个规划本身订得很没水平?
薛：哈哈。
熊：没被规划进去的科研项目能得到足够大的支持吗?
薛：那恐怕就很难了。回到前些天的话题，在科学界为什么也会一轰而上，产生一股一股的“风”?这是因为一般的项目根本就得不到支持，所以大家都想在规划中挂一个号，向省里、学校里要一点钱。分子生物学在10年规划中被列为重点之后，全国各地都要搞。可那个时候，全国的生物系中，有能力搞分子生物学的能有多少?即使是复旦大学遗传学所，要搞分子遗传学，也没什么条件。虽然实际上主要的单位也没能拿到钱，但没办法啊，你不挂号，更拿不到钱。于是，大家一哄而上。
我们国家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不多，另一方面，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又在惊人的低水平重复中被浪费掉。被列入规划中的项目，常常不是几家、几十家，而是几百家、上千家在搞。1994年8月，美国植物学家彼得·雷文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学科前沿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先资助领域的国际研讨会”。他在所提供的论文《生物学与中国的前途》中提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国有上千个单位在同时从事花药培养和及单倍体育种工作。我相信这个数值。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项目，往往是从公社到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最好的高等院校，全搞。然后，又一窝蜂全下。
熊：分子生物学的一窝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薛：“文革”前就开始了。“文革”后在生物学方面科学院能够做的几项工作，都是上面讲过话的——生命起源、细胞起源、蛋白质、核酸——其他的研究，毛泽东没讲话的，聂老总没讲话的，全部一扫而光。科学院很多生物学研究所都交出去了，留给自己管的，在上海就剩了一个生物化学所，北京嘛，动物所、植物所没人要，还下放给了北京市。在“文革”中，因为毛泽东讲过种花花草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植物园被撤消了。
熊：中央领导人里面，朱德挺喜欢种花的。
薛：正是因为毛说了这句话，朱德自己把养了多年的、心爱的兰花都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