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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是对一个教师教学和学术能力的认可，而湖南省高校职称评审评委却公然开房，向参与评职称的教师收钱。可以说,职称评审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和学术界文明秩序,这种腐败现象及背后的利益链已经到了非打不可、不得不打的地步。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已派员赴湖南指导湖南检察机关查办该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一旦发现有人涉嫌构成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要严肃查办。
湖南高校职称评审前，评委明码标价、开房收钱的事件令人咋舌，然而并不是只有教师行业才有这种腐败潜规则。除了教师外，医生也是职称考试非常热火的行业之一，也同样有着不可告人，而又众所周知的黑色利益链。
像一块抹着蜜糖的鸡肋
“职称评定中的明码标价早已成为了大家心知肚明的‘显规则’。”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田凯(应被采访者要求为化名)，同时还是北京一家医科大学的教授。这样的身份让他亲身经历了职称评定以及教学评定的不易。他向记者透露：“可以说，现在职称评定的不正之风，从硬件指标，申请科研课题要给课题评委送礼，发表论文要给学术期刊编辑、编委送礼，到了评审环节还要给评审评委送礼。”
“职称就像是一块抹着蜜糖的鸡肋。”采访中，田凯的朋友贾梅用这样的比喻表达了她对职称考试的看法。
目前已从北京一家中型医院退休的贾梅，也曾是职称考试大军中的一员，说起自己评定高级职称的历程，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中专毕业，后来上了一个夜大，工作了十多年后也到了评定高级职称的阶段了。医生职业的职称评定需要年资、外语考试、论文以及最后的评审。英语考试我是连蒙带抄，论文也属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写,只能四处托朋友和领导‘借论文’，然后再通过熟人找到期刊编辑‘送钱’来完成论文的硬性指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同单位因职称而上涨的工资额度不尽相同，一般月工资增加200元到700元不等。贾梅就告诉记者，按照一般医院的规定，工资是跟着职称走的，职称每提高一级，工资加千元左右，“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医院大家对职称考试都十分在意。”
既然职称与这么多的“好处”相关联,但论文、外语等关卡又难住了不少人，如何“突破”这些关卡就很有讲究了。记者了解到，在职称考试的背后,一条黑色利益链已经形成，论文的代写代发甚至到考试的替考，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获利的可能性。
“一项职称考试可以说支撑着很多边缘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职称考试，后来又曾经受人请托帮助朋友“通过”职称考试的田凯，对于职称考试的利益链深有感触：“近年来，由于国家有关方面对于职称考试的‘硬件’要求越来越高，环节增多了，其中不公正的规则也就逐渐增多了，职称评审的真正意图就渐渐地歪了。”
“近两三年，北京很多三甲医院在评职称的时候增加了硬性指标——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而这个科研项目给谁的大权，又掌握在本单位以及科研项目的立项资助方手中。为了‘争夺’项目,新一轮的‘厮杀’又开始了。”田凯不无感慨地说。
对于其中存在的人为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教育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认为，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在道德底线上的失守，和在行使公权力的职务行为中对职务行为人的监管问题，不仅是个体道德问题,应属于职务性犯罪，应该依法追究，绝不姑息。评职称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不能把公权力私权化，把本应合法、合理、正当行使的公权力变成私下交易，这违背了公权力应合法合理、正当和规范行使的基本要求。
国外发表论文也有“代理”
2011年，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位为了职称评定发表文章而被非法期刊诈骗的北京医生。近日，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是高级职称，在教学领域也是教授级别了，终于“不用再折腾了”。
“近年来，因为医生行业的整体素养在上升,来了很多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导致这个职业的职称评定所要求的硬件上升了不少。现在论文不仅要求在中国的核心期刊刊登三篇左右，还要求在国外核心期刊发表。”上述医生向记者透露说，“难度的上升也为一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他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经有专门的公司为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运作，“只要写成个初稿，然后交给这类公司，从文章修改润色到寄到国外，然后专门有国外的人员与国外期刊进行沟通，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
“不过，总体来说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很难的，在其他很多行业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更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发表上。”田凯说，论文抄袭之后甚至不改只言片语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替换上的事情现在并不少见，“论文‘弄’好之后，就是找期刊编辑了。”
“如果要想约定在什么时间或者是尽快发表论文，还要另外付‘加急费’,这和一般要支付的版面费是分开另付的。”贾梅根据自己的经验向记者表示。
田凯向记者提出，由于近年来职称评定，尤其是高级职称评定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行业中的论文抄袭、申请科研项目和评审中的腐败现象在基层越来越严重，“这里面存在着人才分配不均，但职称评定要求一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医疗运行和管理体制中，医生职称无疑直接关系到医生的经济待遇和发展前途。而依据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一名医生要想晋升为副主任或主任医师，在指定的医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已经成为一项硬性考核指标。然而，依据目前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指望基层医院的临床医生能够多出科研成果，显然不现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医生评职称所需要的论文从哪里来?”田凯说，事实上，一般具有科研条件和能力的医生，大多数来自城市大医院，而中小基层医院的医生，即使有能力有时间也几乎没有条件进行科研。在如此背景之下，买论文或抄袭论文，就成了基层医生获取更高级别职称的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效的途径了。
評审办法有待革新
湖南高校职称评审腐败案中的涉事评委被停职，这是一件好事。但让人疑虑的是，换一个评委甚至换一个评审班子，情况未必就会有所好转。参评教师想送红包却不得其门而入，会不会反而比以往更加“忐忑”了？当一个制度失去公信的时候，制度的执行者究竟是何人竟显得无关紧要。这种自我纠错能力的匮乏，很可能是职称评审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高校职称评审要送礼，并不是湖南一个地方独有的现象。可以说，只要高校职称评审的规则不改变，评委必定会成为攻关的对象，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到头来，职称评审的实质只不过是轮流坐庄的把戏。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大幅度改革乃至取消高校职称评审制度，以教师聘任制取而代之，把评定、选拔和聘用教师的权力下放到高校。实际上，北京市属高校从2005年开始就试行教师聘任制，取消“通用粮票”，高校根据岗位需要对教师进行聘任，从而打破了教授终身制，由职称评审导致的寻租现象也就罕有所闻。教育部门很有必要对聘任制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推广，从而全面淘汰不适应教育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提高教学积极性，焕发高校活力。
采访中，不少参加过职称评定的被采访者均向记者表示，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现在一般都将职称评定看做工作中的“规定动作”，因为在工作中一般就是只有“评上才能聘上，工资才会跟着上”，但根本不知道职称评定的根本意义。
秦惠民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能否把真正优秀的人选出来，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各种评审，都要看申请者发的文章、做的课题、获的奖，这些东西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例如一个人发的文章不少，发的刊物也还不错，但就是没有一篇文章能给人以真正的启迪，从中找不到真正有价值的创见；再如一个人在国外发了几篇文章，国外同行表示没有关注，国内同行基本没看过，但按现在的评审标准他却有大大的优势。所以，评职称中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和科学的办法(量化不等于科学)才能把真正有水平的人评出来。”
对此，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学术咨询中心主任甄源泰也表示，职称问题不完全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有经济压力的用人单位，必然会用客观标准来要求人才。而现在一些用人单位，没有要用能人的压力，变成了想给谁就给谁，这跟市场基本规律不相符，“每个人都有社会身份，根据社会身份分配各种利益，职称是社会身份的主要标准。在这一点没有改变之前，职称就不可能取消。”
“职称评定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一下子取消并不是明智之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建议探索革新之路，“社会发展到21世纪，至少考试的题目和形式应该进行改革和创新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長王晓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步伐，下一步我国将建立起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确立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职称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分类、动态、面向全社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制度。
“我认为各种评审尤其是评奖，应该取消自我申报，改由同行来提名，同行都清楚哪个人造诣深，哪个人真正有水平。这样有利于引导高尚的、谦让的、不争名利的传统美德，引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避免弄虚作假，托情行贿甚至违法犯罪；有利于人们明辨羞耻和是非标准，践行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操守。”秦惠民说。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法制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
实习编辑：冯晓淑fxs0914@163.com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已派员赴湖南指导湖南检察机关查办该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一旦发现有人涉嫌构成受贿、渎职等职务犯罪，要严肃查办。
湖南高校职称评审前，评委明码标价、开房收钱的事件令人咋舌，然而并不是只有教师行业才有这种腐败潜规则。除了教师外，医生也是职称考试非常热火的行业之一，也同样有着不可告人，而又众所周知的黑色利益链。
像一块抹着蜜糖的鸡肋
“职称评定中的明码标价早已成为了大家心知肚明的‘显规则’。”在北京一家医院工作的田凯(应被采访者要求为化名)，同时还是北京一家医科大学的教授。这样的身份让他亲身经历了职称评定以及教学评定的不易。他向记者透露：“可以说，现在职称评定的不正之风，从硬件指标，申请科研课题要给课题评委送礼，发表论文要给学术期刊编辑、编委送礼，到了评审环节还要给评审评委送礼。”
“职称就像是一块抹着蜜糖的鸡肋。”采访中，田凯的朋友贾梅用这样的比喻表达了她对职称考试的看法。
目前已从北京一家中型医院退休的贾梅，也曾是职称考试大军中的一员，说起自己评定高级职称的历程，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是中专毕业，后来上了一个夜大，工作了十多年后也到了评定高级职称的阶段了。医生职业的职称评定需要年资、外语考试、论文以及最后的评审。英语考试我是连蒙带抄，论文也属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写,只能四处托朋友和领导‘借论文’，然后再通过熟人找到期刊编辑‘送钱’来完成论文的硬性指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同单位因职称而上涨的工资额度不尽相同，一般月工资增加200元到700元不等。贾梅就告诉记者，按照一般医院的规定，工资是跟着职称走的，职称每提高一级，工资加千元左右，“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我们医院大家对职称考试都十分在意。”
既然职称与这么多的“好处”相关联,但论文、外语等关卡又难住了不少人，如何“突破”这些关卡就很有讲究了。记者了解到，在职称考试的背后,一条黑色利益链已经形成，论文的代写代发甚至到考试的替考，几乎每一个环节，都有着获利的可能性。
“一项职称考试可以说支撑着很多边缘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三次职称考试，后来又曾经受人请托帮助朋友“通过”职称考试的田凯，对于职称考试的利益链深有感触：“近年来，由于国家有关方面对于职称考试的‘硬件’要求越来越高，环节增多了，其中不公正的规则也就逐渐增多了，职称评审的真正意图就渐渐地歪了。”
“近两三年，北京很多三甲医院在评职称的时候增加了硬性指标——科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而这个科研项目给谁的大权，又掌握在本单位以及科研项目的立项资助方手中。为了‘争夺’项目,新一轮的‘厮杀’又开始了。”田凯不无感慨地说。
对于其中存在的人为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教育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认为，这反映出我们社会在道德底线上的失守，和在行使公权力的职务行为中对职务行为人的监管问题，不仅是个体道德问题,应属于职务性犯罪，应该依法追究，绝不姑息。评职称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不能把公权力私权化，把本应合法、合理、正当行使的公权力变成私下交易，这违背了公权力应合法合理、正当和规范行使的基本要求。
国外发表论文也有“代理”
2011年，记者曾经采访过一位为了职称评定发表文章而被非法期刊诈骗的北京医生。近日，他告诉记者，自己现在是高级职称，在教学领域也是教授级别了，终于“不用再折腾了”。
“近年来，因为医生行业的整体素养在上升,来了很多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导致这个职业的职称评定所要求的硬件上升了不少。现在论文不仅要求在中国的核心期刊刊登三篇左右，还要求在国外核心期刊发表。”上述医生向记者透露说，“难度的上升也为一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他向记者介绍说，目前已经有专门的公司为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运作，“只要写成个初稿，然后交给这类公司，从文章修改润色到寄到国外，然后专门有国外的人员与国外期刊进行沟通，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
“不过，总体来说在国外期刊上发表文章还是很难的，在其他很多行业还是很少见的，所以更多的人把目光放在了国内期刊论文的发表上。”田凯说，论文抄袭之后甚至不改只言片语只是把自己的名字替换上的事情现在并不少见，“论文‘弄’好之后，就是找期刊编辑了。”
“如果要想约定在什么时间或者是尽快发表论文，还要另外付‘加急费’,这和一般要支付的版面费是分开另付的。”贾梅根据自己的经验向记者表示。
田凯向记者提出，由于近年来职称评定，尤其是高级职称评定的要求越来越高，导致行业中的论文抄袭、申请科研项目和评审中的腐败现象在基层越来越严重，“这里面存在着人才分配不均，但职称评定要求一样的问题”。
“在当前的医疗运行和管理体制中，医生职称无疑直接关系到医生的经济待遇和发展前途。而依据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一名医生要想晋升为副主任或主任医师，在指定的医学学术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已经成为一项硬性考核指标。然而，依据目前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指望基层医院的临床医生能够多出科研成果，显然不现实。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基层医生评职称所需要的论文从哪里来?”田凯说，事实上，一般具有科研条件和能力的医生，大多数来自城市大医院，而中小基层医院的医生，即使有能力有时间也几乎没有条件进行科研。在如此背景之下，买论文或抄袭论文，就成了基层医生获取更高级别职称的最方便、最快捷且最有效的途径了。
評审办法有待革新
湖南高校职称评审腐败案中的涉事评委被停职，这是一件好事。但让人疑虑的是，换一个评委甚至换一个评审班子，情况未必就会有所好转。参评教师想送红包却不得其门而入，会不会反而比以往更加“忐忑”了？当一个制度失去公信的时候，制度的执行者究竟是何人竟显得无关紧要。这种自我纠错能力的匮乏，很可能是职称评审所面临的最大困境。 高校职称评审要送礼，并不是湖南一个地方独有的现象。可以说，只要高校职称评审的规则不改变，评委必定会成为攻关的对象，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很难做到独善其身。到头来，职称评审的实质只不过是轮流坐庄的把戏。要想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大幅度改革乃至取消高校职称评审制度，以教师聘任制取而代之，把评定、选拔和聘用教师的权力下放到高校。实际上，北京市属高校从2005年开始就试行教师聘任制，取消“通用粮票”，高校根据岗位需要对教师进行聘任，从而打破了教授终身制，由职称评审导致的寻租现象也就罕有所闻。教育部门很有必要对聘任制进行深入研究，适时推广，从而全面淘汰不适应教育发展的教师评价体系，提高教学积极性，焕发高校活力。
采访中，不少参加过职称评定的被采访者均向记者表示，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现在一般都将职称评定看做工作中的“规定动作”，因为在工作中一般就是只有“评上才能聘上，工资才会跟着上”，但根本不知道职称评定的根本意义。
秦惠民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能否把真正优秀的人选出来，确实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在各种评审，都要看申请者发的文章、做的课题、获的奖，这些东西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学术水平和能力。例如一个人发的文章不少，发的刊物也还不错，但就是没有一篇文章能给人以真正的启迪，从中找不到真正有价值的创见；再如一个人在国外发了几篇文章，国外同行表示没有关注，国内同行基本没看过，但按现在的评审标准他却有大大的优势。所以，评职称中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和科学的办法(量化不等于科学)才能把真正有水平的人评出来。”
对此，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学术咨询中心主任甄源泰也表示，职称问题不完全是评价标准的问题。一个负责任的、有经济压力的用人单位，必然会用客观标准来要求人才。而现在一些用人单位，没有要用能人的压力，变成了想给谁就给谁，这跟市场基本规律不相符，“每个人都有社会身份，根据社会身份分配各种利益，职称是社会身份的主要标准。在这一点没有改变之前，职称就不可能取消。”
“职称评定涉及面广，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一下子取消并不是明智之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建议探索革新之路，“社会发展到21世纪，至少考试的题目和形式应该进行改革和创新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長王晓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座谈会上表示，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步伐，下一步我国将建立起重在业内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机制，确立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职称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分类、动态、面向全社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制度。
“我认为各种评审尤其是评奖，应该取消自我申报，改由同行来提名，同行都清楚哪个人造诣深，哪个人真正有水平。这样有利于引导高尚的、谦让的、不争名利的传统美德，引导一种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避免弄虚作假，托情行贿甚至违法犯罪；有利于人们明辨羞耻和是非标准，践行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操守。”秦惠民说。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法制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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