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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对峙背后的相互依赖和全球意识
自国际(关系)史学科产生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关于20世纪国际史的标准叙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开始，然后是大战、凡尔赛的和平、大危机和法西斯的崛起、二战、冷战的起源、冷战时期的热战、美苏缓和与冷战的结束。这一基于现实主义国际观念的标准叙事，把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解释“国家间冲突”成为学者的主要任务，而其他国际事态要么不在学者的视野之内，要么被放在战争起源的框架内加以理解，从而丧失自身的意义。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这种传统范式，在国家间冲突主导国际关系的冷战时代，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也使国际关系史成为“显学”。但是这种传统的国际史叙事把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间的冲突置于优先与核心地位，实际上无视20世纪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重大发展，极大地遮蔽了人们的认识。
20世纪不仅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和冷战，经历了美苏之间的核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也见证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成长、各种团体和个人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和平的努力。在战争硝烟和对峙仇恨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成长。而这些在20世纪国际史著作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当代，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削弱，影响国际事务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大事态是全球化，而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史叙事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人们需要新的国际史叙事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化现象。
20世纪后期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
哈佛大学人江昭教授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严子龙、李静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范式。该书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的行为，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即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活动。该书作者入江昭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退休前曾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这位“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费正清语)在书中把国际组织分为两类：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前者包括那些国家之间通过正式的协定建立的、代表其相应政府的机构”，而后者是指“自愿的非政府、非赢利、非宗教、非军事的团体”。他在书中论证说，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共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国家追求安全、市场、荣耀等国家利益，并导致了战争和冲突，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却积极从事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扩大发展援助、保护环境和捍卫人权的活动，促进了人类团结互助与相互依赖意识，对20世纪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事态与其说是热战与冷战，还不如说是国际组织带来的不断加深的国际互动网络和全球共同体的兴起，至少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
从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World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于1855年成立起，国际组织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在1909年，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共有213个，其中非政府组织有176个，政府间组织有37个。到2000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达53821个；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已达47098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则有6742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占国际组织的87.48％。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是全球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性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生态，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
这位“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的看法
国际组织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如此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以及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组织，冷战结束后，对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显学，可是直至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历史学家关注国际组织的问题。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与其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严重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入江昭以其一贯的对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把握能力，开始从历史的视角对国际组织进行研究，“以国际组织、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为分析的单位”，“重新阐释世界现代史”。
从人江昭给我们提供的观察和研究20世纪国际史的新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却长期被忽视的力量、事件和事态，同时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态也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国际组织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但是在人江昭看来，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了跨国性的关切并进而加强了人类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意识”。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但入江昭指出，其实“在30年代国际主义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全球意识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维护一个世界的理念而做出的英勇行动得以幸存”。从以冷战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地缘政治冲突极度紧张的年代，但是，入江昭告诉我们，实际上在50年代还存在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化。“50年代全球化是比地缘政治现实更具渗透力的力量，在冷战之外，它推动了一系列的发展”，其中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活跃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和非殖民化运动。这些都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来驱动的。特别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比以前更加活跃”，“它们试图将世界从一个两极化的分裂状态转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它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与大国政治无关，但是它们对世界各地繁荣与福祉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冷战”。入江昭还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并非发生在90年代末冷战的逐渐结束，而是开始于70年代世界事务的新变化，包括美中以及美苏关系的缓和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纳入国际共同体中，东西方人员和信息交流的增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等。这些新变化导致世界各个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整合在一起”，“国际关系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入江昭这一系列新解释尽管不会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但却是发人深思的，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国际关系的历史，从而发现新的史实和意义。
为理解和应答全球化而书写历史的典范
《全球共同体》不仅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新的关于国际组织的丰富知识和观察20世纪国际史的崭新视角，同时也为研究国际组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因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尽管作者作为一个坚定的文化国际主义者，对国际组织的作用过于乐观，但该书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它启发我们去思考：历史学者如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和灵感，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实现学术创新，归根结底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回答人类面临的问题。《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好：“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全球共同体》就是一位杰出历史学家为更好地理解和应答我们时代的新问题——全球化而书写的历史著作的典范。
自国际(关系)史学科产生以来，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关于20世纪国际史的标准叙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开始，然后是大战、凡尔赛的和平、大危机和法西斯的崛起、二战、冷战的起源、冷战时期的热战、美苏缓和与冷战的结束。这一基于现实主义国际观念的标准叙事，把国家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解释“国家间冲突”成为学者的主要任务，而其他国际事态要么不在学者的视野之内，要么被放在战争起源的框架内加以理解，从而丧失自身的意义。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这种传统范式，在国家间冲突主导国际关系的冷战时代，无疑具有其正当性，也使国际关系史成为“显学”。但是这种传统的国际史叙事把国家行为，特别是国家间的冲突置于优先与核心地位，实际上无视20世纪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重大发展，极大地遮蔽了人们的认识。
20世纪不仅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和冷战，经历了美苏之间的核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同时也见证了诸多国际组织的成长、各种团体和个人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与和平的努力。在战争硝烟和对峙仇恨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意识的成长。而这些在20世纪国际史著作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当代，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国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削弱，影响国际事务和人们日常生活的最大事态是全球化，而不再是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争夺权力与利益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要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国际史叙事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人们需要新的国际史叙事模式，以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化现象。
20世纪后期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
哈佛大学人江昭教授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严子龙、李静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20世纪国际史的范式。该书关注的不是民族国家的行为，不是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而是非国家行为体即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活动。该书作者入江昭是当代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退休前曾担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和美国历史协会主席。这位“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费正清语)在书中把国际组织分为两类：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前者包括那些国家之间通过正式的协定建立的、代表其相应政府的机构”，而后者是指“自愿的非政府、非赢利、非宗教、非军事的团体”。他在书中论证说，国际组织与民族国家共同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尽管国家追求安全、市场、荣耀等国家利益，并导致了战争和冲突，国际组织自19世纪末以来却积极从事促进文化交流、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扩大发展援助、保护环境和捍卫人权的活动，促进了人类团结互助与相互依赖意识，对20世纪人类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世纪国际舞台上的核心事态与其说是热战与冷战，还不如说是国际组织带来的不断加深的国际互动网络和全球共同体的兴起，至少后者与前者同等重要。
从第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基督教青年会世界联盟(World Alliance of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于1855年成立起，国际组织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获得空前的发展。据国际组织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统计，在1909年，世界上的国际组织共有213个，其中非政府组织有176个，政府间组织有37个。到2000年，国际组织的数量已达53821个；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已达47098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则有6742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占国际组织的87.48％。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被视为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是全球市民社会兴起的标志。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的爆炸性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生态，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事态之一，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
这位“非同寻常的天才史学家”的看法
国际组织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政治中如此重要，历史学家无疑有责任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以及追寻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是，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国际关系学者研究国际组织，冷战结束后，对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全球治理问题的研究更是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显学，可是直至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历史学家关注国际组织的问题。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对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与其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严重程度形成鲜明的反差。有鉴于此，入江昭以其一贯的对学术前沿和新的学术生长点的敏锐把握能力，开始从历史的视角对国际组织进行研究，“以国际组织、而不是民族或国家为分析的单位”，“重新阐释世界现代史”。
从人江昭给我们提供的观察和研究20世纪国际史的新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对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但却长期被忽视的力量、事件和事态，同时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一些事态也被赋予新的意义。比如国际组织过去通常被认为是促进国家利益的手段，但是在人江昭看来，国际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了跨国性的关切并进而加强了人类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意识”。20世纪30年代通常被认为是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盛行的年代，但入江昭指出，其实“在30年代国际主义的精神从来没有消失”，“全球意识由于非国家行为体为维护一个世界的理念而做出的英勇行动得以幸存”。从以冷战为中心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地缘政治冲突极度紧张的年代，但是，入江昭告诉我们，实际上在50年代还存在很多“其他与冷战无关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化。“50年代全球化是比地缘政治现实更具渗透力的力量，在冷战之外，它推动了一系列的发展”，其中包括欧洲一体化进程、活跃的国际组织的活动和非殖民化运动。这些都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的对抗来驱动的。特别是“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比以前更加活跃”，“它们试图将世界从一个两极化的分裂状态转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它们的大部分活动都与大国政治无关，但是它们对世界各地繁荣与福祉的影响却并不亚于冷战”。入江昭还提出，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审视。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并非发生在90年代末冷战的逐渐结束，而是开始于70年代世界事务的新变化，包括美中以及美苏关系的缓和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纳入国际共同体中，东西方人员和信息交流的增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迅速成长等。这些新变化导致世界各个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力度“整合在一起”，“国际关系的历史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入江昭这一系列新解释尽管不会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但却是发人深思的，让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20世纪国际关系的历史，从而发现新的史实和意义。
为理解和应答全球化而书写历史的典范
《全球共同体》不仅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新的关于国际组织的丰富知识和观察20世纪国际史的崭新视角，同时也为研究国际组织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历史的视野，因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尽管作者作为一个坚定的文化国际主义者，对国际组织的作用过于乐观，但该书的价值是勿庸置疑的。它启发我们去思考：历史学者如何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和灵感，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实现学术创新，归根结底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回答人类面临的问题。《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得好：“每个时代都要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的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临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全球共同体》就是一位杰出历史学家为更好地理解和应答我们时代的新问题——全球化而书写的历史著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