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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布的政府特殊津贴，《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修编工作专家顾问组成员，《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专家组成员，《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综合研究组副组长，《西部开发促进法》起草小组成员。
中国老促会将1389个革命老区县分为四类。其中，一类老区县是最典型的老区，其县境内所拥有的老区乡镇占到90%以上，可谓处处皆热土。但近些年来，一类老区县的经济发展与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差距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原因何在？面对振兴规划这一重大战略机遇，老区该如何规避误区？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专门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教授。
《中国扶贫》：近些年来，一类老区县与全国县城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表现有哪些？
魏后凯：1997年，一类老区县与全国人均GDP之差为1809元，到2006年已经扩大到了6818元。1997到2004年间，一类老区县的人均GDP一直高于西部地区而低于中部地区，到2005年之后，则开始低于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对水平。这些数据说明，相对来说，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中国扶贫》：老区经济在产业结构上有哪些特点？
魏后凯：1997年。一类老区县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0.8%，到2006年，该比重已经下降至16.8%。与此同时。老区经济第二产业的水平却持续增加，1997年为49.5%，2006年为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一类老区县的工业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一类老区县的第三产业发展十分滞后，其增加值比重从1997年的19.7%提高到2006年的27.2%，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却由1997年相差19.2个百分点扩大到2006年相差20.3个百分点。
《中国扶贫》：为何一类老区县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重合度较高？
魏后凯：一类老区县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很大比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些老区大多位于中西部的山区、丘陵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年代有革命优势，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则成为发展劣势。同时。由于这些地区参军人数多、牺牲比例大、伤残军人多，导致当地青壮年劳动力相对不足，有些老革命在解放后留在外地工作，人力资源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导致贫困老区人才外流，加重了当地的人才荒。
另外，虽然历届党和政府对老区的发展都很重视，每年党的文件中对老、少、边、穷地区都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总体上来说，专门针对革命老区的、有含金量的、有连续性的扶持政策还是很缺乏，这也是导致本就基础薄弱的老区与其他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扶贫》：生态脆弱或者生态保护，是否也对老区发展经济形成制约？
魏后凯：对，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老区中有些处于生态脆弱区，面临着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严重缺水、高寒等的危害。比如陕北有27个老区县，全部为水土流失严重县；位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四个省区的老区县，由于长时间过度放牧，导致地表植被逐步消失，土壤养分流失，而且造成河流、水库、水渠堵塞。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通讯等设施损坏，从而加深了贫困程度，扩大了地区差距。还有些老区处于泥石流、洪涝灾害、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带，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富集的老区县，如冀东的铁矿开采、山西的煤炭采挖，也都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些位于国家生态安全区的老区，包括列入国家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大江大河源头、水源涵养地、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湿地等的老区县，由于承担着生态涵养、为公众提供生态福利的功能，在工业项目的选择上就面临更严格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此，应该提高对这类老区的生态补偿标准。
总之，老区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能都以GDP论英雄。最近习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时。已经指出了这一错误倾向。我相信，这一政策导向将会大大有利于老区的发展。
《中国扶贫》：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我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争先恐后的发展期，在这一历程中，位于中西部的老区为什么落在了后面？
魏后凯：虽然中央文件每次都强调要大力支持老区加快发展，但至今为止，我国还未确定一个科学、统一的老区扶持对象和标准，各部门往往从各自角度确定其扶持对象，差异性很大。例如，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确定的老区扶持对象各不相同，其扶持标准也很不一致，有的甚至没有明确的扶持对象。这种状况很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容易诱致一些地方“跑部钱进”，“千方百计”争项目争资金，导致一些活动能力不强的、比较“实在”的老区县因不争不要被忽视，使得一些最需要扶持的贫困老区不一定能得到有效支持，延误发展机遇。形成发展上的被动。
《中国扶贫》：近些年来，留住人才、引进人才是贫困老区面临的一大困难，您认为，老区在振兴中该如何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魏后凯：贫困老区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小康，必须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要扭转本地人才不回来、外地人才引不来的困难局面，有两项工作应该做扎实：第一，提高当地百姓的素质。要加强对当地劳动力的培训，开发适应当地发展的人力资源，培养更多通用性人才。第二，通过交流、外派、培训、挂职锻炼等多种途径。提高当地干部队伍的素质。
以此为基础。再考虑以产业为支撑来引进外部人才。对高层次人才要只求所用不求所有，来了要能有事做，项目一结束人家就要离开，这种情况很可能，未必非要留人家一辈子。人才引进要注重实效，花几百万引进一个院士，如果通用人才的素质跟不上，单单一个院士就难以发挥多大作用，关键还是通用人才的培养。
《中国扶贫》：对陕甘宁、中央苏区、大别山三个地区的老区县来说，面对已经批复或者正在批复中的老区振兴重大战略机遇，他们该如何处理“转型是前提、赶超是目标”的关系？
魏后凯：老区振兴，是这些老区已经迎来或者即将迎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对他们迫切希望加快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愿望，我非常理解，我也觉得国家的确该制定高起点、高标准的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促进老区发展，对老区给予更多的补偿和扶助。但是，老区在加快发展中，必须切实处理好转型与赶超的关系。
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主要问题是转型。而对于振兴中的老区来说，既要转，还要赶，要在转中赶，转型是前提，赶超是目标。要摈弃一些先发达地区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走真正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对于贫困老区来说，要充分挖掘特色农产品、红色旅游的内涵，借助现代营销，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现在有些地方就做得很好，比如，江西一个老区的大米很好，就可以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广西百色老区的一种猪很好，就可以定几十元一斤的售价。这需要农产品有好的宣传、包装、品牌，并且要和当地的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民间手工艺品、中药养生等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营销。
从国家层面来说，要促进老区振兴，就需要建立政策保障的长效机制：完善对老区的补偿机制。确立同等优先的甄别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援助机制，增强老区发展的造血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投融资机制。这样，才能有效促进老区振兴，确保老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老促会将1389个革命老区县分为四类。其中，一类老区县是最典型的老区，其县境内所拥有的老区乡镇占到90%以上，可谓处处皆热土。但近些年来，一类老区县的经济发展与全国县域经济的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差距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原因何在？面对振兴规划这一重大战略机遇，老区该如何规避误区？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专门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教授。
《中国扶贫》：近些年来，一类老区县与全国县城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表现有哪些？
魏后凯：1997年，一类老区县与全国人均GDP之差为1809元，到2006年已经扩大到了6818元。1997到2004年间，一类老区县的人均GDP一直高于西部地区而低于中部地区，到2005年之后，则开始低于西部地区人均GDP相对水平。这些数据说明，相对来说，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中国扶贫》：老区经济在产业结构上有哪些特点？
魏后凯：1997年。一类老区县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30.8%，到2006年，该比重已经下降至16.8%。与此同时。老区经济第二产业的水平却持续增加，1997年为49.5%，2006年为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一类老区县的工业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一类老区县的第三产业发展十分滞后，其增加值比重从1997年的19.7%提高到2006年的27.2%，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却由1997年相差19.2个百分点扩大到2006年相差20.3个百分点。
《中国扶贫》：为何一类老区县与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重合度较高？
魏后凯：一类老区县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很大比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这些老区大多位于中西部的山区、丘陵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年代有革命优势，但在和平建设时期则成为发展劣势。同时。由于这些地区参军人数多、牺牲比例大、伤残军人多，导致当地青壮年劳动力相对不足，有些老革命在解放后留在外地工作，人力资源的短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导致贫困老区人才外流，加重了当地的人才荒。
另外，虽然历届党和政府对老区的发展都很重视，每年党的文件中对老、少、边、穷地区都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总体上来说，专门针对革命老区的、有含金量的、有连续性的扶持政策还是很缺乏，这也是导致本就基础薄弱的老区与其他发达地区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扶贫》：生态脆弱或者生态保护，是否也对老区发展经济形成制约？
魏后凯：对，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老区中有些处于生态脆弱区，面临着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严重缺水、高寒等的危害。比如陕北有27个老区县，全部为水土流失严重县；位于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四个省区的老区县，由于长时间过度放牧，导致地表植被逐步消失，土壤养分流失，而且造成河流、水库、水渠堵塞。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通讯等设施损坏，从而加深了贫困程度，扩大了地区差距。还有些老区处于泥石流、洪涝灾害、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带，给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在一些自然资源富集的老区县，如冀东的铁矿开采、山西的煤炭采挖，也都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些位于国家生态安全区的老区，包括列入国家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大江大河源头、水源涵养地、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湿地等的老区县，由于承担着生态涵养、为公众提供生态福利的功能，在工业项目的选择上就面临更严格的限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方经济的发展。为此，应该提高对这类老区的生态补偿标准。
总之，老区的发展应该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不能都以GDP论英雄。最近习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时。已经指出了这一错误倾向。我相信，这一政策导向将会大大有利于老区的发展。
《中国扶贫》：改革开放后，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我国区域经济进入了争先恐后的发展期，在这一历程中，位于中西部的老区为什么落在了后面？
魏后凯：虽然中央文件每次都强调要大力支持老区加快发展，但至今为止，我国还未确定一个科学、统一的老区扶持对象和标准，各部门往往从各自角度确定其扶持对象，差异性很大。例如，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农业部等部门确定的老区扶持对象各不相同，其扶持标准也很不一致，有的甚至没有明确的扶持对象。这种状况很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容易诱致一些地方“跑部钱进”，“千方百计”争项目争资金，导致一些活动能力不强的、比较“实在”的老区县因不争不要被忽视，使得一些最需要扶持的贫困老区不一定能得到有效支持，延误发展机遇。形成发展上的被动。
《中国扶贫》：近些年来，留住人才、引进人才是贫困老区面临的一大困难，您认为，老区在振兴中该如何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魏后凯：贫困老区要在2020年与全国同步小康，必须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要扭转本地人才不回来、外地人才引不来的困难局面，有两项工作应该做扎实：第一，提高当地百姓的素质。要加强对当地劳动力的培训，开发适应当地发展的人力资源，培养更多通用性人才。第二，通过交流、外派、培训、挂职锻炼等多种途径。提高当地干部队伍的素质。
以此为基础。再考虑以产业为支撑来引进外部人才。对高层次人才要只求所用不求所有，来了要能有事做，项目一结束人家就要离开，这种情况很可能，未必非要留人家一辈子。人才引进要注重实效，花几百万引进一个院士，如果通用人才的素质跟不上，单单一个院士就难以发挥多大作用，关键还是通用人才的培养。
《中国扶贫》：对陕甘宁、中央苏区、大别山三个地区的老区县来说，面对已经批复或者正在批复中的老区振兴重大战略机遇，他们该如何处理“转型是前提、赶超是目标”的关系？
魏后凯：老区振兴，是这些老区已经迎来或者即将迎来的重大战略机遇。对他们迫切希望加快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愿望，我非常理解，我也觉得国家的确该制定高起点、高标准的老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促进老区发展，对老区给予更多的补偿和扶助。但是，老区在加快发展中，必须切实处理好转型与赶超的关系。
对于发达地区来说，主要问题是转型。而对于振兴中的老区来说，既要转，还要赶，要在转中赶，转型是前提，赶超是目标。要摈弃一些先发达地区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走真正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对于贫困老区来说，要充分挖掘特色农产品、红色旅游的内涵，借助现代营销，把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现在有些地方就做得很好，比如，江西一个老区的大米很好，就可以卖到几十块钱一斤；广西百色老区的一种猪很好，就可以定几十元一斤的售价。这需要农产品有好的宣传、包装、品牌，并且要和当地的生态旅游、红色旅游、民间手工艺品、中药养生等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营销。
从国家层面来说，要促进老区振兴，就需要建立政策保障的长效机制：完善对老区的补偿机制。确立同等优先的甄别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援助机制，增强老区发展的造血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投融资机制。这样，才能有效促进老区振兴，确保老区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