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著名作家塞林格诞辰100周年。
　　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塞林格全集》，在塞林格的《九故事》扉页上，作家引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我们知道两只手相拍的声音，但一只手拍的声音是怎样的呢？”
　　单手拍掌，也是林子祥一张专辑的名字，典出日本禅宗公案。
　　1953年出版《九故事》的时候，塞林格像“垮掉的一代”一样，对禅宗顶礼膜拜。最迟至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渴望成为一名佛教徒，追随伟大的释迦牟尼和六祖慧能，心静自然凉。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制定了详细的读书计划，博览佛教方面的典籍，还和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日本佛教学者铃木大拙见了一次面。
　　对美国人来说，印度瑜伽和中国禅宗大概没什么区别。学习了几年禅宗之后，1952年，他又读到了印度灵修导师室利·罗摩克里希纳的书，并为之倾倒。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说，在阅读了这位大师的作品之后，自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已成室利·罗摩克里希纳的信徒，他鼓吹独身，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追求心灵的绝对自由。”
　　这直接导致了，塞翁之后隐居遁世的“僧”活方式。

瑜伽男的“僧”活方式

　　1955年6月，36岁的塞林格和克莱尔·道格拉斯结为连理，后者是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学生。婚后不久，他们就双双开始修习Kriya瑜伽。1955年的夏天，在华盛顿特区一栋印度教神庙前的小店里，他们接受咒语仪式和呼吸的训练，每天两次，一次十分钟。塞林格的女儿玛格利特·塞林格在《梦幻守望者》（讲述父亲的回忆录）中感叹：“如果当时我父亲已经接受了印度瑜伽导师的思想的话，父母就不会结婚，那么，也就没有玛格利特·塞林格这一号人物了。”
　　大的方向没有变，但在具体的宗教信仰方面，塞林格可谓“水性杨花”。克莱尔还对瑜伽死心塌地的时候，塞林格已经兴趣索然。他长时间离开康沃尔去写作，可是常常，他带回来的，只是一些未完成的小说断片，他回来只是想把它们给撕了。不过，他也不总是愁眉苦脸，他总有新的发现，新的宗教、新的主义都会让他欣喜若狂，就像刚开始发现禅宗一样。而克莱尔则开始相信，沉迷于宗教的塞林格在文学上已经完蛋了，他不能面对出版，也不敢正视他所写的作品。
　　抛弃瑜伽之后，塞林格一度喜欢上排除忧郁的精神疗法，他甚至专程去拜会了这种疗法的创始人哈伯德先生，可是好景不长，克莱尔说他很快又开始见异思迁。果真如此，之后，基督教科学派的灵修术、顺势疗法、针灸、长寿食疗法……像走马灯一样成为瑜伽男塞林格的新宠。

　　从他高寿91岁才自然而亡这一点来看，塞林格的各种养生之道似乎不无成效。他每日沉思冥想，读《圣人罗摩那教义》《道德经》《淮南子》和各种《医学大典》，狂吃维生素C，还喝自己的尿。他用舌头来说话，口齿不清，认为这样说出的才是神的语言。他还坐在一种所谓的“生命箱”之中沐浴着“生命力”，有没有炼丹？我们就不知道了。为了达到超凡脱俗的目的，塞林格无所不用其极。

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塞林格的宗教信仰也体现在他一系列的小说写作中。《九故事》最后一篇《泰迪》，就写的是一个十岁大的孩子表现出吠檀多哲学家的洞察力。塞林格也研究罗摩克里希纳的弟子辨喜的作品，细心的读者将会在他的小说中读到这位印度神秘主义者的名字。比如，他最后一篇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小说是近3万字的《哈普华兹十六，一九二四》，书中的主角西摩·格拉斯这样称赞辨喜：“他是我们世纪最激动人心、最独特又才识渊博的巨人。”

　　在中篇小说《弗兰尼和卓埃》的“卓埃”部分，弗兰尼的哥哥试图和她一起讨论这世间的宗教体验，目的是解决内心的惶惑。而塞林格的其他角色，比如西摩·格拉斯，则更为极端。他唯一的信仰，就是逃离这个地狱般的世界。这种极端性在名篇《香蕉鱼的好日子》中表现得最为彻底。已经不只一个人在那嘀咕了，书中那个没名字的年轻人为什么要死呢？在海滩上，西比尔遇上了一位天真的小伙子，他们相谈甚欢，可是，那天晚上，小伙子就在他的旅館里，用枪打爆了自己的脑袋：“他瞥了一眼躺在半边床上熟睡的姑娘，然后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从一叠短裤、内衣的下面取出了一把7.65口径的奥特基斯牌自动手枪，抽出弹夹看了看，又塞了回去；再把枪上的击头扳起。然后，他走到空着的那半边床坐下，望望那个姑娘，瞄准好，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太阳穴。”了解了塞林格的宗教追求，简单来考虑，自杀是避世一劳永逸的手段之一，也许还是最直接有效的一种。

　　1950年代，随着塞林格越来越沉溺于宗教体验不能自拔，他的小说变得更长，也更缺乏戏剧冲突，充满了禅宗公案式的“离题”和作者跳出来所做的评论。正如路易斯·梅南德在《纽约客》上所做的评论：“塞林格不像在写小说，他似乎对作为一种艺术样式的小说已经失去了兴趣———也许他觉得，文学设计和作者的控制力反而会让作品显得匠气太重、虚假不实。” 　　在禅宗中，师生关系是重中之重。《古尊宿语录》等禅宗语录，常常是弟子向老师讨教禅宗问题，被老师不是拿棍子胖揍，就是说一些字谜“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以求顿悟。师生关系，在禅宗中，是演绎和分析禅理的一个基本人事关系。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会发现，在塞林格的笔下，主人公常常扮演老师的角色。他们在小说中种种怪异的举动，正如禅宗中的棒喝、双关语、似答非答、王顾左右而言他，是一种禅宗的“心印”或“公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在塞林格则是他的读者——获得顿悟。
　　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倒数第二章中，霍尔顿·克劳菲尔德已经获得了顿悟；他涅槃了，在最后一章，他对我们说：“我要跟你谈的就是这些。”好像《守望者》这本书只不过是向你倾诉——或者要教导你——而写的。正如他在开头第一句话所写的：“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
　　谁是你？恐怕我们每个人都是塞林格假想的棒喝对象。
　　美国评论家斯丹莱·爱德加·海曼说塞林格将自己束缚在很小的空间里，这使得他的生活变得异常狭窄，限制了他的写作，最终文思枯竭片纸不得。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塞林格之所以不写了，并不是他写不出来，而是他在身体力行禅宗的教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如果再让他选择，他也许会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和《抬高房梁，木匠们》付之一炬。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好？
　　单手拍掌，此时无声胜有声。

塞林格的情人

　　在世人眼中，塞林格一直是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居者形象；可是你相不相信，暗地里，他其实还是个喜欢玩弄女性的花花公子？
　　事情还要从1972年4月23日那一天说起。在那一天的《纽约时报星期专栏》上，18岁的少女乔伊斯·梅纳德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十八年华回首往事》，在其中大谈古巴导弹危机和肯尼迪遇刺事件。当时的她特别想成为一名舞文弄墨的美国小姐，她做到了。过了两天，她收到了两大包的邮件，大概有几百封，既有鼓励支持，也有讽刺批评，但这些都不重要，其中有一个男人的来信将改变她的人生。

如果再让他选择，他也许会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和《抬高房梁，木匠们》付之一炬。一切尽在不言中，多好？

　　航空信纸，很薄，打字机打的字间隔并不均匀。在信中，这位来信者先是挖苦她的衣着品位不佳，穿的是“米老鼠装”，穿这样的衣服在中学舞会上恐怕吸引不了舞伴；然后又以过来人的口吻规劝梅纳德不要急于出名，太过张扬，因为那些编辑才不管你能否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呢。最后，在信末，他的签名是：J.D.塞林格。
　　尽管梅纳德从来也没有读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但是她还是立即给塞林格回信，因为，这是第一个关注她并给她写信的名人。通信很快就变得频繁起来，他们在信中交换人生的看法，梅纳德刻意的厌世腔调迎合了塞林格的趣味，而梅纳德这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则爱上了塞林格信中的声音——其中恐怕仍然夹杂着成名的渴望。到了5月，塞林格把电话给了她。在电话里，他的声音低沉而圆润，还透着幽默和智慧，应该比书面的文字更具杀伤力。
　　耶鲁大学的暑假到了。一放假，梅纳德就赶往塞林格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乡村寓所。自从《麦田里的守望者》成名之后，塞林格就在那儿买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修了一座小屋，周围用通电的铁丝网围着，竖着一块告示牌，写着“私人领地，不得擅入”，就像是个监狱或者军事禁区。塞林格对她说：“我等你很久了，我自认为你属于这里。”
　　这样深情款款的表白让梅纳德的防线彻底崩溃，时年53岁的塞林格都可以做梅纳德的父亲了，事实上，梅纳德只比他的女儿大3岁，当然，这并没有成为两人交往的障碍。于是，她躺在了塞林格的床上。这本是两情相悅的高潮，没想到却成为梅纳德梦魇的开始：做爱困难。他相信这世上没有治疗不了的疾病。可是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和残酷，没人能治好她，这意味着，塞林格和梅纳德在一起时，没有性，只有脆弱的爱。
　　这样的爱情很快就千疮百孔，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显露出来。塞林格喜怒无常，价值观念的差异常常让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梅纳德对他说：“你是这世上我唯一爱着的人。”塞林格冷漠地回答：“爱情，可笑透顶。爱情只会让人干些蠢事傻事，使人失去理智。”
　　没有了性，也没有了爱。两个人的缘分即将终结。塞林格最后对她说，他不需要一个孩子。“孩子”？这既是指梅纳德发育晚熟，也指她心智上与这位极端的禅宗信徒之间的不相称。不管梅纳德如何哀求都已无济于事。他用冷酷的口吻说：“你最好现在就回家，你得把你的东西从我的屋子里搬走。”她给赶了出去，从此以后再没有见面，给他打电话的梅纳德泣不成声，而绝情的塞林格只是挂断了电话。
　　始乱终弃的塞林格给梅纳德留下了无尽的伤痛记忆。如果不是塞林格的女儿在她的回忆录中也证实了塞林格的花花公子本性，我们也许要怀疑梅纳德对塞林格的指控是否只是她个人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