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性”重构批评伦理——论江飞的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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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飞首先是青年学者,其次是文学评论家,同时还是作家.然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和高效化的当下,学者、作家、评论家等因角色定位的不同和专业领域的差别而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但在文学批评已然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中,三者的身份界限又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化了.正因如此,江飞并不满足于只当知识型的学者或者技术型的专才,而是将上述三重身份加以贯通而进入超越之境,并游刃有余地发挥着多重身份融合所带来的独特优势.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像江飞这样既专攻文艺理论,又潜心于散文创作,尤其还擅长文学批评的学者,正是鲁迅曾召唤的“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坚实的,明白的”批评家.在个人的阅读感受中,江飞的文学批评能够在学术、批评和创作之间互动互渗,呈现出一种思想性与审美力并重的批评品格.显而易见,从江飞的学术论著和批评文章着手的话,可以更加清晰地观察他文学批评的思想言说、伦理逻辑以及学术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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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十多年前的2004—2005年间,在安徽省文联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按照惯例一一发言,二三十位作家和评论家发言后,时间已近十二点,而未来得及发言的人也都知趣地不再发言。当主持人准备宣布会议结束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学者站起来,他说他是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名叫江飞,是苏老(苏中先生)指名叫他来参加会议的,并且写了文章;既然来了,就想借此机会讲讲自己的看法。  话说得不卑不亢。是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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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中的造物:从神话到科幻rn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提出神话实为文章之渊源①.事实上,在中西方历代的文学类型中皆可见神话的身影.其中,科幻小说中频繁出现神话的踪迹.神话与科幻小说的结合看似并不合常理.达科·苏恩文曾从文类角度对神话和科幻小说进行对比,他认为两者实质上是对立的.神话和科幻小说都将陌生化作为潜势态度和宰制形式手段②.通过陌生化,两者制造出某种惊异效果,其目的是透过表层世界探寻真理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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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的生命仿佛已到了如日中天的时候,正如这酷暑,让人难耐,又让人热血澎湃。回忆是把钝刀,切不开过去和现在,现在之我是过去之我的累积与延续,也是白纸黑字的涂抹与叠加,散落在与文学有关的批评之中。这里写下的与其说是我的批评观,不如说是我对批评的思考和对自己的期待。  批评家的批评与作家的创作都是一种生命形式,都能够赋予生命以意义。斯坦纳说,“文学批评应该出自对文学的回报之情”,这意味着批评家与作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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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n稍微带有一点诧异地,我阅读完了王威廉的最新短篇小说集《野未来》①.这种诧异来自一种先在阅读经验的比对.早在2013年左右,我在编选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收入了王威廉的《听盐生长的声音》,这是一部以西部盐湖为环境背景的作品,里面的男主人公生活困顿而郁积,在大自然景观(奇观)的感召中他察觉到了生命意志的循环萌动,又再生了生活的勇气.这篇作品得到了海外译者的好评,最后英文小说选在国外出版时,就用这篇的题目做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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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艺术史家与文献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密特根据“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自1902年至1914年四次新疆探险带回柏林的文物,将前伊斯兰文化期的新疆分为犍陀罗时期、“吐火罗”时期与回鹘—汉时期.位于丝绸之路北道的龟兹石窟寺院遗址无疑是见证三个时期的极佳典范.对龟兹石窟壁画的临摹工作首先作为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由德国探险队的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开启,他摹绘的作品依然是当下图像研究的重要参鉴.国内对龟兹壁画的临摹工作则要始于韩乐然,临摹作品属于艺术家保存与学习古代壁画的范畴.颇有意味的是,格氏与韩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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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说赢得盛名的林白是以诗歌登上文坛的,1977年至1980年代中期,她以本名林白薇发表了不少诗作,1977年发表组诗《从这里走向明天》,1985年发表组诗《山之阿,水之湄》,并出版诗集《三月真年轻》,此时的林白已经以颇具实力的诗歌创作成为广西青年作家的主力军。当青年诗人林白薇转变为著名小说家林白之后,大部分读者和研究者对林白的关注从诗歌转向了小说,诗歌也往往被视为林白创作的起点。但实际上,林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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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在文学研究当中封疆而治,现代学科的科层化制度隐秘保障着彼此界限的森严壁垒,它们操持着各自范畴内的类型话语,承担着彼此相异的话语实践功能,共同展开对“文学”这一艺术门类的剖析、释义与判断.很长时间以来,三者之间的人为封锁与各司其职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合法研究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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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是一种最古老的人类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方式,也是一种与他人分享并沟通自己理解的方式。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和巴西插画师罗杰·米罗(Roger Mello)共同创作的绘本《羽毛》,讲述了一片迷失的羽毛反复追问自己的来历而最终获得归属感的故事。201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推出过该书英语译本,2017这个故事再次由美国作家/译者克洛伊·加西亚·罗伯茨(Chloe Garcia Rob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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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的诗行,一向高朋满座。春和景明的诗句间,多的是不请自来的读者,落英缤纷的子弟,及络绎不绝的争议。诗乃法器一种。勾起争议是魅力,在任何时代都能持续引发巨大争议,则是一种魔力。百年来,世人用各种误会的方式爱着泰戈尔。这位有着圣人面相的潮流之子,他不属于在精致修辞和对句间表演特技的杂技大师,也绝非怀揣火药和新知的领袖斗士。意外的是,历史让他在一次次翻译和舶来中,扮演了比之更为鼓噪和深远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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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韩少功将《芙蓉》2021年第2期发表的《长岭记》,定位为“一个老人对遥远青春的致敬,也是对当年一个个共度时艰相濡以沫者的辨认和缅怀”①,但对熟悉韩少功创作的读者和研究者而言,这一份记录,几乎隐含了韩少功此后创作的大部分线索,成为理解他的一把重要钥匙。这段日记,涉及的时间为1972年3月到1974年12月,横跨韩少功十九岁到二十一岁的时光,在这不长的四万多字中,除了对日常生活的记录,还暗含了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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