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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依旧把契诃夫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家，然而，综观契诃夫所有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可以发现，作家的艺术风格至少包括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多种艺术风格，既多元并存，又融合一体，从而形成了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契诃夫风格。
关键词：契诃夫；艺术风格；多元
早在20世纪初，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说过：“契诃夫是擅长采用多种多样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起影响作用的写法的，在有些地方他是印象主义者，在另一些地方他是象征主义者，需要时，他又是现实主义者，有时甚至差不多成为自然主义者。”{1}而当前我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依旧把契诃夫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家，对其作品中实际存在的多种艺术风格故意视而不见，极其主观地宣称契诃夫只忠于现实主义。近些年来，学者们思想更开放，视野更开阔，开始谈到契诃夫作品的现代主义、印象主义或象征主义因素，但还是只看到了契诃夫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些方面，而非完整的契诃夫。{2}其实，综观契诃夫所有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作家的艺术风格是多元并存、自成一体的，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的那样，至少包括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几种艺术风格。关于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已可谓汗牛充栋，此处不赘，本文主要谈谈其自然主义、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风格。
1888年10月4日，契诃夫在一封信中公开阐明了自己无倾向性的艺术原则：“我怕那些在字里行间寻找思想倾向的人，怕那些硬要把我看做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的人。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主义者，不是修士，不是冷淡主义者。我打算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我痛恨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大艺术家，这就是我要遵循的纲领。”{1}因此，特罗亚指出：“‘放手自由地写作’，拒绝政治的或哲学的冗长说教，不受各种文学流派的制约，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定而又谦虚地独自前进，在契诃夫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遵循的信条。”{2}这种无倾向性使得契诃夫以一种孤傲的姿态，对现实、社会甚至历史都保持距离感，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完全独立性，认为作家可以提出问题而无须解决问题，也不要试图去证明任何东西，不应该进行变相说教，而应当展示生活，从而形成了其创作的自然主义特色。
当然，契诃夫自然主义创作特色的形成，还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多年医学专业学习和数十年的医生工作形成了契诃夫客观、严谨、冷静地观察事物的方式和表现事物的方法。他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各种知识一直是和睦共处的。解剖学也好，文学也好，它们有着同样高贵的起源、一样的目标……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生存竞争。如果一个人知道血液循环的学说，那么他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天才们从来不争斗，连在歌德身上，自然科学家也同诗人十分和睦地共处在一起。”③他还谈到：“自然科学知识，会给文字工作者们打上一种烙印，这种烙印在他们的工作方法上、下定义的风格上、甚至在他们的面貌上都感觉得到。”{4}“我不怀疑，研读医学科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过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个自己是医生的人才能体会；这些知识还有指导性的作用，因此，大概是由于我接近医学的缘故，我才得以避免许多错误。通晓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这始终使我保持警惕，因此我在可能的地方总是顺应科学依据，而在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我宁可不写。”{5}俄国学者别利奇科夫指出：“‘自然科学家和诗人在歌德身上是极好地并存的。’契诃夫在一封信中顺口这么说过。契诃夫在他丰富多彩的创作中不也是同样兼有注重实践的硕儒、大胆的分析家和精致细腻的艺术家的特点吗·”{6}辛格雷更具体地谈到医学对其创作的影响：“他的观察犹如临床诊断的准确分析，以及记载人类弱点种种病症的方式，都表示他是个目光敏锐的诊断家，这些不能不归功于他那有素的医学训练。”{7}这种科学、客观的态度还表现为注重“科学依据”，重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格罗莫夫指出：“不只是在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中，而且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难以找出另一个作家这般年轻就如此博学多识，如此爱好研究历史文献资料和祖国的古代。”{8}
二是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的影响。当时的俄国社会，一方面继续实行专制高压，另一方面在西欧的影响下，随着知识分子地位日渐上升，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1861年废除农奴制，并开始实行地方自治，慢慢向民主进程迈进。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种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也不断涌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在此背景下，契诃夫十分熟悉席卷整个欧美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的作品，他的一些朋友也常向他推荐其作品，如比利宾就劝他读左拉的作品{9}。
主要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契诃夫形成了颇为突出的自然主义文学观。
第一，强调高度的客观、冷静和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自然主义善于从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研究社会和人生，强调一种科学般的、去除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高度的客观、冷静和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契诃夫特别强调客观和冷静：“对化学家来说，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不干净的东西。文学家应该像化学家那样客观；他应该抛弃生活的主观态度，知道粪堆在风景画里占着很可敬的地位，知道邪恶的感情如同善良的感情一样也是生活里本来就有的。”{1}呼吁要“彻底的客观态度”{2}，“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就越是强烈”③， 因此，“只有当自己感到冷若冰霜的时候才需要坐下来写作”{4}。同时强调要从日常生活中发掘题材，像日常生活那样复杂又简单：“人们要求说，应该有男男女女的英雄和舞台效果。可是话说回来，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作家需要这样写，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是这样。”{5}“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6}他坚决反对类似典型化的主观过滤，所谓从“坏人堆里挖出‘珍珠’来”，认为这“无异于否定文学本身”，特别强调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7}因此，他反对作家在作品中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而应充分尊重、相信读者：“主观态度是一种可怕的东西。”{8}“我觉得不该由小说家来解决像上帝、悲观主义等问题。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说到或者想到上帝或悲观主义。艺术家不应当做自己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而只应当做不偏不倚的见证人。我听见两个俄罗斯人针对悲观主义说了许多杂乱的、什么也没有解决的话，那我就应当把他们的谈话按照我本来听见的那种样子传达给读者，让陪审员，也就是读者来评判它。”{9}“我写作的时候，总是充分信赖读者，认为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是自会加进去的。”{10}这样，他的作品往往在高度客观、冷静的描写中，通过相当真实的细节乃至文献资料等等，不动声色地展示一个个形象、一幅幅场景或画面，留下相当的空白让读者去感悟、思考。屠尔科夫曾谈到：“契诃夫的小说并不暗示任何明确的现成结论，它只提供读者进行独立思考的广阔天地。”{11} 第二，揭示人性丑恶，描写人的病理现象。在人性真实方面，自然主义在现实主义描绘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人的动物性——深入探索生理性、病理性、遗传性对人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和揭示人性的丑恶，从而开拓、充实了对人性全面、深入的真实描写。契诃夫的小说特别关注人的生存，思考人性的问题，热衷于表现人性的恶。辛格雷指出：“他特别注意人生琐碎之处，并且暴露人之卑鄙渺小。”{12}马卫红更具体地谈到：“契诃夫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默默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对生活麻木，对感情麻木，没有互相的理解和关爱，更谈不上具有牺牲精神，有的只是自私、冷漠、平庸、粗俗。”“契诃夫感兴趣的不是‘小人物’的社会地位，不是他们被抢走的‘外套’，而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契诃夫关注的焦点已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对‘小人物’的压迫和欺凌转向人性中固有的丑陋品质：奴性、贪婪、自私、冷漠等等。”“他把笔触伸向人物的灵魂深处，探究人性的原初形态，揭示内在的人格缺憾和鄙俗心理，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以此表达一种对人性异化和病态人生的深切关注。”{1}
上述观念使契诃夫在不少方面特立独行，如当时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整个文坛几乎一致美化农民，可契诃夫决不附和。1897年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农民们拼命地喝酒，精神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不少。”他还通过《农夫》、《在峡谷里》等作品相当严酷、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贫困与精神的“污秽”——落后、愚昧乃至残忍：由于贫困，他们麻木不仁，无暇关心生病从莫斯科回来的尼古拉，甚至还骂他、怪他；他们不仅伪造钱币，而且为了争夺财产不惜用开水烫死不满周岁的婴儿！
自然主义的一大特点是探讨病理性对人的影响，这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也有相当的表现。李辰民先生指出，契诃夫充分利用医生身份的优势，创作了一系列“精神病理学小说”。最早的“精神病理学小说”《“Mania Grandiosa”病例》描写一个神经机制失调的退休警察，热衷于把人和动物禁闭起来，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它展现了妄想症的一个病例。轰动一时的小说《神经错乱》则真实、细致地展示了瓦西里耶夫神经错乱的全过程，揭示了他患病的原因，是精神病的典型病例。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恐惧》、《第六病室》、《黑衣修士》等，继续对人物进行精神病理学剖析。其中，《第六病室》塑造了两个精神变态者的形象：一个是被迫害狂格罗莫夫（契诃夫不仅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生动逼真地展现了格罗莫夫从敏感多疑、感知错幻到神经错乱、精神分裂的全过程，而且从社会学的观点写出了导致格罗莫夫精神分裂的缘由——社会不平等，司法机关昏暗，警察到处横行，使一个身居底层的小人物感受到强烈的动荡和压抑，产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这正是格罗莫夫患迫害恐怖症的主要原因{2}）；另一个是迫害狂尼基塔。作者从这两个变态人的不同角度揭示了俄国沙皇专制和警察制度的阴森可怕。《黑衣修士》则完全依照精神病理学的理论进行创作，主人公科夫林从神经紧张、精神亢奋，发展到眼前出现幻觉和幻影，又发展到和幻影对话，治疗后精神萎靡，留恋幻影中的生活等等，都是符合精神分裂症发病规律的，而且对精神病患者所特有的心理状态的描摹显得那么逼真自然。③还有人专门探讨了契诃夫小说中的精神病患者形象。{4}
印象主义特色来自19世纪后期西欧的印象主义绘画、音乐和文学，更主要地来自契诃夫的好友画家科罗文、列维坦等。19世纪后期，西欧的印象主义音乐和绘画盛极一时，俄国也被流风所及。特别是印象主义绘画，影响了俄国一批画家，其中就有科罗文和列维坦。科罗文让印象主义在其创作中得到最大的发展，列维坦的绘画被称为“包含了印象主义的全部独特的贡献”{5}。屠尔科夫指出：“在谈论这个‘秘密成长的心灵’时，我们还应看到作家在医务方面的同行们的作用，看到Н.П.契诃夫在绘画、雕塑、建筑学校里的才华出众、热爱艺术的同学И.И.列维坦，Ф.О.舍赫捷利，特别是К.А.科罗文的作用，还有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出版界结识的一些文学家的作用。如果不提及这些人的作用，我们就会明显地不公正。”{6}
亨利·特罗亚指出：“尽管契诃夫在写作过程中坚持客观态度，但他认为，有必要在描写细节和布置对白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就他自己而言，他虽然自称是写实主义者，但却逐步转向印象主义的写作技巧，即使用并列的清淡笔触、不着痕迹的暗示和渐归淡薄的记述。”{7}马克·斯洛宁认为，契诃夫不像一般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一丝不苟地收集资料，他善于运用印象主义手法，以具有潜藏着深刻含义的细节作为象征，给读者的想象提供一些支撑点。他的短篇小说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少数寓意深邃的，但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暗示、潜台词和可以表现出内心生活，尤其是情绪的若干特征上。他不叙述事件的发展，也很少把一个角色完完整整地刻画出来，他只是简单地交待一两件事，并致力营造出一种气氛和感受。他喜欢语焉不详，言近旨远。在他的小说中，零散的谈话片断，无意间的念头，刹那之间的印象都极为重要。{1}李辰民也谈到：“他的很多小说已不再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而是追求和捕捉人物在特定场合产生的某种特定的情绪、人物在一瞬间产生的微妙的精神活动或者客观事物留给作者的瞬间印象，因此，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小说很接近于印象派绘画。”{2}
印象主义重视以瞬间特色的琐碎而富有特征的细节显示整体，从而造成一种“瞬间”的“印象主义”，这也是契诃夫创作一个突出特点。1886年他在给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谈到：“在风景描写中应当抓住琐碎的细节，把它们组织起来，让人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比方说，要是你这样写:在磨坊的堤坝上有一个破瓶子的碎片闪闪发光，一只狗或者一条狼的黑影像球似的滚过去，等等，那你就写出了月夜。”③他更在小说《狼》和戏剧《海鸥》中两次用到这一细节。此外，他还极其善于从生活中抓取很琐碎、互不连贯的“引人发笑的场面和对话”、“瞬息即逝的镜头”{4}，使之变成印象主义的精美作品。
还有人相当细致地总结了契诃夫独特的印象主义创作手法。在小说结构上，表现为平淡无奇的开头、印象式的情节安排、无结果的结尾，也就是说特别重视结构的开放性，开头平淡无奇却密度很大；善于捕捉瞬间，抓住生活中一个或几个断面来写，淡化情节；结尾具有开放性、延续性，往往给读者留下许多空白。在艺术手法上，首先是朦胧法，主要描写人的直觉，对人物内心的感觉或情感进行渲染；其次是凝聚法，用某一最富特征的词句或动作来刻画人物，给读者留下整体印象；再次是分割法，描写环境时，通过一个个的细节肢解现实中的景色，打破整个画面的完整性。其戏剧也大体如此。{5} 象征主义则来自西欧象征主义，尤其是梅特林克以及后期走向象征主义的易卜生、豪普特曼的戏剧，还有俄国象征主义者巴尔蒙特等的影响。童道明指出：“在如何对待比如象征主义这样的现代文学艺术流派的问题上，契诃夫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对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有相当好的评价。”{6}李辰民更概括地指出：“契诃夫的几乎每一部剧作都含有象征意义，象征手法成为契诃夫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可能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盛行象征主义文学有关，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受了西欧象征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的影响，因为契诃夫在不少场合表露了对梅特林克的崇拜和敬意。”{7}契诃夫十分熟悉后期走向象征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并且受到其影响。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1901年初，契诃夫产生了写一个戏剧作品的想法，但只是想法而已，当时他的脑海里既无题材也无情节，人物雏形更无从谈起。到了8月份，在观看易卜生的《野鸭》时，他笑得合不拢嘴，一散场就迫不及待地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他要为扮演艾克达尔的演员写一出戏，“他一定得坐在河岸上钓鱼”，这应该是开始构思《樱桃园》时的第一个人物，虽然《樱桃园》的定稿中并没有钓鱼人，但《野鸭》中令他发笑的气氛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1}此外，契诃夫还跟当时俄国著名的象征主义作家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和巴尔蒙特保持了终生的友谊{2}，他甚至还很喜欢巴尔蒙特的一些象征主义诗歌。
象征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别雷首次指出契诃夫的作品是“真正的象征主义同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吻合”，他是一位“象征主义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作家。他说：“尽管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在闲扯淡，在吃喝和睡觉，生活在四堵墙的范围之内，在灰蒙蒙的小道上徘徊——但在某个地方，在深处，你会感到，就连这些灰蒙蒙的小道也是生活的小道，因而在有着永恒的未经探索的空间的地方是不存在什么四堵墙的。”③
关于契诃夫作品的象征，国内学者亦有一些零星的论述。有学者认为，契诃夫将生活与自然中丰富多彩的形象纳入作品，成为意蕴悠远的意象，从成为整个俄罗斯象征的“草原”到象征历史兴衰变换的“樱桃园”,其间贯穿了不少动人心魄而意蕴无穷的象征形象。孤寂的草原成为被商业利益驱动或受生活重压的人们所遗忘的俄国的象征；《神经错乱》中以白雪象征着用无垠的白雪掩埋人间污垢的乐观主义情绪；《第六病室》将俄国隐喻为一座大监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令人触目惊心；《醋栗》中“醋栗”成为主人公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是狭隘心境和庸人理想的象征；《套中人》中的“套子”更是一个新奇、独到的意象，它集中外化于别里科夫的形象，成为扼杀一切、禁锢一切的专制的象征。此“套子”即使在主人公死后仍猖獗横行，这种新与旧的斗争不仅是俄国社会的状况，人类历史总在交替时期存在这种对立，作者赋予“套子”更高、更广、更深的内蕴，以此象征、概括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羁绊与阻力。《樱桃园》中最宏大的象征性形象莫过于那座开满白花的樱桃园，时代按历史法则不断推进，人类无可奈何地与那些陈旧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似乎每天都在迎接新“别墅楼”的崛起，又日日目睹着旧“樱桃园”的消失，带有悲壮色彩的樱桃园在人们心中勾起的正是这种面对新时代的喜忧参半的复杂情感。{4}
有学者认为，契诃夫的象征独具特色：首先，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在平淡的情节和抒情的笔调中隐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次，契诃夫的象征是由实到虚，虚中见实，拒绝神秘，扎根生活。{5}我们认为，契诃夫的象征具体表现为：作品标题的象征性、背景的象征性、主题的多义性。
契诃夫成熟期的作品十分注重标题的象征性，对此我国学者已有论述，《带阁楼的房子》中“带阁楼的房子”对于小说的叙述者（画家）而言，与其说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具体场所，不如说是一个精神范畴，是精神价值的聚集地，是纯洁崇高的爱情的象征。与此同时，它也是瞬间的幸福、破碎的希望、无望的等待等等的象征；《在峡谷里》的峡谷象征着罪孽、欺骗、死亡；《新娘》象征着未来；《跳来跳去的女人》象征着虚荣、浮躁、背叛；《在故乡》中，“故乡”成为落后、愚顽和粗野的代名词。{6}契诃夫特别注意作品背景的象征性，往往极力渲染一种浓郁的背景氛围，并且使这种氛围成为现实、人物心灵乃至人生的某种象征。李辰民先生谈到：“为了突出人和环境的矛盾冲突，契诃夫在很多小说中描写了人物仿佛置身于牢笼、拘留所、精神病院的感觉。主人公活动的场所常常有高墙、栅栏、楼房……使人产生种种心灵上的压抑感。为了渲染这种压抑的氛围，契诃夫往往赋予人物活动环境以灰色的色调。《第六病室》中的医院院墙是灰色的；《带叭儿狗的女人》里安娜住的楼房对面，是一排‘灰色的栅栏’；古洛夫下榻的旅馆里，铺着‘灰色粗呢的地毯’；《没意思的故事》里，老教授的周围是‘灰色的墙壁、灰色的房屋’。灰色，构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畸零人生活环境的基调，也构成了他们失落、痛苦、冷漠心态的基调。”{1}这是作家有意营造一种象征性的背景，借此展示现代人生存的灰色世界和灰色人生。
由于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契诃夫作品的主题往往具有多义性。如《吻》的主题就具有“多种神秘的意义：它似乎象征着爱情和幸福的虚无，又似乎要说明追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是徒劳的，或者暗示着命运对一个庸人的捉弄。《吻》的主题显然是多义的、无法确定的”{2}。《第六病室》的主题也有多义性：“在一部分人看来，《第六病室》影射批判了装模作样、逆潮流而动、鼓吹‘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部小说是一篇声讨沙俄政权的檄文。‘第六病室’是俄国这座精神监狱的象征，凶恶的看门人尼基塔是沙皇政权的象征，而幻想破灭的医生则代表着随波逐流的俄国知识界。”③当代更有学者指出，这部小说还有更深刻的哲理主题——作家通过拉京和格罗莫夫这两个人物的命运，表现了在混乱无序的世界中，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也无论对生活抱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他终究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后又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拉京和格罗莫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作家展示了人是怎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从而精辟地概括了人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和生存模式。{4}《海鸥》的主题，通过“海鸥”这一形象表现出来，也具有多义性：对于特里波列夫来说，它是“美的自我毁灭的象征”；对于特利果林来说，是“被漫不经心地、冷漠地扼杀的美的象征”；而对超越了过去、获得了更高的美的坚强的妮娜来说，则是“青春美的象征，也是被超越的已逝岁月的象征”或“飞翔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海鸥“具备了三层象征意义：一是特里波列夫和妮娜对表达心声的、美丽的新艺术的追求；二是他们那悲剧结尾的、虽然受到伤害但未泯灭的纯真爱情；三是平庸做作的墨守成规的艺术”{5}。
契诃夫还像象征主义作家一样，注重词汇象征意义的多维性、诗意的音响等：“在契诃夫描绘的景色中重要的不是形象（它们是自然的，‘写生的’），不是手法（它们实质上是非常传统的），而首先是词汇，其中每个个别的词——草原、风雪、道路、暴风雪——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多维性，此外，还有几乎被遗忘了的但却是无限熟悉的充满诗意的回声和语义的‘七色谱’。”{6}
契诃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既多元并存，又融合一体，从而自成一格，形成了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特的契诃夫风格。在戏剧创作方面，他也是如此：“站在新的二十世纪门槛的契诃夫，意识到可以把原先的‘戏剧法规’打破，把戏剧与散文（即小说）以及抒情诗之间的樊篱打破，同样的，也可以把戏剧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扩大。契诃夫是位艺术综合的大师。他大胆地把诗的抒情性、小说的叙述性都编织进戏剧的机体里。他也把十九世纪末露头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嫁接。也就是说，契诃夫把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内，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正由于契诃夫实现了这一大跨度的超越，现在欧洲的戏剧评论家们乐于把契诃夫戏剧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7}
【责任编辑 孙彩霞】
关键词：契诃夫；艺术风格；多元
早在20世纪初，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说过：“契诃夫是擅长采用多种多样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起影响作用的写法的，在有些地方他是印象主义者，在另一些地方他是象征主义者，需要时，他又是现实主义者，有时甚至差不多成为自然主义者。”{1}而当前我国学术界主流的观点依旧把契诃夫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代表作家，对其作品中实际存在的多种艺术风格故意视而不见，极其主观地宣称契诃夫只忠于现实主义。近些年来，学者们思想更开放，视野更开阔，开始谈到契诃夫作品的现代主义、印象主义或象征主义因素，但还是只看到了契诃夫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些方面，而非完整的契诃夫。{2}其实，综观契诃夫所有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我们就会发现，作家的艺术风格是多元并存、自成一体的，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指出的那样，至少包括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几种艺术风格。关于契诃夫的现实主义，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已可谓汗牛充栋，此处不赘，本文主要谈谈其自然主义、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风格。
1888年10月4日，契诃夫在一封信中公开阐明了自己无倾向性的艺术原则：“我怕那些在字里行间寻找思想倾向的人，怕那些硬要把我看做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的人。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不是渐进主义者，不是修士，不是冷淡主义者。我打算做一个自由的艺术家，仅此而已……我痛恨一切形式的虚伪和暴力……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管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我是大艺术家，这就是我要遵循的纲领。”{1}因此，特罗亚指出：“‘放手自由地写作’，拒绝政治的或哲学的冗长说教，不受各种文学流派的制约，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定而又谦虚地独自前进，在契诃夫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所应遵循的信条。”{2}这种无倾向性使得契诃夫以一种孤傲的姿态，对现实、社会甚至历史都保持距离感，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完全独立性，认为作家可以提出问题而无须解决问题，也不要试图去证明任何东西，不应该进行变相说教，而应当展示生活，从而形成了其创作的自然主义特色。
当然，契诃夫自然主义创作特色的形成，还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多年医学专业学习和数十年的医生工作形成了契诃夫客观、严谨、冷静地观察事物的方式和表现事物的方法。他在一封信中曾写道：“各种知识一直是和睦共处的。解剖学也好，文学也好，它们有着同样高贵的起源、一样的目标……它们之间没有什么生存竞争。如果一个人知道血液循环的学说，那么他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天才们从来不争斗，连在歌德身上，自然科学家也同诗人十分和睦地共处在一起。”③他还谈到：“自然科学知识，会给文字工作者们打上一种烙印，这种烙印在他们的工作方法上、下定义的风格上、甚至在他们的面貌上都感觉得到。”{4}“我不怀疑，研读医学科学对我的文学活动有过重大影响；它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作为一个作家的我所具有的真正价值，只有那个自己是医生的人才能体会；这些知识还有指导性的作用，因此，大概是由于我接近医学的缘故，我才得以避免许多错误。通晓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这始终使我保持警惕，因此我在可能的地方总是顺应科学依据，而在做不到这一点的地方我宁可不写。”{5}俄国学者别利奇科夫指出：“‘自然科学家和诗人在歌德身上是极好地并存的。’契诃夫在一封信中顺口这么说过。契诃夫在他丰富多彩的创作中不也是同样兼有注重实践的硕儒、大胆的分析家和精致细腻的艺术家的特点吗·”{6}辛格雷更具体地谈到医学对其创作的影响：“他的观察犹如临床诊断的准确分析，以及记载人类弱点种种病症的方式，都表示他是个目光敏锐的诊断家，这些不能不归功于他那有素的医学训练。”{7}这种科学、客观的态度还表现为注重“科学依据”，重视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格罗莫夫指出：“不只是在契诃夫的同时代人中，而且在整个俄罗斯文学中，难以找出另一个作家这般年轻就如此博学多识，如此爱好研究历史文献资料和祖国的古代。”{8}
二是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的影响。当时的俄国社会，一方面继续实行专制高压，另一方面在西欧的影响下，随着知识分子地位日渐上升，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1861年废除农奴制，并开始实行地方自治，慢慢向民主进程迈进。与此同时，西方的各种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潮也不断涌入，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影响了人们的观念。在此背景下，契诃夫十分熟悉席卷整个欧美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福楼拜、左拉、莫泊桑等的作品，他的一些朋友也常向他推荐其作品，如比利宾就劝他读左拉的作品{9}。
主要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契诃夫形成了颇为突出的自然主义文学观。
第一，强调高度的客观、冷静和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自然主义善于从日常琐碎的平凡生活中研究社会和人生，强调一种科学般的、去除现实主义典型化原则的高度的客观、冷静和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契诃夫特别强调客观和冷静：“对化学家来说，人世间根本就没有不干净的东西。文学家应该像化学家那样客观；他应该抛弃生活的主观态度，知道粪堆在风景画里占着很可敬的地位，知道邪恶的感情如同善良的感情一样也是生活里本来就有的。”{1}呼吁要“彻底的客观态度”{2}，“态度越是客观，所产生的印象就越是强烈”③， 因此，“只有当自己感到冷若冰霜的时候才需要坐下来写作”{4}。同时强调要从日常生活中发掘题材，像日常生活那样复杂又简单：“人们要求说，应该有男男女女的英雄和舞台效果。可是话说回来，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谈情说爱。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喝，勾引女人，说蠢话。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吃饭，谈天气，打牌……不过这倒不是因为作家需要这样写，而是因为在现实生活里本来就是这样。”{5}“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6}他坚决反对类似典型化的主观过滤，所谓从“坏人堆里挖出‘珍珠’来”，认为这“无异于否定文学本身”，特别强调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文学所以叫做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7}因此，他反对作家在作品中带有明显的主观倾向，而应充分尊重、相信读者：“主观态度是一种可怕的东西。”{8}“我觉得不该由小说家来解决像上帝、悲观主义等问题。小说家的任务只在于描写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怎样说到或者想到上帝或悲观主义。艺术家不应当做自己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而只应当做不偏不倚的见证人。我听见两个俄罗斯人针对悲观主义说了许多杂乱的、什么也没有解决的话，那我就应当把他们的谈话按照我本来听见的那种样子传达给读者，让陪审员，也就是读者来评判它。”{9}“我写作的时候，总是充分信赖读者，认为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是自会加进去的。”{10}这样，他的作品往往在高度客观、冷静的描写中，通过相当真实的细节乃至文献资料等等，不动声色地展示一个个形象、一幅幅场景或画面，留下相当的空白让读者去感悟、思考。屠尔科夫曾谈到：“契诃夫的小说并不暗示任何明确的现成结论，它只提供读者进行独立思考的广阔天地。”{11} 第二，揭示人性丑恶，描写人的病理现象。在人性真实方面，自然主义在现实主义描绘人的社会性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人的动物性——深入探索生理性、病理性、遗传性对人的影响，更多地关注和揭示人性的丑恶，从而开拓、充实了对人性全面、深入的真实描写。契诃夫的小说特别关注人的生存，思考人性的问题，热衷于表现人性的恶。辛格雷指出：“他特别注意人生琐碎之处，并且暴露人之卑鄙渺小。”{12}马卫红更具体地谈到：“契诃夫世界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默默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对生活麻木，对感情麻木，没有互相的理解和关爱，更谈不上具有牺牲精神，有的只是自私、冷漠、平庸、粗俗。”“契诃夫感兴趣的不是‘小人物’的社会地位，不是他们被抢走的‘外套’，而是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状态。契诃夫关注的焦点已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对‘小人物’的压迫和欺凌转向人性中固有的丑陋品质：奴性、贪婪、自私、冷漠等等。”“他把笔触伸向人物的灵魂深处，探究人性的原初形态，揭示内在的人格缺憾和鄙俗心理，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以此表达一种对人性异化和病态人生的深切关注。”{1}
上述观念使契诃夫在不少方面特立独行，如当时受“民粹主义”思想影响，整个文坛几乎一致美化农民，可契诃夫决不附和。1897年夏，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农民们拼命地喝酒，精神和肉体方面的污秽不少。”他还通过《农夫》、《在峡谷里》等作品相当严酷、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贫困与精神的“污秽”——落后、愚昧乃至残忍：由于贫困，他们麻木不仁，无暇关心生病从莫斯科回来的尼古拉，甚至还骂他、怪他；他们不仅伪造钱币，而且为了争夺财产不惜用开水烫死不满周岁的婴儿！
自然主义的一大特点是探讨病理性对人的影响，这在契诃夫的作品中也有相当的表现。李辰民先生指出，契诃夫充分利用医生身份的优势，创作了一系列“精神病理学小说”。最早的“精神病理学小说”《“Mania Grandiosa”病例》描写一个神经机制失调的退休警察，热衷于把人和动物禁闭起来，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它展现了妄想症的一个病例。轰动一时的小说《神经错乱》则真实、细致地展示了瓦西里耶夫神经错乱的全过程，揭示了他患病的原因，是精神病的典型病例。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恐惧》、《第六病室》、《黑衣修士》等，继续对人物进行精神病理学剖析。其中，《第六病室》塑造了两个精神变态者的形象：一个是被迫害狂格罗莫夫（契诃夫不仅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生动逼真地展现了格罗莫夫从敏感多疑、感知错幻到神经错乱、精神分裂的全过程，而且从社会学的观点写出了导致格罗莫夫精神分裂的缘由——社会不平等，司法机关昏暗，警察到处横行，使一个身居底层的小人物感受到强烈的动荡和压抑，产生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这正是格罗莫夫患迫害恐怖症的主要原因{2}）；另一个是迫害狂尼基塔。作者从这两个变态人的不同角度揭示了俄国沙皇专制和警察制度的阴森可怕。《黑衣修士》则完全依照精神病理学的理论进行创作，主人公科夫林从神经紧张、精神亢奋，发展到眼前出现幻觉和幻影，又发展到和幻影对话，治疗后精神萎靡，留恋幻影中的生活等等，都是符合精神分裂症发病规律的，而且对精神病患者所特有的心理状态的描摹显得那么逼真自然。③还有人专门探讨了契诃夫小说中的精神病患者形象。{4}
印象主义特色来自19世纪后期西欧的印象主义绘画、音乐和文学，更主要地来自契诃夫的好友画家科罗文、列维坦等。19世纪后期，西欧的印象主义音乐和绘画盛极一时，俄国也被流风所及。特别是印象主义绘画，影响了俄国一批画家，其中就有科罗文和列维坦。科罗文让印象主义在其创作中得到最大的发展，列维坦的绘画被称为“包含了印象主义的全部独特的贡献”{5}。屠尔科夫指出：“在谈论这个‘秘密成长的心灵’时，我们还应看到作家在医务方面的同行们的作用，看到Н.П.契诃夫在绘画、雕塑、建筑学校里的才华出众、热爱艺术的同学И.И.列维坦，Ф.О.舍赫捷利，特别是К.А.科罗文的作用，还有安东·巴甫洛维奇在出版界结识的一些文学家的作用。如果不提及这些人的作用，我们就会明显地不公正。”{6}
亨利·特罗亚指出：“尽管契诃夫在写作过程中坚持客观态度，但他认为，有必要在描写细节和布置对白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就他自己而言，他虽然自称是写实主义者，但却逐步转向印象主义的写作技巧，即使用并列的清淡笔触、不着痕迹的暗示和渐归淡薄的记述。”{7}马克·斯洛宁认为，契诃夫不像一般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一丝不苟地收集资料，他善于运用印象主义手法，以具有潜藏着深刻含义的细节作为象征，给读者的想象提供一些支撑点。他的短篇小说的整个结构是建立在少数寓意深邃的，但常常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暗示、潜台词和可以表现出内心生活，尤其是情绪的若干特征上。他不叙述事件的发展，也很少把一个角色完完整整地刻画出来，他只是简单地交待一两件事，并致力营造出一种气氛和感受。他喜欢语焉不详，言近旨远。在他的小说中，零散的谈话片断，无意间的念头，刹那之间的印象都极为重要。{1}李辰民也谈到：“他的很多小说已不再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而是追求和捕捉人物在特定场合产生的某种特定的情绪、人物在一瞬间产生的微妙的精神活动或者客观事物留给作者的瞬间印象，因此，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的小说很接近于印象派绘画。”{2}
印象主义重视以瞬间特色的琐碎而富有特征的细节显示整体，从而造成一种“瞬间”的“印象主义”，这也是契诃夫创作一个突出特点。1886年他在给大哥亚历山大的信中谈到：“在风景描写中应当抓住琐碎的细节，把它们组织起来，让人看完以后，一闭上眼睛，就可以看见那个画面。比方说，要是你这样写:在磨坊的堤坝上有一个破瓶子的碎片闪闪发光，一只狗或者一条狼的黑影像球似的滚过去，等等，那你就写出了月夜。”③他更在小说《狼》和戏剧《海鸥》中两次用到这一细节。此外，他还极其善于从生活中抓取很琐碎、互不连贯的“引人发笑的场面和对话”、“瞬息即逝的镜头”{4}，使之变成印象主义的精美作品。
还有人相当细致地总结了契诃夫独特的印象主义创作手法。在小说结构上，表现为平淡无奇的开头、印象式的情节安排、无结果的结尾，也就是说特别重视结构的开放性，开头平淡无奇却密度很大；善于捕捉瞬间，抓住生活中一个或几个断面来写，淡化情节；结尾具有开放性、延续性，往往给读者留下许多空白。在艺术手法上，首先是朦胧法，主要描写人的直觉，对人物内心的感觉或情感进行渲染；其次是凝聚法，用某一最富特征的词句或动作来刻画人物，给读者留下整体印象；再次是分割法，描写环境时，通过一个个的细节肢解现实中的景色，打破整个画面的完整性。其戏剧也大体如此。{5} 象征主义则来自西欧象征主义，尤其是梅特林克以及后期走向象征主义的易卜生、豪普特曼的戏剧，还有俄国象征主义者巴尔蒙特等的影响。童道明指出：“在如何对待比如象征主义这样的现代文学艺术流派的问题上，契诃夫持较为宽容的态度，他对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有相当好的评价。”{6}李辰民更概括地指出：“契诃夫的几乎每一部剧作都含有象征意义，象征手法成为契诃夫戏剧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可能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盛行象征主义文学有关，也可能在某些方面受了西欧象征主义戏剧家梅特林克的影响，因为契诃夫在不少场合表露了对梅特林克的崇拜和敬意。”{7}契诃夫十分熟悉后期走向象征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并且受到其影响。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1901年初，契诃夫产生了写一个戏剧作品的想法，但只是想法而已，当时他的脑海里既无题材也无情节，人物雏形更无从谈起。到了8月份，在观看易卜生的《野鸭》时，他笑得合不拢嘴，一散场就迫不及待地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他要为扮演艾克达尔的演员写一出戏，“他一定得坐在河岸上钓鱼”，这应该是开始构思《樱桃园》时的第一个人物，虽然《樱桃园》的定稿中并没有钓鱼人，但《野鸭》中令他发笑的气氛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1}此外，契诃夫还跟当时俄国著名的象征主义作家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乌斯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和巴尔蒙特保持了终生的友谊{2}，他甚至还很喜欢巴尔蒙特的一些象征主义诗歌。
象征主义作家和理论家别雷首次指出契诃夫的作品是“真正的象征主义同真正的现实主义相吻合”，他是一位“象征主义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作家。他说：“尽管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在闲扯淡，在吃喝和睡觉，生活在四堵墙的范围之内，在灰蒙蒙的小道上徘徊——但在某个地方，在深处，你会感到，就连这些灰蒙蒙的小道也是生活的小道，因而在有着永恒的未经探索的空间的地方是不存在什么四堵墙的。”③
关于契诃夫作品的象征，国内学者亦有一些零星的论述。有学者认为，契诃夫将生活与自然中丰富多彩的形象纳入作品，成为意蕴悠远的意象，从成为整个俄罗斯象征的“草原”到象征历史兴衰变换的“樱桃园”,其间贯穿了不少动人心魄而意蕴无穷的象征形象。孤寂的草原成为被商业利益驱动或受生活重压的人们所遗忘的俄国的象征；《神经错乱》中以白雪象征着用无垠的白雪掩埋人间污垢的乐观主义情绪；《第六病室》将俄国隐喻为一座大监狱，其野蛮、残忍和混乱令人触目惊心；《醋栗》中“醋栗”成为主人公一生奋斗的目标，也是狭隘心境和庸人理想的象征；《套中人》中的“套子”更是一个新奇、独到的意象，它集中外化于别里科夫的形象，成为扼杀一切、禁锢一切的专制的象征。此“套子”即使在主人公死后仍猖獗横行，这种新与旧的斗争不仅是俄国社会的状况，人类历史总在交替时期存在这种对立，作者赋予“套子”更高、更广、更深的内蕴，以此象征、概括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羁绊与阻力。《樱桃园》中最宏大的象征性形象莫过于那座开满白花的樱桃园，时代按历史法则不断推进，人类无可奈何地与那些陈旧但也美丽的事物告别。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似乎每天都在迎接新“别墅楼”的崛起，又日日目睹着旧“樱桃园”的消失，带有悲壮色彩的樱桃园在人们心中勾起的正是这种面对新时代的喜忧参半的复杂情感。{4}
有学者认为，契诃夫的象征独具特色：首先，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在平淡的情节和抒情的笔调中隐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次，契诃夫的象征是由实到虚，虚中见实，拒绝神秘，扎根生活。{5}我们认为，契诃夫的象征具体表现为：作品标题的象征性、背景的象征性、主题的多义性。
契诃夫成熟期的作品十分注重标题的象征性，对此我国学者已有论述，《带阁楼的房子》中“带阁楼的房子”对于小说的叙述者（画家）而言，与其说是现实生活的一个具体场所，不如说是一个精神范畴，是精神价值的聚集地，是纯洁崇高的爱情的象征。与此同时，它也是瞬间的幸福、破碎的希望、无望的等待等等的象征；《在峡谷里》的峡谷象征着罪孽、欺骗、死亡；《新娘》象征着未来；《跳来跳去的女人》象征着虚荣、浮躁、背叛；《在故乡》中，“故乡”成为落后、愚顽和粗野的代名词。{6}契诃夫特别注意作品背景的象征性，往往极力渲染一种浓郁的背景氛围，并且使这种氛围成为现实、人物心灵乃至人生的某种象征。李辰民先生谈到：“为了突出人和环境的矛盾冲突，契诃夫在很多小说中描写了人物仿佛置身于牢笼、拘留所、精神病院的感觉。主人公活动的场所常常有高墙、栅栏、楼房……使人产生种种心灵上的压抑感。为了渲染这种压抑的氛围，契诃夫往往赋予人物活动环境以灰色的色调。《第六病室》中的医院院墙是灰色的；《带叭儿狗的女人》里安娜住的楼房对面，是一排‘灰色的栅栏’；古洛夫下榻的旅馆里，铺着‘灰色粗呢的地毯’；《没意思的故事》里，老教授的周围是‘灰色的墙壁、灰色的房屋’。灰色，构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多余人’、畸零人生活环境的基调，也构成了他们失落、痛苦、冷漠心态的基调。”{1}这是作家有意营造一种象征性的背景，借此展示现代人生存的灰色世界和灰色人生。
由于大量运用象征手法，契诃夫作品的主题往往具有多义性。如《吻》的主题就具有“多种神秘的意义：它似乎象征着爱情和幸福的虚无，又似乎要说明追寻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是徒劳的，或者暗示着命运对一个庸人的捉弄。《吻》的主题显然是多义的、无法确定的”{2}。《第六病室》的主题也有多义性：“在一部分人看来，《第六病室》影射批判了装模作样、逆潮流而动、鼓吹‘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但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部小说是一篇声讨沙俄政权的檄文。‘第六病室’是俄国这座精神监狱的象征，凶恶的看门人尼基塔是沙皇政权的象征，而幻想破灭的医生则代表着随波逐流的俄国知识界。”③当代更有学者指出，这部小说还有更深刻的哲理主题——作家通过拉京和格罗莫夫这两个人物的命运，表现了在混乱无序的世界中，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高低，也无论对生活抱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态度，他终究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后又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在拉京和格罗莫夫这两个人物身上，作家展示了人是怎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自己的终点——死亡，从而精辟地概括了人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和生存模式。{4}《海鸥》的主题，通过“海鸥”这一形象表现出来，也具有多义性：对于特里波列夫来说，它是“美的自我毁灭的象征”；对于特利果林来说，是“被漫不经心地、冷漠地扼杀的美的象征”；而对超越了过去、获得了更高的美的坚强的妮娜来说，则是“青春美的象征，也是被超越的已逝岁月的象征”或“飞翔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海鸥“具备了三层象征意义：一是特里波列夫和妮娜对表达心声的、美丽的新艺术的追求；二是他们那悲剧结尾的、虽然受到伤害但未泯灭的纯真爱情；三是平庸做作的墨守成规的艺术”{5}。
契诃夫还像象征主义作家一样，注重词汇象征意义的多维性、诗意的音响等：“在契诃夫描绘的景色中重要的不是形象（它们是自然的，‘写生的’），不是手法（它们实质上是非常传统的），而首先是词汇，其中每个个别的词——草原、风雪、道路、暴风雪——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多维性，此外，还有几乎被遗忘了的但却是无限熟悉的充满诗意的回声和语义的‘七色谱’。”{6}
契诃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既多元并存，又融合一体，从而自成一格，形成了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独特的契诃夫风格。在戏剧创作方面，他也是如此：“站在新的二十世纪门槛的契诃夫，意识到可以把原先的‘戏剧法规’打破，把戏剧与散文（即小说）以及抒情诗之间的樊篱打破，同样的，也可以把戏剧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扩大。契诃夫是位艺术综合的大师。他大胆地把诗的抒情性、小说的叙述性都编织进戏剧的机体里。他也把十九世纪末露头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嫁接。也就是说，契诃夫把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现代主义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机体内，从而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超越。正由于契诃夫实现了这一大跨度的超越，现在欧洲的戏剧评论家们乐于把契诃夫戏剧视为二十世纪现代戏剧的开端。”{7}
【责任编辑 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