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是毛姆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深入探讨了生活与艺术二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在学术界一直被视为研究其长篇小说艺术技巧与思想的典型。叙事距离通過对文本的主题、人物、结构和对话的控制，影响文本的审美与解读。本文以叙事距离为核心研究论点对《月亮与六便士》进行文本分析、小说主题探讨。
　　一、叙述者距离
　　叙述者与所表现的人物或受述者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可能是时间上的、物理的、智力的、感情的、道德的，等等。在特定文本中，叙事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这种变化正是达成叙事、升华叙事效果的重要途径。
　　（一）与主人公的距离
　　《月亮与六便士》作品中，叙事者的身份是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朋友。将故事情节以主人公的行动轨迹为依据可划分为：伦敦时期、巴黎—马赛时期、塔希提岛时期。在不同时期内，叙事者与主人公之间的距离不断变化，既是小说的艺术特色，也是高超的叙事技巧。
　　伦敦时期，叙事者与主人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与其太太有一些交集，叙事来自叙述者的直接观察。由于叙述者对事实的讲述和评判符合现实世界的认知，可靠叙述使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言辞，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因而使读者对主人公产生亲近感，产生一种天然的代入感，仿佛他就是真实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某个朋友，过着平凡的生活。进而产生一种真实感，产生高叙事信度，使主人公平没于平凡人之中，塑造出早期思特里克兰德乏味证券经纪人的人物印象，为后期的追求反叛、自我释放与超脱做铺垫。
　　巴黎—马赛时期，叙事者与主人公见面次数并不多，大部分叙述是通过二人的共同好友转述完成的。部分实见与部分打听相结合的叙事，真实度下降，情节开始出现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叙事信度下降。读者逐渐从叙事者权威中清醒过来，开始对叙事者的叙事进行质疑和反思，从而达到二度解读与再创造，丰富文本内涵的效果。
　　到了塔希提岛时期，叙事者几乎再也没有与主人公打过交道，一切都是从船长那里听说，完全退出了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仅作为一个转述者。故事情节进一步模糊和不确定，使叙事信度大大下降。同时，读者先前产生的对于叙事的质疑和反思，在阅读到这一时期时走向高潮。在该时期，思特里克兰德真正找到了艺术的真谛，寻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开始了伟大的创作。而这种释放、超脱，这种从平平无奇的证券经纪人到艺术家的飞跃，本来就是魔幻且带有传奇色彩的。叙事的不确定性，正好契合了传奇性这一色彩，增添了文本魅力。
　　在物理属性上，叙述者与主人公的距离在由近而远变化，对他的情感态度也随之变化。对于思特里克兰德的画家梦想，叙述者一开始也和旁人一样表现出诧异和怀疑，在巴黎—马赛时期发现他“好像画得不算糟糕，虽然绝对称不上什么杰作”，一直到最后塔希提岛时期，开始对主人公表现出认可和敬佩。这种叙事距离在情感上的逐渐亲近，似乎也为读者指引了一个方向，逐渐理解这个“平庸”画家的所作所为，从中品读出作者关于艺术和人生的思考。读者似乎附加在叙述者身上，跟随叙述者的讲述进行主观体验，叙事距离在情感态度导向上起了一定作用，但又为读者保留了注入自我主观意志的空间。
　　（二）与读者的距离
　　在该小说文本中，叙事者与读者的距离并没有像叙事者与主人公那样不断变化，总体而言比较固定，呈现出统一稳定的静态特征。叙事者与读者的关系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感，没有亲密，也没有过多的朋友倾诉式的真情表白，只是冷静客观地陈述情节，带有一定的主观情感态度倾向，不强行灌输也不试图说服。这种冷静感与叙述内容的传奇性和奇特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过分激情则接近于勾栏瓦市的说书人，拉开了读者与情节的距离，冲淡了情节真实感，将使读者把情节置于一种虚幻之境，在阅读文本时始终保留“看戏”的清醒意识，难以进入文本进行故事和情感的体验，难以沉浸其中感受文本的价值。
　　《月亮与六便士》的叙事高明之处，正是在于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距离感，既有 “月亮”式的高远、朦胧、梦幻，又有“六便士”式的现实、世俗、亲近。
　　二、叙述空间距离
　　（一）伦敦与巴黎—马赛
　　思特里克兰德与其太太是始终存在的两条线。思特里克兰德经历了伦敦、巴黎—马赛、塔希提岛三个阶段，而太太始终居住在伦敦，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她对他的态度经历了轻视-怀疑—愤怒—放弃—欣赏几个阶段，从一开始的看不起，认为他“根本不是做艺术家的料”，到思特里克兰德死后，得知他成名后在沙龙里的炫耀与虚伪。
　　巴黎和马赛在地理空间上离伦敦有一定的距离，但并不太远，始终没有跳脱出欧洲大陆，没有跳脱出发达先进的现代社会。因此思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和马赛的追寻艺术之路并不顺遂，反而更加感受到来自现代社会的压抑感，更加穷困潦倒，离心中的艺术殿堂越发遥远。
　　（二）伦敦与塔希提岛
　　塔希提岛在遥远的太平洋，完全置身于现代社会之外，和巴黎、马赛、伦敦已经有了质的区别，那里民风淳朴，无论建筑还是民风、风俗都充满了原始特征，完全是世外桃源般的存在。空间上的疏离，是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想逃离现代社会束缚的决心，更体现了其对艺术和人生的不懈追求。
　　地理上的距离亦是两种社会之间的距离的外化表现，如果将塔希堤岛更换为西欧小岛，小说的艺术效果则会大打折扣。横亘在西欧与太平洋小岛之间的又何止是几片大陆？就像赫尔曼·黑塞的《悉达多》中，主人公悉达多厌倦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皇家生活，一定要逃离宫殿到森林一样。作家们在作品中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毅然出离的人物，无一例外地都在逃离看起来金碧辉煌的生活，不断考问着“到底什么才是值得追寻的”的答案。
　　《月亮与六便士》文中的叙事空间距离强化了两个社会之间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比，为文本中的两个地理地点赋予了经久不衰的象征价值，正是《月亮与六便士》经典之所在。
　　三、叙述者距离的作用
　　叙事距离对文本的结构控制主要体现在叙述者身上，作者往往通过对叙述距离的操控来制造推波助澜的叙事效果，展示高超的写作技巧。《月亮与六便士》中叙事距离由近而远的动态变化，产生一种叙事张力和神秘感，使作家的文本创作与文本本身的创作融为一体，给读者以神秘的审美享受和对现实世界变化无常的戏剧化感受。 　　这种变化，恰好又使读者在阅读欣赏文本的时候，与叙述者进行对话，通过“可靠叙述—半模糊叙述—模糊叙述”建立起“完全信任—开始怀疑—进一步怀疑”的叙述者—读者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本，接受叙述者的叙事，而是倾注了自己的主观情感和意志，和叙述者不断进行博弈，企图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推断出叙述者叙事的可靠性，提取出信度较高的事实，并进一步推测被模糊的事实。在受述者—读者视角来看，故事情节就是这样在不断的质疑—推翻中一步步构建起来的，未必等同于叙述者的讲述。反思与质疑精神的加入，使文本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有了更多的解读，甚至连情节都有了多样化的构建，极大地扩大了文本的审美价值。
　　同样地，这种叙事距离的动态变化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受制于读者的阅历、身份、思维方式和反思精神，未必能如愿达到创作时的预期阅读效果。但这种设置为更丰富的文本内涵，甚至是作家本人都未曾想到的解读提供了可能，犹如一座高峰：接纳半山的广大游客，也容许有能力的攀登者向上探索更广阔的视野。
　　四、叙事空间距离的作用
　　叙事空间距離扩大了故事情节开展的空间范围，为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开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包容空间，允许多种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在小说文本中同时存在，避免了审美单一，将多样化文化内涵注入文本。在相融的同时，也有对比甚至冲突的存在。构建于不同自然人文环境下的两个或多个叙事空间，通过冲突制造紧张感，充满表现力，展现跨民族、跨文化矛盾主题也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在上述静态叙事空间距离的基础上，还可发展出动态的叙事空间距离，例如《月亮与六便士》的由近及远，《悉达多》的远离—亲近—折中平衡，文本通过叙事空间距离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成长、变化，甚至是不断纠结、不断冲突之下的艰难发展。《月亮与六便士》中，思特里克兰德先去了离故事展开地伦敦较近的巴黎和马赛，在那里展开了一段激烈的内心挣扎，矛盾相较于伦敦时期进一步尖锐化，于是才有了第二次更远的出离。在这种叙事空间距离的动态变化之下，才更显出远赴塔希提岛的决心和必然性。动态的叙事空间距离有助于增强情节之间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表现人物的有效手段，且是具有独特性的、不易被察觉的隐形技法。
　　当叙事距离将时间和空间结合时，构建出文学欣赏的立体空间，使文本由纯粹的语言艺术外延为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升华了文本的审美价值。作者通过对叙事距离的操控，可以在文本中超越物理时间与空间，改变线性时间与空间来达到文学艺术表现的目的，既是叙事技巧，又是文学批评中值得关注的切入点。
　　五、结语
　　总而言之，叙事学理论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可观的发展，但大部分基于叙事学的文艺批评仅关注于叙述者、受述者等要素，叙事距离理论及其在文艺批评的研究仍较少。就某种方面而言，《月亮与六便士》的成就与作者在文本中对叙事距离的把握有极强的联系，不可忽视叙事距离在叙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