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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之死而终结的观点，过高估计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过低估计了这些年来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与利益协调能力的增长。
别误读“战略机遇期”
一个事件能否推动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转变？对此既不能过高估计，也不能过低估计。不能过高估计，是因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是由一批基础性、结构性因素所推动的，单一的表面事件无法有效支撑这个庞大的转折；不能过低估计，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同时会受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影响，单一的表面事件发生于何时，这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时间刻度，但这个偶然性因素有可能会在时间上推迟或加速某个历史进程。因此，无论是对于9·11事件，还是对于本·拉丹之死，谨慎地评估其历史意义，都是很有必要的。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许多关于国际事务乃至国内事务的分析文本，都会习惯性地套用一个“自9·11事件以来”的标题，似乎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把许许多多的历史过程（全球的、国家的、社群的、个人的）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现在，又有一些评论在试图寻找拉丹之死的历史意义，甚至有论者提出了“后拉丹时代”这个概念，此外在中国，也有一些论者忧心忡忡地认为拉丹死了，美国将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来重点对付中国，中国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将提前宣告结束。
笔者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死去而终结的观点，来自对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的误读—视之为一个机会主义的暂时策略，而不是一个长期战略。2002年11月，在美国已在阿富汗战场上鏖战，同时又在准备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进攻的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提出，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重点转向反恐，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革命浪潮给中国带来了跳跃式发展机会；而且，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尖锐社会矛盾，也使得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战略机遇期国策的深刻含义，是中国政府确立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是坚定不移的。
别高估拉丹之死的历史意义
认为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之死而终结的观点，也过高估计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过低估计了这些年来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与利益协调能力的增长，尽管中美之间在权力、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存在着深刻矛盾。
首先，在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议题中，反恐已不是一个排位靠前的项目。例如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中美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汇率、全球经济、朝鲜半岛局势、人权问题。中美之间的合作涉及贸易、投资、科技、教育、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公共事务与地区热点等广泛领域。同时，反恐也不是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重振美国经济，改善民生，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才是奥巴马现在要专注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与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合作。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之际，中美合作已有稳固的基础，双方已签署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
中美之间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决定中国战略机遇期走势的首要因素是中美之间已经产生的共同利益惯性，同时随着大国间和平处理彼此纠纷的机制、工具的日益改进，大国间的和平越来越容易维持。
其次，拉丹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反恐任务的结束和安全环境的改善，拉丹在国际反西方恐怖组织体系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新一代恐怖主义领袖早已在负责实际指挥，更不用说导致反西方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以怀柔作为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重心，而是一味迷信军事手段，那么这种土壤仍然会时时刻刻滋生出大大小小的本·拉丹。
第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配置结构来看，即便拉丹死亡导致基地组织瓦解乃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走向低潮，也不意味着美国就可能腾出手来，转向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美国的全球战略包袱是多方面的，如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与稳定，伊朗、北朝鲜、利比亚、海湾阿拉伯盟国的动荡局势，巴以冲突等等，都将继续牵扯美国的精力。
当然，拉丹之死在时间上，凑巧地发生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推动这个战略转变的步伐，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拉丹之死将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要求政府，在伊斯兰世界减少乃至放弃武力而转向怀柔政策。从长远看，如果能妥善处理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将有机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这种从拉丹之死到美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虚线推理，其可能性当然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拉丹之死，在时间上还凑巧地与阿拉伯诸国民变蜂起的新局势联系在一起，这一新局势一则可能释放更多的活动空间给反美势力（大多数遭到民众反对的阿拉伯政权都是亲美政权，甚至卡扎菲政权近年来也大幅度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支持美国对基地组织的围剿），一则也需要美国投入更多资源以应对民变之后阿拉伯诸国的权力洗牌，以确保新政权依然亲美。在此局势下，拉丹之死在美国中东战略棋局中的意义被冲淡了—美国将会在这一地区继续保持介入姿势，但首要敌人不是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是那些有可能借助民粹政治而公开参政、公开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阿拉伯政党和政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是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
中国“黄金十年”与拉丹关系不大
拉丹走了，他颇让一些国人怅然追念，理由是他牵着美国穷折腾，而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闷声发大财的“黄金十年”。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这10年所依托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自己争取来的。10年来中美之间在加强合作、协调的同时，也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美国对中国上升势头的遏制也并没有因为有拉丹存在就松弛了，只不过遏制的方法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方法有所不同，是一种介入式、笼络式乃至合作式的遏制。而这种策略改变，同样不是因为有拉丹存在，而是由于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
总之，中美之间这10年的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与拉丹没有太大关系，它是由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与中美两国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拉丹不在了，这种和平竞争、和平共处的趋势仍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机遇期已过了将近10年，那么剩下的10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中国和其他大国、周边国家都感到沉甸甸的。当然，中国政府已表示，将追求更加长久的战略机遇期。
别误读“战略机遇期”
一个事件能否推动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转变？对此既不能过高估计，也不能过低估计。不能过高估计，是因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是由一批基础性、结构性因素所推动的，单一的表面事件无法有效支撑这个庞大的转折；不能过低估计，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同时会受到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影响，单一的表面事件发生于何时，这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时间刻度，但这个偶然性因素有可能会在时间上推迟或加速某个历史进程。因此，无论是对于9·11事件，还是对于本·拉丹之死，谨慎地评估其历史意义，都是很有必要的。
自9·11事件发生以来，许多关于国际事务乃至国内事务的分析文本，都会习惯性地套用一个“自9·11事件以来”的标题，似乎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把许许多多的历史过程（全球的、国家的、社群的、个人的）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现在，又有一些评论在试图寻找拉丹之死的历史意义，甚至有论者提出了“后拉丹时代”这个概念，此外在中国，也有一些论者忧心忡忡地认为拉丹死了，美国将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来重点对付中国，中国以和平发展为目标的战略机遇期将提前宣告结束。
笔者认为，中国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死去而终结的观点，来自对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的误读—视之为一个机会主义的暂时策略，而不是一个长期战略。2002年11月，在美国已在阿富汗战场上鏖战，同时又在准备对伊拉克发起军事进攻的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战略机遇期”的提出，不仅是因为美国的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重点转向反恐，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场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革命浪潮给中国带来了跳跃式发展机会；而且，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尖锐社会矛盾，也使得中国更需要一个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以有利于集中精力来处理国内问题。战略机遇期国策的深刻含义，是中国政府确立了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个选择是坚定不移的。
别高估拉丹之死的历史意义
认为战略机遇期会随拉丹之死而终结的观点，也过高估计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同时过低估计了这些年来中美共同利益的增长与利益协调能力的增长，尽管中美之间在权力、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存在着深刻矛盾。
首先，在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议题中，反恐已不是一个排位靠前的项目。例如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中美首脑会谈的主要议题是：人民币汇率、全球经济、朝鲜半岛局势、人权问题。中美之间的合作涉及贸易、投资、科技、教育、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全球公共事务与地区热点等广泛领域。同时，反恐也不是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重振美国经济，改善民生，维持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体制中的领导地位，才是奥巴马现在要专注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与中国的直接或间接合作。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之际，中美合作已有稳固的基础，双方已签署30多个政府间合作协议，建立了60多个对话机制。
中美之间已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一个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决定中国战略机遇期走势的首要因素是中美之间已经产生的共同利益惯性，同时随着大国间和平处理彼此纠纷的机制、工具的日益改进，大国间的和平越来越容易维持。
其次，拉丹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反恐任务的结束和安全环境的改善，拉丹在国际反西方恐怖组织体系中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新一代恐怖主义领袖早已在负责实际指挥，更不用说导致反西方恐怖主义活动的社会土壤依然存在，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能以怀柔作为对伊斯兰世界的政策重心，而是一味迷信军事手段，那么这种土壤仍然会时时刻刻滋生出大大小小的本·拉丹。
第三，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资源配置结构来看，即便拉丹死亡导致基地组织瓦解乃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走向低潮，也不意味着美国就可能腾出手来，转向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美国的全球战略包袱是多方面的，如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与稳定，伊朗、北朝鲜、利比亚、海湾阿拉伯盟国的动荡局势，巴以冲突等等，都将继续牵扯美国的精力。
当然，拉丹之死在时间上，凑巧地发生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转变的过程中，这一事件有可能推动这个战略转变的步伐，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拉丹之死将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要求政府，在伊斯兰世界减少乃至放弃武力而转向怀柔政策。从长远看，如果能妥善处理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美国将有机会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战略资源。这种从拉丹之死到美中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虚线推理，其可能性当然不能完全排除。
此外，拉丹之死，在时间上还凑巧地与阿拉伯诸国民变蜂起的新局势联系在一起，这一新局势一则可能释放更多的活动空间给反美势力（大多数遭到民众反对的阿拉伯政权都是亲美政权，甚至卡扎菲政权近年来也大幅度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并支持美国对基地组织的围剿），一则也需要美国投入更多资源以应对民变之后阿拉伯诸国的权力洗牌，以确保新政权依然亲美。在此局势下，拉丹之死在美国中东战略棋局中的意义被冲淡了—美国将会在这一地区继续保持介入姿势，但首要敌人不是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恐怖主义组织，而是那些有可能借助民粹政治而公开参政、公开站出来反对美国的阿拉伯政党和政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就是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
中国“黄金十年”与拉丹关系不大
拉丹走了，他颇让一些国人怅然追念，理由是他牵着美国穷折腾，而让中国获得了一个闷声发大财的“黄金十年”。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和平发展的这10年所依托的国际环境，是中国自己争取来的。10年来中美之间在加强合作、协调的同时，也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与冲突，美国对中国上升势头的遏制也并没有因为有拉丹存在就松弛了，只不过遏制的方法与冷战期间美国对付苏联的方法有所不同，是一种介入式、笼络式乃至合作式的遏制。而这种策略改变，同样不是因为有拉丹存在，而是由于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
总之，中美之间这10年的和平竞争、和平共处与拉丹没有太大关系，它是由整体的国际政治生态与中美两国的利益需求所决定的。拉丹不在了，这种和平竞争、和平共处的趋势仍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0年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机遇期已过了将近10年，那么剩下的10年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中国和其他大国、周边国家都感到沉甸甸的。当然，中国政府已表示，将追求更加长久的战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