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埃瓦尔德正准备转身告别，主人爱因斯坦却开口了。
　　“请代我向劳厄问好。”站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公寓里，爱因斯坦嘱咐道。
　　埃瓦尔德反问是否需要向普朗克和索末菲问好，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普朗克是马克斯·冯·劳厄的导师，与爱因斯坦交情也不错。
　　尽管这两个在纳粹期间从德国流亡的科学家此前相谈甚欢，但这一次埃瓦尔德猜错了。爱因斯坦只是重复道：“代我向劳厄问好。”
　　此时，二战早已结束，但纳粹统治期间留给爱因斯坦的痛苦记忆依旧挥之不去。当然，更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劳厄曾经对他和一些科学家的保护和帮助。
　　1907年，爱因斯坦独立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论已两年，但这一理论在社会上仍饱受争议。这位提出者还只能在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不过，他迎来了一位与自己同龄的拜访者。这个自称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深深折服的年轻人，就是当时28岁的劳厄。
　　7年后，这位崇拜者因发现晶体X射线衍射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人评价，这一发现“使物理学中关于物质结构研究的领域从宏观进入微观，从经典过渡到现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然而，更为同行们称道的是劳厄在纳粹统治时期维护学术尊严和科学自由的行为。
　　1920年，一场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公开集会在柏林举行，召集人是190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勒纳德等人。第二天，劳厄就和人联名在《柏林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予以反击。
　　“这不是什么损失。”当爱因斯坦辞去柏林科学院的职务时，科学院副院长扬言道。其他成员保持沉默，只有劳厄站出来，公开反对这种论调。
　　这样一个敢与权势人物唱反调的劳厄，爱因斯坦并不陌生。在“关于波动光学的革命性观点”发表后，劳厄在1917年3月24日给爱因斯坦写信，说自己知道这些观点“无疑”会激起一些物理学家“最强烈的憎恨”，但他“仍然要坚持这些备受谴责的观点”。
　　面对法西斯的疯狂迫害，一些德国科学家虽然感到“愤怒”“羞耻”，但又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只好沉默地缩进象牙塔里。
　　劳厄全然不顾这些。就在纳粹掌权的当年，他作为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在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致开幕词。他引用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迫害这一历史事件，间接指责纳粹党徒对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的攻击。“地球仍在转动。”在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重复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
　　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伯从德国逃亡后因心脏病去世。劳厄又公开发表悼词，颂扬哈伯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哀悼哈伯，称他的去世是德国物理学界的损失。
　　有些科学家公开颂扬希特勒，还亲自召集拥护纳粹的集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便是其中之一。当他威胁劳厄必须参加集会时，遭到劳厄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当普朗克等人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提名斯塔克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劳厄也公开反对。他表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这最终导致斯塔克的愿望落空。劳厄也很快付出代价。他曾经担任十多年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后来被斯塔克解除了。1943年，在纳粹当局的强制命令下，他不得不从柏林大学提前退休。
　　但在国外，劳厄赢得了声誉。1946年，英国人对德国人还有些“恨之入骨”，但英国皇家学会主持召开国际结晶学会议时，还是邀请了劳厄。作为唯一一位受邀的德国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冷落，还被与会者赞扬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科学家”。
　　退休14年后，一枚来自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挂在了这位老人胸前，以表彰他“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功绩”。
　　从爱因斯坦的公寓返回德国后，埃瓦尔德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只向劳厄问好。
　　“英雄只有一个，是冯·劳厄，不是普朗克。”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