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明朝首都发生了一起轰动的案件——“崔鉴案”，堪称明代版“辱母杀人案”。那一年，崔鉴还只是一名13岁的学生，在学校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悲摧的是，他有个很不让人省心的老爸，老爸不仅对崔鉴的老妈王氏不好，还把一个姓魏的娼妓娶进门，一起欺负王氏，王氏每天都生活得战战兢兢。
　　有一天，崔鉴的老爸有事外出，崔鉴也上学去了，家里只剩下魏氏和王氏，平日里就互不待见的两个女人又掐起架来。令魏氏没想到的是，一贯闷不出声的王氏居然敢出言反驳自己，魏氏顿时怒不可遏，一巴掌扇到了王氏脸上。这一幕正好被从学校回来的崔鉴看见了，他无法忍受魏氏羞辱老妈，立刻找了一把刀，向魏氏刺去，魏氏当场毙命。
　　事发后，崔鉴非常慌张，他匆匆将杀人凶器藏到窗户下，随即拔腿便跑。跑了几里地之后，崔鉴冷静了下来，有些后悔自己太冲动：自己把魏氏杀死了，母亲作为在场人怎能脱得了关系，自己杀人本是为母雪耻，但倘若母亲因自己而入狱，那自己岂不是陷母亲于危难？
　　想明白了这些，崔鉴便不再逃跑，而是返回自首。可惜此时，崔鉴的老爸坚持认为是王氏杀死了魏氏，已经将王氏抓起来扭送到了官府。崔鉴看到被绑得结结实实的母亲，心头激荡，大喊：“杀人者，我也。母何罪！”
　　崔鉴这一声大喊虽然成功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却没几个人相信，纷纷说一个13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杀人呢。见众人满脸疑惑，崔鉴表示，人确实是我杀的，我还把凶器藏到了窗户下面，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接着，办案人员来到了崔鉴所说的地方，竟然真的找到了带血的凶器。大家这才相信崔鉴所言不虚，连忙捆了崔鉴，把王氏给放了。
　　崔鉴确实是因为救母心切才闖下祸事，究竟应该怎么判决呢？审判官一时没有头绪，只好呈给嘉靖来判。嘉靖也有些头大，认为这是一起由家庭矛盾引发的凶杀案，凶手直接把人给捅死了，显然是故意杀人，不判是不行的；可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为了保护母亲，判得太重也不太好。思来想去，嘉靖决定将这件事交给刑部尚书闻渊来处理。
　　接到命令后，闻渊立即召集了一批手下商议对策，结果将崔鉴无罪释放。
　　闻渊等人的依据是：明朝以孝治国，崔鉴虽然杀了人，却是出于为长期受辱的母亲出气的心理；至于死去的魏氏，她长期欺负崔鉴的生母，致使崔鉴忍无可忍也是本案的关键起因。所以闻渊等人觉得，既然死者魏氏的做法引发的民愤大，不如把崔鉴放了，顺应民情，也符合明朝以孝治国的大趋势。嘉靖觉得言之有理，批准了对崔鉴的判罚。
　　崔鉴被无罪释放之后，曾参与此案的某官员还对崔鉴推崇至极，著文赞之。然而仔细想想，这起案件的判决显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就算崔鉴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应枉顾其杀人的残酷现实。倘若每件案子都只看杀人动机是否良好，那么法律的约束效力从何谈起？毕竟谁都没有权力决定别人的生死，案件中的魏氏即便再有错，崔鉴也不应用行凶来解决。
　　与如今类似于“山东辱母案”的案件相比，显然靠单一的德治模式也是不可行的，长此以往，对法律的威严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打击。毕竟，法律和道德不能混为一谈，二者是有严格区分的。
　　编 辑/夏 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