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应该说，“新常态”这种提法并非新词。近几年，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国内的很多经济学者都试图从理论和参与决策的层面论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和表现。但对于新常态究竟是中国经济危机后的各种不稳定表现，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周期，学者之间的分歧很大。而习近平这次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并从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提出“新常态”的概念，则属首次，其势必对中国未来的宏观政策选择具有方向性的影响。
　　新一代决策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事实上，自2010年中国GDP规模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前30年的特征，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自2010年至2012年经济增速连续11个季度下滑，2012年至2013年，GDP年增速连续两年低于8%。对于经济增速的持续下滑，理论和政策层面对此分歧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2010年以来经济下滑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这些因素消除，中国经济会恢复快速增长；而绝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近几年增速下滑的原因是趋势性的，是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经济增速的下滑是必然的。很显然，两种观点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外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增长是低于潜在增长率，刺激政策可以大有所为；如果认为中国经济的减速是内在因素所致，则意味着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宏观政策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
　　事实上，新一届管理层对中国经济的减速和先前模式的不可持续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去年换届之后，习李二人在很多场合都为盲目追求GDP增长的行为和理念降温，多次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到新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追求远在速度本身之上，中国不会追求有后遗症的速度等等。这种将对速度的简单追求保持强烈克制的执政思维在2013年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尽管全年稳增长压力很大，但外界概括的“李克强经济学”的精髓之一——不刺激的政策方向贯穿全年，这在换届的第一年，的确让外界看到了管理层推动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决心与魄力。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与外界所概括的“克强经济学”在理念和内在逻辑上几乎是一致的。按照我的理解，“新常态”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增速正式告别8%的快速增长，潜在增长率在2020年前后回落至7.5%左右；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常态的调控和刺激，如果经济增速在7.2%以上的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悄然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成败的胜负手；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使命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经济结构避重就轻；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债务杠杆优于经济增长本身。
　　如果上述“新常态”的理念在政策层面得到贯彻，几乎意味着：面对当前经济下滑的压力，管理层绝不会轻易启动以前动辄救市的模式，容忍甚至听任经济下行可能引发的一些风险，比如企业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消化以前刺激政策遗留的产能过剩、债务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确极为痛苦，但这是倒逼中国走上真正的改革正道，推动经济转型的唯一正确的选择。这是个套餐，要选择改革，就必须真诚面对过程中的痛苦和必须的代价，罗曼蒂克式的、田园牧歌式的改革从来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就现实而论，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是极为痛苦的。
　　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还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但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更直接一点说，能否借房地产调整的时机，痛下决心，刮骨疗毒，摆脱对房地产的危险依赖，这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再次勃兴的关键。如果轻易启动救市模式，再次推高已经高高在上的泡沫，属于中国的机会就会渐行渐远。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