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18岁那年春季的一天，日本的战机在低空狂飞、吼叫，像撒米粒儿一样撒下许多炸弹，大地到处弥漫着硝烟。母亲和女孩儿们无处藏身，她们惊恐地躲进了不足一尺高的麦田里，慌恐地趴下，凝视着麦田里在敌机震颤下发抖的麦子……当飞机轰炸后，母亲怀揣着恐惧回到家里。她发现院里有几个陌生的人（实际是逃难的人），认为是鬼子进院了，要抓人了！当时就吓得昏倒在地。母亲被人救醒后，因惊吓患上了精神病。自此，这种时有发作的“病魔”便纠缠着她大半个人生……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曾以一名大龄生的身份走进小学校堂，读了几年的小学，意外地考入了方城师范学校，但后因生病仅差三个月而肄业，失去了毕业就业的机会。母亲曾代课教书，却因“鸣放”时讲了一句实话而被解雇。母亲也曾是一名城市职工，却又因父亲响应号召，将母亲“下放”到农村成为农民。
　　父亲是在1992年腊月二十四走的，母亲是在次年正月二十六走的。
　　父亲在他走的前一天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这些母亲是知道的，但我们怕惊动母亲，没让她到医院去看父亲。母亲是最经不起惊吓的人，这是我们很小就知道的。我们对母亲谎说父亲不要紧，不让她挂念。直至第二天父亲突然辞世，以至后来的几日为父亲办后事，我们都没让母亲知道，怕惊动她而伤她的身心。如果她受惊吓，就要犯18岁时因日军惊吓而落下的精神病。犯病就彻夜难眠，不吃饭，到处乱跑，像有多个灵魂在支配着。我们吓怕了，我們很不愿她犯病。在我十一二岁时，母亲受了惊吓，犯了病，父亲、姐和我三人不分昼夜轮流护理她。当她三四天不吃饭、不睡觉时，依然很精神。那一晚是父亲、我和村上的几个哥哥将母亲捆在架子车上，冒雨赤脚蹚着泥泞将母亲送到几十里以外的专科医院的……还有一次犯病，我们在家护理她，一眼没看见，母亲便失踪了，一失踪就是半个多月。我们心急火燎，噙着泪水，整整找了半个多月，仍杳无音信……我们认为母亲肯定是掉进了哪个井里或坑里，淹死了……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意外地，几十里以外深山里的表舅用架子车将母亲送回家中。表舅说，他在野外见到她时，已认不出了她，蓬头垢面，披头散发，瘦骨嶙峋，几个小孩子正在用小石块砸她，追她……所以，父亲去世，我、妻、姐就提前商量决定要骗她一段时间，等事情放凉了再慢慢说也不迟。
　　我们为父亲办完后事回到家中，母亲也不知道她相伴近半个世纪的老伴已经走远。父亲走后那几天，母亲总是有点惊慌似的问我们：“你爸呢？”我们每每若无其事地对她说：“爸在医院里，放心吧！”母亲发现我们总是不很着急到医院去，半信半疑地又问：“谁在医院招呼他？”我们假装父亲病很轻，漫不经心地扯着嗓音说：“放心！我们雇了保姆招呼着……”又过了几天，母亲更加怀疑，总是不停地问。我们总是不停地欺骗。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欺骗母亲！可是，马上就要春节了，这事情可不能在春节里让母亲知道。
　　除夕夜我们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大年初一我们又平平安安地过去了，但我发现母亲这两天好像有点变化，不怎么问起父亲，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她愈是这样，我们愈是担心。是啊，过年了，父亲也不回来，如果病轻，过年为什么不回来呢？
　　大年初二这天，母亲显得很平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行啊，总算我们的计划没有落空！我想。但有些事情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自自然然和平平常常。吃罢早饭后，母亲把我叫到她跟前认认真真地问：“快给我说实话，你爸在哪儿？”我想不到母亲会突然问起这个，心里咚咚跳个不停。我支支吾吾地说：“他……他在……在医院……”“在哪个医院？我要去看看！”母亲说。我惊讶得更是无言以对，假装镇静地又支吾道：“在……在……”“不要说了！我什么都知道了！”母亲好像是愤愤的。我的头有点蒙，不知所措地脱口而出：“谁告诉你的？”“没人告诉我也知道！你爸已……已……”母亲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接着便号啕大哭……母亲整整哭了一天。我们边劝边解释：“妈妈，我们诓你是为了你好，爸爸既然走了，那就让他走吧，你老要多保重身体呀……”母亲只是哭，并没有过多地埋怨我们，这也许是她对我们骗她的本意有所理解的缘故。
　　后来的日子，母亲总是时断时续地悄悄抹泪，但她将悲痛压在心底，生怕我们再为她的悲痛而伤心。母亲总是闷闷不乐，但见我们时却没乐找乐。她的身体总算不错，只是老毛病的气管炎咳嗽犯了……
　　母亲偶尔抽几支烟的“烟龄”已有数十年了。她嗜好抽烟，但烟瘾不大。这些天她总要烟抽，我们怕她的气管炎咳嗽加重，总找理由推托。她要烟的次数多了，我们就给她买一两盒。
　　我有意窥视母亲抽烟的情形。我发现母亲这几天抽烟时好像愁上加愁，比以往又多了层悲痛、思念和痛心。是啊，父亲与她已相依为命近半个世纪了，她对父亲有着真诚的爱。另外，她又对我们更加心疼，她清楚，父亲去世，她的负担全压在了我们身上，她不忍心……你看她抽烟时的情景：她用看不清的眼睛默默地寻找烟盒上开封的丝线，将烟盒贴近高度眼镜的镜片，翻转，又翻转，十多分钟才找到，抽掉丝线，去掉透明的塑料包装膜，打开烟盒盖，抽出一支，然后将烟盒盖儿盖上，装进兜里，顺便又掏出火柴，擦燃。傍晚，火柴的火苗照亮她的面颊：整个面部憔悴、苍老，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皱纹;前额上深深地刻着几道沟痕;雪白的剪发从头上垂下来，紊乱，不像瀑布，而像乱麻！她的眼眯成了一条线，点着了烟，抽一口，然后将白色的烟雾吐出来，烟雾在她的面前渐渐消散……这时，她好像得到了一种解脱，得到了一种释放，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是连声的咳嗽……
　　正月二十三这天，母亲又要起烟来，我找理由推托了;第二天，母亲又要起烟来，我决定给她买，但这天工作较忙忘记了。母亲很少自己去买烟，她的双眼曾患白内障分别做过手术，左眼已经失明，右眼稍能看清路。正月二十五这天，母亲没有要烟，但我记起了昨天忘了给母亲买烟。晚饭后，我与妻一同到街上给母亲买了两盒烟，并又到医院找了医生，把母亲的病情向医生讲了讲，取了点止咳的药物，拿了回来。当我们走到家门口时，发现母亲的室内已熄灭了灯。这时才刚刚晚上八点多。母亲睡了，就让她睡吧！我们蹑手蹑脚地来到母亲的门前，顺便将药物和香烟轻轻地放在母亲门外的窗台上，便又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平时常常为母亲能够多睡一会儿而高兴。所以，这次我们没有叫醒她。
　　谁知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叫醒母亲的机会了！
　　正月二十六，一个阴雨的日子。大清早我来到母亲床边，看见母亲和往常一样睡得很安稳。牙齿全脱的嘴微张着，面容慈善而安详，侧着身，被子盖得很严，只是两只胳膊露在外面。我想让母亲多睡一会儿，又怕她感冒，就将被头轻轻掂起，又小心翼翼地轻轻地盖在她的胳膊上，然后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对妻小声说：“让妈再睡会儿。”我们怕惊醒母亲就悄悄地吃了早饭。
　　大约四十多分钟后，妻慌慌张张地跑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泣不成声，说叫不醒母亲了。我拼命赶回家，推开母亲的房门，站在母亲的床边，望着母亲安祥的样子，轻轻地边推边唤：“妈妈！妈妈——”母亲没应声。我开始还幻想着认为母亲可能睡得还熟。我轻轻地将我四十多分钟前盖在母亲胳膊上的被头揭开，拉着母亲的手，一种冰凉的感觉迅疾传遍全身！直至此时，我才相信不愿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仿佛一声炸雷贯穿于耳，头晕目眩几乎跌倒……
　　我在恍惚中下意识地走到门口，视线透过泪水落在昨晚放在窗台上的两盒香烟和止咳糖浆药物上，它们还在那里原封未动。我后悔昨晚没叫醒母亲，没有把最后的爱献给她。我拿起这烟和药紧紧地握在手中，返回到母亲的床前，不禁潸然泪下……我久久地站着，泪水滴在母亲的手上、臂上……心如刀绞地忏悔着自己对母亲的这份最后的关照——
　　这是一次迟迟而未到、劳而无功的关照！
　　这是一次心酸、心痛、心碎的关照！
　　就在昨天，母亲还是一日三餐，但这一觉却睡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天晚饭时，母亲喝了两碗饭，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现。她只是比以往更沉默寡言，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她的沉默寡言，我们是理解的，自从父亲患重病以来，她就沉默寡言。我们知道，那是父亲带走了她的心……第二天，与母亲睡脚头的十一二岁的侄儿告诉我们，昨晚奶奶睡得很熟，只是半夜的时候奶奶拉亮了电灯……医生诊断后说，她的被窝还有余温，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后半夜猝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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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术插图：崔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