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比利·巴尔开始自己在科罗拉多岩石山岭中独居的第一年。当时他满怀着好奇，在整个冬天忙忙碌碌。巴尔绝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离开自己的小木屋，用上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还为一群气候变化专家制作数据库：“那时候我还真没听过气候变化这个词。”

隐居的巴尔

　　1973年巴尔从大学退学，然后在海拔12600英尺的哥特山山脚一处废弃的矿坑棚屋住了下来。冷风刮过，透进棚屋的木板墙，让木板墙形同虚设。棚屋的地板上光秃秃的，上面躺着一只臭鼬和一只松貂，这是多年来唯一陪伴在巴尔身边的伙伴。为了隐居，巴尔从美国东海岸搬到落基山脉，但他依然逃不过世人难耐的孤独寂寞。特别是在隐居的第一个冬天，这种无趣感尤甚。于是他就开始测算降雪的厚度，追踪动物的轨迹，并在归鸟的啼叫声中迎来春天的回归。他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自然的踪迹，一本又一本，如今已经记了44年了。

　　巴尔的数据记录让人想起“落基山生物实验室”那群业余科学家们干的事情。在过去数十年里，落基山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带给高山区动植物的影响充满兴趣。他们希望借此把他们的发现集合起来，加入到有关地球变暖的课程中去。不过遗憾的是，他们的研究缺乏长期记录。比如在哥特山，春天的降雪融化时间似乎比以前提前了，鲜花的开放时间更短了，但没有历史数据记录，这些微小的变化都无法得到验证。
　　19世纪80年代，山区出现了一座新兴都市，落基山生物实验室就坐落于此。在后来的十年里，因为在别处又发现了新的富矿，这个地方逐渐被荒废。1928年，一位生物学教授再度游历这个地区，并再度发现了这个遗址，后来这里变成了科学家们的夏日朝圣之地。实验室的研究者们就住在木屋里，在这里大学院校的学科带头人们和学生们共享着杂乱的大厅桌子，肩并肩做各种长期观察。实验室时间最长的观察研究就是一项关于野花的项目，主导者正是生态学者大卫·伊诺耶。
　　1973年，伊诺耶搞出了30项野花研究方案，就在同一年，巴尔成为哥特山唯一的永久居民。通过记录野花何时开花以及花期长度，伊诺耶和几个科学家希望就此可以勾画出野花与昆虫、鸟类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后来被应用在很多研究之中，特别是去理解气候变化如何影响花开时节，靠花草为生的动物以及由此衍生的整个哥特山的生态圈，甚至往高延伸到达阿尔派山的高山区。这些方案都是整个实验室平时日常谈话中得出来的灵感，这正是实验室的魅力所在。而一个相似的意外，也让伊诺耶发现了巴尔四十年来的数据记录。
　　当时巴尔打算一整个夏天都待在哥特山做调研。1972年的他才21岁，还是罗格斯大学一个瘦弱羞涩的环境科学专业的学生。在那个夏天之前，他在一个奶牛农场铲粪割草，当时他已经不想再干下去了。当时的自然保护区还很小，所以虽然他没啥经验，不过在看到洛基山生物实验室一个水化学项目招人时，他就应聘了。
　　第一家采访巴尔的报纸将巴尔入驻哥特山的经历描画成一段浪漫的故事，甚至把他比为梭罗：“下定决心的那天，他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山顶，然后在夕阳西下后的夜幕中静静沉思。”而事实上，巴尔只是慢慢地不能适应世俗世界罢了，“我只是越来越失望，”现年66岁的巴尔说，“最开始几年我很不习惯外面的世界，我就想待在安静的地方。”
　　哥特山离最近的镇子有10英里。冬天大雪封路，去不了附近的镇子，只能滑雪去偏远的村庄，而且中途还要穿过可能会雪崩的地区。在哥特山的第一个冬天，巴尔住在一个帐篷里勉强生存。雪越下越大，他只能搬到一个宽8英尺，长10英尺的矿坑里，坑洞里面有一个烧柴火的炉子和一张床，这个简陋的矿坑也就成了整个故事的关键点。
　　落基山生物实验室似乎认为这个木屋属于美国林务局，而林务局则以为它是属于落基山生物实验室的，一个当地人也宣称拥有这个木屋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混乱关系让巴尔这个木屋的住户也感到头大。在山里的第一个冬天，巴尔一直都在砍木头，他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起床，然后吃饭，滑雪去树林里，砍掉一棵枯树，然后把它拖回来，再然后劈柴生火。为了让自己晚上有点事可做，同时也考虑到来年冬天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巴尔开始记录雪的等级和在砍树路上遇到的野生动物。“在煤油灯下，可真干不了太多的事情，”巴尔说，“不过坚持做了几年，我就慢慢找到了一些共性和特征。”

　　夏天的时候，巴尔会做一些零工，比如森林救火员，或者是给落基山生物实验室的厨房洗盤子。每一年，落基山生物实验室似乎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未有人去查过他们的账目，这些来过的科学家们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巴尔成了非官方的实验室看守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关掉水管，免得冬天被冻坏了，然后看管各种实验设备。作为回报，实验室会把车借给他，他把车停在山脚，就可以经常去附近的镇子买东西了。巴尔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擅长数字的人，他从小在新泽西特兰顿长大，一直记录着自己最喜欢的棒球球员的个人数据。后来，时任落基山生物实验室主任发现了巴尔这个特长，就让他通过邮件来学习会计课。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巴尔成了实验室的会计师。
　　与此同时，巴尔在离实验室半英里远的地方盖了自己的新家。他增添了太阳能电池板和蔬菜大棚，还在放映室里装了一个投影仪来播放自己喜爱的宝莱坞电影。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跟周围的人相处得越来越轻松。有一年，他甚至独自滑雪去镇上，在当地的剧场看戏剧。当时戏剧的导演原打算取消演出了，不过当大家看到巴尔也在场时，他们又破例演了一遍。作为落基山生物实验室的会计师，巴尔成了每一个来访者看到的第一个人。就这样，巴尔成了实验室的代言人。与此同时，他也在做着不同的数据记录。

巴尔的“成绩”

　　每个速记员的笔记本上都记满了三年的数据，而巴尔则有自己的一套绝招。早上和晚上，他各去记录一次雪的等级、当时的天气以及气温。他还为野生生物自创了数字系统。第一次看到的东西，他会画上红圈：冬眠结束的哺乳动物，或者是春晓初啼的知更鸟、北美啄木鸟、以及伊诺耶很在意的蜂鸟。
　　在山里住了将近30年，巴尔和很多科学家成为了好朋友。每次只要伊诺耶去实验室，都能碰到巴尔，这两人能畅聊一整个夏天。即便如此，直到上世纪90年代，伊诺耶才发现巴尔手中的无价数据。
　　他俩具体是怎么谈的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不过到最后，巴尔同意把研究结果交给伊诺耶。
　　“我意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所在，”伊诺耶在看到巴尔的成果时如是说，“这些东西将会永载史册。”
　　巴尔的笔记如今开始在多篇气候变化论文中出现了。他对第一场雪和最后一场雪、积雪的等级、哺乳动物结束冬眠的时间以及鸟类返回的时间都有记录，而这些都是科学家们难以获得的数据。在此之前，科学家们都很难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研究上有所进步。
　　像罗赛马利·卡罗尔这样的水文学家就利用巴尔的积雪数据和其他信源做出了科罗拉多河地下水流的模型。有4000万人依靠这条河来解决饮水问题，而卡罗尔的这个模型将会帮助美国西南部城市解决好供水政策的问题。
　　伊诺耶将巴尔的数據嵌入到多项试验之中，然后发现，整个高山生态系统远比想象中变化得要更剧烈更迅猛。在工作中，伊诺耶意识到如今每年春天的第一个花期已经比40年前整整早开了一个月。
　　在巴尔的数据里，伊诺耶借助巴尔观察到的鸟类春天回归的时间，还了解到雄性宽尾蜂鸟的生活作息。通过巴尔的气候和融雪的记录，伊诺耶能够了解到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花开的时间，以及花又是如何影响到宽尾蜂鸟的回归时间的。
　　蜂鸟靠冰川百合的花蜜为生，因此蜂鸟跟随冰川百合一起迁移到哥特山来，然而，为了适应越来越温暖的春天，冰川百合比40年前提前了17天开花。在最近20多年里，宽尾蜂鸟就完美地错过了冰川百合的花蜜。这种季节上的失衡，可以被称为生物性不匹配，也成为科学家们研究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哥特山，这种不匹配不仅会影响宽尾蜂鸟，还会影响蝴蝶、蜜蜂、冬眠的哺乳动物以及食物链上端的动物。这种情况在整个落基山脉都在上演。

　　巴尔依然每天早起，然后出发去记录雪的等级。他现在不用砍柴而是买柴火，这样就有空闲时间了，而且他的数据记录方式也从纸质笔记本变成了电子表格。有时候巴尔的数据为报告做出了贡献，不过有时候则没有什么用。去年他赢得了一个公认的赞誉：去年夏天落基山生物实验室以巴尔的名字命名了一栋建筑——比利·巴尔社区活动中心。
　　“总有一天我会死去，”巴尔说，“到时人们会问，那个人到底叫啥名字？——比利·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