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多地方见到这样的说法——“领导干部不是一般的公民”“官员不是一般的公民”“党员不是一般的公民”。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手中都有大小不一的权力。如此说来，不妨称他们为特殊的公民或有权力的公民。“公民”之前加了前缀，如果能作为一种时刻警惕的自律，那自然是好极了；假如因此而轻薄地“案边谈笑悉豪富，认得‘百姓’皆庖丁”，那么，其他的“一般的公民”当然得自家识趣，嗫嗫嚅嚅了。
　　“公民”也许是舶来品，所以，好多人都习而不察。现在，媒体上强调“强化‘公民意识’非常重要”的话儿一多，如锯木屑，霏霏不绝，不少老百姓就有点黄昏赶考的紧张。
　　不久前，有学者说：传统意义上的“老百姓”一词，同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在比较正规的场合和正式行文中，应当以“公民”和“公众”来取代“老百姓”的称谓。《报刊文摘》
　　这也算是一种名称上的抬举，然而，老百姓是断断不能垄断了这个“公民”的称呼的，我们的领导干部也是“公民”，即使某人心怀鬼胎揣了好几本外国护照，也是“公民”，也只不过是不敢公开的名义上的“外国公民”。多少大贪巨蠹东窗事发，便把自己“混同于—般老百姓”，懊恼来不及屈尊到弹丸之国去当个“一般的公民”。
　　《现代汉语词典》上称：公民，具有或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记得在一部前苏联电影里，一个年轻人称审问他的警官为“同志”，而警官却严肃地说：“不要叫‘同志’，而要叫‘上校公民’。”还确切地记得六、七十年代的前苏联行吟诗人维索茨基有几句诗：“在审讯中，整个大厅注视着我的背影。您——检察官，您——公民法官……”
　　在社会中，一些对“名称”的认识注定要和其他联系在一起，而认识的形成和发展是集体创造的过程。我们好多“学者”一听到“公民”，就以为是老百姓，是与“官”相对而言的“民”。有人很轻松地说：“‘民’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然也是一个最荣耀的代词。”这种褒奖并没有让老百姓兴奋起来，因为似曾相识。吹捧民营企业家和提高“民”的地位毕竟是两码事。吹捧民营企业家，是欲望的需要，是效益的需要。暴发户的发迹，常常使人们的感官失灵、道德标准失衡；而提高“民”的地位，是非常艰难的工作，要让“民”感到自己是社会所需要和亲近的人，这是“民”活着的最大的享受和喜悦。
　　我们的文化^啊，千万要真正把老百姓放在心上，而不是在名称上糊弄人，不要钝化人们所存无几的警觉。
　　本身村筋俗骨品格低下，却要公民提高道德水准；自己粗心浮气傲然凌人，反而要求公民谦逊谨慎。在官本位盛行的社会里，公民一分等级，“官”不成“一般的公民”了，享有权利且只负扭“指导公民道德”的“责任”，而可以不承担义务。这种群体自我中心主义的虚夸很难促进我们所企求的现代文明。根据经验，即使有的领导干部“欣然”把自己纳入公民之列，也未必是真心实意想承担应尽的义务，“与民同乐”，让很多人在无关紧要的场合与自己成为“一字并肩王”，权宜之计而已，“领导艺术”罢了；至于那些不乐意自己忝列公民的人，他们的“权为民所用，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自然更要令人生疑了。
　　不明白自己也是“一般的公民”的领导干部，请再想一想，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每次都不是在居住地郑重投票选举人民代表吗?他们就把自己看作“普通公民”。这还不好理解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像农民头上的竹笠，身虽居上，却为民遮阳挡雨，成为老百姓称心的器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