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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转战来到了安塞县四区二乡王家湾村。当时，为打退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北的进攻，为保卫党中央，征兵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一天，担任安塞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的张占堂，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县委刚刚给他下达了春季征兵的命令，要求两个星期内全区征集210名新兵补充部队，区里又给二乡分下了37个名额。现在，他正要参加王家湾村的动员大会，部署征兵工作安排和行动计划。
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中央军委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的王春华先到一步，他见张占堂来到会场，马上招呼老乡们安静下来，宣布大会开始，请张占堂作征兵动员报告。张占堂向大家讲了自己对这次征兵工作的想法，并简要地作了安排。他把区委分给二乡的37个名额又分配到本乡的王家湾、榆山、高川等几个自然村，并对这几个自然村的负责人明确规定了征兵的期限，命令在10天内完成此项任务。
张占堂讲了很长时间，没有别人插话的一点儿机会。他说完以后，才转身征求坐在身边的王春华及中央军委、中央前委机关其他同志的意见。王春华扯了扯张占堂的衣角，贴耳说道：‘‘关于征兵部署，恐怕时间太仓促了一些，最好还是延长一下……”张占堂听完后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胡宗南把咱延安都占领了，战局这么危急，征兵工作就应该是响鼓紧捶嘛!况且党中央、毛主席又住在D削门二乡，咱们咋能不做出个样子，干在前边?总的说，绝不能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地方上的事我可以作主!”火气正盛的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阻，仍让大伙按原计划进行，会议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
晚上，张占堂被胡乔木叫去。胡乔木见张占堂到来后，便走到窑洞的墙壁跟前，摇动了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不一会儿，门外走进来一位首长。张占堂见了这位首长，不知该怎么招呼，心中一阵紧张。他没有说话，只是端端正正的站着，用很别扭的手势给首长让坐。那位首长则按着张占堂的肩膀让他坐下来说话。张占堂说什么也不肯，首长便拉着他一同坐在了铁皮箱盖子上。
这时，胡乔木给张占堂递过来一支边区工厂自造的香烟，自己也夹了一根，然后又返身忙着在炕边写东西去了。
挨张占堂坐着的那位首长连声对胡乔木说：“你怎么只给烟不给火呢?”
胡乔木经这位首长提醒，回头一瞅，脑子一下子变得清醒了，不由得笑了笑，他忙得连自己的烟也没点着，更不要说给区干部点火了。他立即搁下笔，端过蜡烛走到张占堂跟前，让他点着了烟。
等张占堂吸着了香烟，这位首长才亲切地问张占堂多大年龄了，上过学没有，当前工作组主要摘些什么工作等问题。张占堂向这位首长汇报说：‘‘我今年快30了，是个大老粗，没上几天学，不太识字。当前工作组主要开展的是抓生产、支前、征兵三项工作。”
首长接着张占堂的话，单刀直入地说：“那咱就谈谈征兵这件事。”接着又问道：“我说话你听得懂吗?”张占堂说：“能听懂，就是说得有点快。”首长发出一阵爽朗的笑，然后说：“你讲得对，我说话快了些，又是南腔北调不好懂。那我就慢点说吧!”
首长问道：“征兵工作是谁布置的，一共有多少名额?”
张占堂回答道：“县委和区委命令的，全区210名，二乡37名。”
首长又问道：“二乡有几个自然村?”
“三个，一个是咱们的王家湾，一个是榆山，一个是上沟里的高川村。”
“二乡20岁到30岁的青壮年是不是现在只有28名呢?”首长接着问。
张占堂有些难堪，他无言以对了。他感到有点纳闷：首长才来个把月，怎么对全乡的情况比自己还熟悉呢?这个事他倒不太清楚，因此他只好瞅着首长，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对上级的这种征兵安排提过什么意见吗?”首长还在问。
张占堂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对上级的命令，我们从来是不打折扣的，不说二话!”
那位首长紧蹙双眉，摇了摇头，沉思了一会儿，便有针对性地说：“去年冬季，二乡征了多少兵，现在还都在部队里吗?”
张占堂回答道：“征了四个，听说两个现在在部队，两个开小差回来了。这主要是受苦人只明白挖地打粮戳牛屁股，羊毛毡子热炕头，缺乏政治觉悟，家乡观念太强了!”
首长听了很不高兴，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站起身来，诚恳地说：“没有觉悟的士兵是不会打胜仗的，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你想想，是不是我们的脑子太简单了?首要的问题是多向老百姓宣传我们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是为什么人打江山，为谁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嘛!要充分相信群众，群众一旦觉悟，是什么都豁得出来的。思想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不能像晴天霹雳一声响，地上就下大雨嘛!以后，不论是县委、联防司令部，还是西北局下达的指示，在你这个地方有行不通的，就要提意见，干什么都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全村的男人全部上前线，地谁种?家乡谁保卫?他们难免有后顾之忧的。”
当首长听到过去地方上征兵曾采取过“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有时还强迫命令、捆绑百姓的情况后，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双手搂着胳膊，在地上踱来踱去。
终于，宁静的场面被打破了。首长蹲下身来坐在张占堂的身边，循循善诱地说：“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征兵在四个月内完成，可是西北局、地、县各提前一个月，到你这里只剩下10天了。时间仓促，任务又超出了头，方法还不对头，来了个平均摊派，这样无非是搞强迫命令，要失信于民的。陕北老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从人力、物力各方面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然而，我们不解其痛苦，一味的任务观念，把本来可以办好的事办坏了。这样我们就会如鱼失水，走向反面的哟!”他见张占堂有所悔悟，低头不语，就问道：“你看，征兵工作现在停止一段时间好吗?”
张占堂觉得首长的话句句在理，切中要害，脸上火辣辣的烫。但他又觉得这位首长虽然严肃，但态度却十分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便直言以对：“征兵工作是县委的直接命令，要立即停止，那可万万不行!”他那毫不忌讳的回答和一本正经的神态，把在场的人全都给逗乐了。大家相视而笑，直笑得前仰后合，好久才止住。
那位首长先是一怔，接着也笑了起来，说道：“你们看，我今天也犯了命令主义!好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完了我再考虑考虑，先通知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然后让县委给你指示吧!”临别了，首长还一直把张占堂送出门外，并又一次叮嘱道： “我们是人民的干部，要时刻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道理，每时每刻应为人民着想才是。”他还亲切地说： “听说你有肺病，咱们部队带着医生，明天来看看嘛!”
张占堂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边走边想，憋不住心里的疑问。他扯扯身边一位干部的衣襟问道：“这位首长叫什么名字?”那位军队干部凑着他的耳朵，一字一板地说：“他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周恩来副主席!”
“周副主席!”张占堂失口喊了出来，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针对当时扩军工作中存在的鲁莽轻率、硬性摊派、造成群众恐慌的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在王家湾向西北局负责人林伯渠、马明方等写了《实施正确的决定要靠很强的组织工作》的一封信，指出当前的关键问题，就是各级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搞好调查研究，靠很强的组织工作，使正确的决定成为实际行动的指南。
不几天，县委又下达了征兵时间延长到春播完毕之后的指示。张占堂又像周恩来给自己做思想工作那样，逐家逐户地向群众宣传征兵的意义，还带领工作组帮助老乡做好事。许多青壮年，甚至一些超过年龄的老乡也纷纷前来报名要求参军，希望给他们配发枪弹，以早日上前线打敌人!
一天，担任安塞县四区区委组织委员的张占堂，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县委刚刚给他下达了春季征兵的命令，要求两个星期内全区征集210名新兵补充部队，区里又给二乡分下了37个名额。现在，他正要参加王家湾村的动员大会，部署征兵工作安排和行动计划。
担任工作组副组长、中央军委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的王春华先到一步，他见张占堂来到会场，马上招呼老乡们安静下来，宣布大会开始，请张占堂作征兵动员报告。张占堂向大家讲了自己对这次征兵工作的想法，并简要地作了安排。他把区委分给二乡的37个名额又分配到本乡的王家湾、榆山、高川等几个自然村，并对这几个自然村的负责人明确规定了征兵的期限，命令在10天内完成此项任务。
张占堂讲了很长时间，没有别人插话的一点儿机会。他说完以后，才转身征求坐在身边的王春华及中央军委、中央前委机关其他同志的意见。王春华扯了扯张占堂的衣角，贴耳说道：‘‘关于征兵部署，恐怕时间太仓促了一些，最好还是延长一下……”张占堂听完后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胡宗南把咱延安都占领了，战局这么危急，征兵工作就应该是响鼓紧捶嘛!况且党中央、毛主席又住在D削门二乡，咱们咋能不做出个样子，干在前边?总的说，绝不能松松垮垮、拖拖拉拉，地方上的事我可以作主!”火气正盛的他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阻，仍让大伙按原计划进行，会议就这样仓促地结束了。
晚上，张占堂被胡乔木叫去。胡乔木见张占堂到来后，便走到窑洞的墙壁跟前，摇动了挂在墙上的电话机，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不一会儿，门外走进来一位首长。张占堂见了这位首长，不知该怎么招呼，心中一阵紧张。他没有说话，只是端端正正的站着，用很别扭的手势给首长让坐。那位首长则按着张占堂的肩膀让他坐下来说话。张占堂说什么也不肯，首长便拉着他一同坐在了铁皮箱盖子上。
这时，胡乔木给张占堂递过来一支边区工厂自造的香烟，自己也夹了一根，然后又返身忙着在炕边写东西去了。
挨张占堂坐着的那位首长连声对胡乔木说：“你怎么只给烟不给火呢?”
胡乔木经这位首长提醒，回头一瞅，脑子一下子变得清醒了，不由得笑了笑，他忙得连自己的烟也没点着，更不要说给区干部点火了。他立即搁下笔，端过蜡烛走到张占堂跟前，让他点着了烟。
等张占堂吸着了香烟，这位首长才亲切地问张占堂多大年龄了，上过学没有，当前工作组主要摘些什么工作等问题。张占堂向这位首长汇报说：‘‘我今年快30了，是个大老粗，没上几天学，不太识字。当前工作组主要开展的是抓生产、支前、征兵三项工作。”
首长接着张占堂的话，单刀直入地说：“那咱就谈谈征兵这件事。”接着又问道：“我说话你听得懂吗?”张占堂说：“能听懂，就是说得有点快。”首长发出一阵爽朗的笑，然后说：“你讲得对，我说话快了些，又是南腔北调不好懂。那我就慢点说吧!”
首长问道：“征兵工作是谁布置的，一共有多少名额?”
张占堂回答道：“县委和区委命令的，全区210名，二乡37名。”
首长又问道：“二乡有几个自然村?”
“三个，一个是咱们的王家湾，一个是榆山，一个是上沟里的高川村。”
“二乡20岁到30岁的青壮年是不是现在只有28名呢?”首长接着问。
张占堂有些难堪，他无言以对了。他感到有点纳闷：首长才来个把月，怎么对全乡的情况比自己还熟悉呢?这个事他倒不太清楚，因此他只好瞅着首长，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对上级的这种征兵安排提过什么意见吗?”首长还在问。
张占堂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对上级的命令，我们从来是不打折扣的，不说二话!”
那位首长紧蹙双眉，摇了摇头，沉思了一会儿，便有针对性地说：“去年冬季，二乡征了多少兵，现在还都在部队里吗?”
张占堂回答道：“征了四个，听说两个现在在部队，两个开小差回来了。这主要是受苦人只明白挖地打粮戳牛屁股，羊毛毡子热炕头，缺乏政治觉悟，家乡观念太强了!”
首长听了很不高兴，他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站起身来，诚恳地说：“没有觉悟的士兵是不会打胜仗的，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你想想，是不是我们的脑子太简单了?首要的问题是多向老百姓宣传我们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是为什么人打江山，为谁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嘛!要充分相信群众，群众一旦觉悟，是什么都豁得出来的。思想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不能像晴天霹雳一声响，地上就下大雨嘛!以后，不论是县委、联防司令部，还是西北局下达的指示，在你这个地方有行不通的，就要提意见，干什么都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全村的男人全部上前线，地谁种?家乡谁保卫?他们难免有后顾之忧的。”
当首长听到过去地方上征兵曾采取过“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有时还强迫命令、捆绑百姓的情况后，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双手搂着胳膊，在地上踱来踱去。
终于，宁静的场面被打破了。首长蹲下身来坐在张占堂的身边，循循善诱地说：“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征兵在四个月内完成，可是西北局、地、县各提前一个月，到你这里只剩下10天了。时间仓促，任务又超出了头，方法还不对头，来了个平均摊派，这样无非是搞强迫命令，要失信于民的。陕北老乡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从人力、物力各方面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援。然而，我们不解其痛苦，一味的任务观念，把本来可以办好的事办坏了。这样我们就会如鱼失水，走向反面的哟!”他见张占堂有所悔悟，低头不语，就问道：“你看，征兵工作现在停止一段时间好吗?”
张占堂觉得首长的话句句在理，切中要害，脸上火辣辣的烫。但他又觉得这位首长虽然严肃，但态度却十分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儿官架子，便直言以对：“征兵工作是县委的直接命令，要立即停止，那可万万不行!”他那毫不忌讳的回答和一本正经的神态，把在场的人全都给逗乐了。大家相视而笑，直笑得前仰后合，好久才止住。
那位首长先是一怔，接着也笑了起来，说道：“你们看，我今天也犯了命令主义!好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完了我再考虑考虑，先通知西北局和联防司令部，然后让县委给你指示吧!”临别了，首长还一直把张占堂送出门外，并又一次叮嘱道： “我们是人民的干部，要时刻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道理，每时每刻应为人民着想才是。”他还亲切地说： “听说你有肺病，咱们部队带着医生，明天来看看嘛!”
张占堂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边走边想，憋不住心里的疑问。他扯扯身边一位干部的衣襟问道：“这位首长叫什么名字?”那位军队干部凑着他的耳朵，一字一板地说：“他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周恩来副主席!”
“周副主席!”张占堂失口喊了出来，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针对当时扩军工作中存在的鲁莽轻率、硬性摊派、造成群众恐慌的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在王家湾向西北局负责人林伯渠、马明方等写了《实施正确的决定要靠很强的组织工作》的一封信，指出当前的关键问题，就是各级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搞好调查研究，靠很强的组织工作，使正确的决定成为实际行动的指南。
不几天，县委又下达了征兵时间延长到春播完毕之后的指示。张占堂又像周恩来给自己做思想工作那样，逐家逐户地向群众宣传征兵的意义，还带领工作组帮助老乡做好事。许多青壮年，甚至一些超过年龄的老乡也纷纷前来报名要求参军，希望给他们配发枪弹，以早日上前线打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