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贪腐的暴风劲吹，强化行政纪律的文件接连下发，有些官员沉不住气了，撒娇说，再这么下去，就不能不辞职了。由这些撒娇式话语可以看出，强力打击贪腐、强化行政纪律，正在逐渐改变政风、官风。官员逐渐意识到，做官为官不再是一个所有好处全占的职业。
　　过去十几年来的官风确实积弊深重，从高层到百姓是深恶痛绝的。最严重的表现是，有些官员拥有巨额财富。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些财富往往来路不正，或者来自贪污公款，更多来自于权钱交易。
　　最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官员做官伦理之颠倒。他们几乎毫不犹豫地利用权力攫取金钱。他们似乎觉得，做官就该如此，获得金钱是他们的权利，积累巨额金钱是他们人生成功的标志。
　　导致官员伦理意识如此扭曲的背景性原因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物质主义。旧有意识形态崩溃，而传统文化恢复无力，国家现代治理理念未形成，造成价值真空。物质崇拜乘虚而入，整个精英群体深陷物质主义泥坑。整日与“利”字打交道的官员，自然倾向于放纵自己。当年有些经济学家为了给改革开启门缝儿提出的腐败有益经济增长理论，也部分消解了官员敛财之耻感。
　　直接原因则是官员伦理教育之匮乏。革命意识形态曾对官员有一定约束，让官员有一定价值追求。改革开放、市场化变革本身已让这一意识形态体系失去说服力，但并没有新的价值体系引入，以塑造官员价值。这样，除了一些空泛的说教之外，官员的伦理塑造就完全付之阙如。作为社会领导者，一些官员毫无荣誉感，而把自己混同于经济人，在利欲之海中浮沉。
　　毋庸置疑，官员是一个社会中比较重要的群体，而公共管理的本质要求社会必定赋予官员以巨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官员伦理就是维持良好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可资借鉴的是，儒家义理在这方面有深入思考，数千年传统政治在这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厚的遗产。
　　孔子清楚地指出了官员伦理之关键，那就是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很多人据此批评儒家不利于市场经济，但其实，孔子这句话是在讨论官员伦理。“君子”就是拥有权力、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人，“小人”则指普通民众。孔子说，普通民众可以追求经济利益，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发展。官员却绝不可如此。官员当然不是不可得利，但官员必须知道什么是自己应得的、什么是不应得的，他必须“见得思义”“见利思义”。
　　这构成儒家一个基本理念。比如，汉儒董仲舒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最后一策猛烈抨击汉初官员经商牟利之风气。董仲舒指出，正是由于官员热衷于逐利，“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导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这种局面及其后果，与今日相似。董仲舒据此提出达到优良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受祿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
　　董仲舒随后提出官员、普通民众的伦理规范：“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民众当然可以逐利，农、工、商当然要赚钱，越多越好，他们赚钱越多，社会越发达。唯独官员不可惦念赚钱。官员的责任是管理社会，是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为此，官员必须远离于利，如此才能保持公正。如果官员热衷于利，民众就没有活路；如果官员被利益牵制，那就不可能保持公正。
　　四书之首的《大学》最后讨论的同样是官员伦理问题：“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官员的责任本来是管理社会，现在却以发财为人生目的，那也就沦为“小人”，必定灾祸并至。今日被反腐风暴横扫的官员，就是现成的例证。
　　今年“五四”在北大，习近平讲过这样一句话：“当官就不要想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去做官”，正是上述古老智慧的简洁表达。过去十来年，官员们习惯了以权得到一切。今天，他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习惯是丑恶的，不可持续的。官员们需要在继续为官和发财致富之间做出抉择，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从执政党和国家的角度看，在官风转变的关键时刻，需要启动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让官员对自己的职责也即“义”，有所认识，从而树立与自己身份相应的价值观。除引入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外，以传统经典、历史教育官员，当为树立官员伦理的最简便而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