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德国学者与散文作家，代表作包括《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单向街》等。
　　对于浏览一堆旧信件的人来说，破旧信封上早已不流通的邮票会诉说出很多东西，通常比读几十页信所得到的还要多。有时人们会在明信片上看到这样的邮票，以至不敢确定，是应该将这些邮票揭下来，还是保持明信片的原貌，那明信片就像过去大师画在纸上的艺术创造，正面和背面画有两幅不同但同样珍贵的画作。
　　有时在咖啡馆的玻璃柜里也能看到盖着邮资不足邮戳的信件，这是放在那里示众的，或许人们将它们放在这个玻璃柜里，为的是让它们在玻璃制造的无人荒岛内经受多年等待的折磨？长期没有被开启的信件变得有点冷漠，收信人被剥夺了收信权，它们耿耿于怀，默默策划着为长期蒙受的痛苦进行报复。后来，它们当中有许多出现在邮票商的橱窗里时，已被盖满了的邮戳搞得面目全非了。
　　众所周知，有些收藏家只关注盖了邮戳的邮票，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因此人们会相信，只有他们才洞察这里的奥秘。他们专注于邮票的神秘部分——邮戳，因为邮戳是邮票的黑暗面。有的邮戳把光环置于维多利亚女王头部四周，也有的邮戳给后来遇刺身亡的意大利翁贝托国王戴上一个荣誉殉难桂冠，仿佛一个不祥的预言。但是，没有哪种对邮票的虐待能比在票面盖满条狀印痕更邪恶，德国邮局最常用的这种做法如同一场地震劈开整块地面，让人触目惊心。如此被施以暴行的票体与其呈网眼纱衣状的白花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谁想去深入钻研这些邮戳，就必须像一位侦探那样去掌握有关最臭名昭著邮局的信息，就必须像一位考古学家那样掌握面对最陌生的地名去重新建构其轮廓的艺术，就必须像犹太神秘教徒那样掌握整个世纪的数据清单。
　　邮票上面充满了细小的数字、极小的字母、小树叶和小眼睛，它们是画出的网状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低等动物那样，即使被肢解也能活下去。因此，人们将破碎的邮票粘贴在一起，就能够拼成美妙的图画。但是在这些图画上，生命总是带有一丝腐败印迹，因为它们是由坏死的东西粘贴成的。在它们的图像和肮脏的组合中，到处是遗骨和蛆虫。
　　或许，一整套邮票的颜色序列，折射出的正是一个陌生的太阳光晕？或许，梵蒂冈或厄瓜多尔邮政部把它们捕捉到的不为人知的光线印在了邮票上？那么为什么不向我们展示来自更高明的星球的邮票呢？为什么不向我们展示金星上通行的上千种火红颜色的层次呢？为什么不向我们展示火星的四个大灰色阴影以及没有数字标记的土星邮票呢？
　　邮票上面标出的国家和海洋不过是一些小小的省份而已，上面画出的国王们只不过是数字雇佣和指使的人，数字随心所欲地将颜色泼到他们身上。集邮册是具有魔力的参考书，里面记录了有关王室和宫廷，以及有关动物、寓言和国家的一些数据。邮政往来正是建立在这些数据的吻合对应之上，正如天体星球的运行建立在天体数据的吻合对应上一样。
　　老式小于1马克的邮票上仅仅在椭圆形的环中标明一个或两个大大的数字，看起来，就像是那些最早出现的照片，照片上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亲戚们镶在黑漆框里从上朝我们看：变成了符号的姑奶奶或祖先。连德国贵族图恩与塔克西斯家族也发行大面值的邮票，上面的大数字就像出租车上着了魔的计程器数字一样。假如某个晚上，烛光从它后面穿透过来，这也是不会令人吃惊的。但是也有不带齿孔、不注明货币种类和国家的小邮票；上面紧紧连在一起的网状图案里只有一个数字可见——或许这样的东西是真正无法主宰的。
　　土耳其皮阿斯特尔邮票上的字体，就像是斜插在精明的、只是半欧化的君士坦丁堡商人领带上的时髦别针，它们奢华而刺眼。那是邮政暴发户的标记，是尼加拉瓜或哥伦比亚邮票齿孔没有打好而歪七扭八地呈现出的样子。它们把自己打扮得像钞票一样。
　　补付邮资邮票是邮票中的鬼怪。它们从没有变过，王室和政府的递变从它们身上就像从幽灵身上经过一样，未留下一丝痕迹。
　　有个孩子手拿倒置的望远镜向远方的利比里亚望去：一条细长的海洋后面长着棕榈树的正是利比里亚，完全像邮票上面所显示的那样。他和航海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一起驾船围着一个三角形区域航行，希望的色彩在其中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那是好望角的旅游广告。当他在澳大利亚邮票上看到天鹅时，不管邮票颜色是蓝、绿还是棕色，他看到的总是澳大利亚才有的黑天鹅，这些黑天鹅在邮票上轻轻游过池塘水面，就像游过平静的太平洋一样。
　　邮票是伟大国家在孩子房间里分发的名片。
　　同童话里的格列佛船长一样，孩子在邮票上所标出的国家和民族中旅行。他在睡梦中还记得小人国的地理和历史，记得有关这个国家全部科学的相应数字和名字。他参与他们的事务，出席他们紫红色的国民大会，观看他们建造的小轮船首次下水，与他们的君主们一起坐在矮树后面庆祝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