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也称为“肺痨”，旧称“痨病”。1794年，《俄罗斯科学院词典》对“痨病”作了以下解释：“因肺部、肝脏或脾脏受到感染，而使人的机体逐渐缓慢衰弱，进而丧失生命的疾病。”
　　无论对底层穷人还是上流人士，结核病的传播从来都是“不偏不倚”。格里高利·奥尔洛夫伯爵是俄罗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的得力干将，他22岁的妻子于1781年就被肺结核夺去了年轻的生命。1819年，俄罗斯内政部长和莫斯科市长也因该病相继离世。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俄罗斯皇室依旧没能逃过结核病的魔掌。玛丽亚·亚历山德罗芙娜皇后和尼古拉二世的弟弟格奥尔吉·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分别于1880年和1899年死于此病。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医生们公认，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治疗肺结核的唯一方案。实际上，早在1818年，圣彼得堡医学院的病理学家和治疗师弗里德里希·乌登就指出：“虚弱的身体需要通过良好的饮食、充足的休息来获取力量，应避免过度运动和过于激动，要改正不良体态、无节制的熬夜等陋习。对于这类患者，常速的步行运动对健康有益，而譬如大步行进、骑马、舞蹈和击剑等运动项目则对健康没什么好处……”

| 民间偏方 |

　　当然，那时的人们也依靠药物治疗。对于咳血病患，医生开出的药方为：0.3克鸦片、0.6克樟脑以及1克金芝（硫磺菌），或是30毫升稀释了硝酸盐的法国干白，抑或是含兰花块茎、树胶和烤米粒的巧克力。另外还建议患者吮吸冰块、喝冰水，在躯干、背部和脚后跟拔罐，在肩胛骨之间涂抹一种会起泡的药膏。然而，所有这些治疗方式不但对病情毫无帮助，反而损毁了医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人们不再信任医生。”一位画家在其手记中对19世纪的俄罗斯这样描述道，“因此，肺结核等慢性病患者更信任朋友的偏方。海军上将亚历山大·希什科夫就是这样医治他的一位女性朋友的。他让她服用煤渣水和一小杯由仆人采集的洋甘菊露水。”毫无疑问，由于这位女士缺乏对结核病的认知，她的病情恶化了。
　　医生们为寻求有效治疗该病的方案，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亚历山大·梅切斯基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讲述了1833年参议员尼古拉·卢卡奇将军的第一位妻子是如何在莫斯科接受治疗的：“长期以来，可怜的尼古拉一直否认妻子患有肺结核。他四处寻医，但毫无结果。最后，他寄希望于一位刚到俄罗斯的外国医生，这位医生想用呼吸新鲜空气的方法治愈病人。尼古拉的妻子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希望尝试这一新式疗法。冬季的来临并未阻挡这位医生的治疗热情。尼古拉和他的妻子当时住在莫斯科特沃斯科伊大道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带有一个设计精绝的花园，里面筑有洞穴、喷泉、迷宫，深受莫斯科市民的喜爱。也正是在这个花园中，他患肺结核的妻子在一处敞开式的半圆拱顶凉亭中度过了整个冬季。在治疗初期，她自我感觉呼吸顺畅了，精神也好了不少，但好景不长，在春天即将到来之时，她便去世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不认为肺结核具有传染性，从不惧怕与病人共处一堂，和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社交，结伴出入剧院。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圣彼得堡的一名作家邀请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出席他的文学沙龙。别林斯基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他一边咳嗽着，一边艰难地爬上了楼梯。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并未引起在场人士的恐慌。一名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记录着19世纪70年代的校园生活：“教有机化学的德米特里·基里洛夫教授的痨病越来越严重了，他不停地咳嗽，甚至呼吸困难。有些同学因无法忍受他坐在椅子上奄奄一息的状态而不再来上他的课。但有些‘意志坚定’的同学依旧不愿错过这位资深教授的课。”

　　在医院里，结核病人也与其他病症的患者共处一间病房，他们甚至随意在地上吐痰，而清洁工也只是简单地将痰液扫走而非彻底清理掉。原本从其他疾病康复出院的患者，也因在院内吸入了带有病菌的尘埃而受到肺结核的侵害。另外，当时的公共汽车、有轨马车和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为疾病传播提供了温床。原因依旧如此：乘客随地吐出的痰液在干燥后随尘埃被吸入肺中。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1881年圣彼得堡每1万名死亡的居民中就有60人死于结核病。

| 建立专科疗养院 |

　　1865年，法国医生让–安托万·维尔曼把从肺结核病人的粘膜和血液中提取的物质接种给兔子和仓鼠，之后成功地在它们体内找到了结核结节，由此证明了结核病的传染性。1882年，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宣布发现了结核病致病菌——结核杆菌，通过人咳嗽、大声讲话或打喷嚏时散播出的粘液，它能扩散至1.5米左右的距离，危害他人健康。后来，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也证实，病人体内的粘质物即便在干燥后对他人健康也是有害的，且病菌在普通环境下，传染期可达两个半月至六个月，极端温度中也可维持三周。
　　人们都期待着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1890年，罗伯特·科赫在柏林第十届国际医学大会上公布结核菌素能杀死结核杆菌，但对结核菌素的制备方式却闭口不谈，他甚至想以此致富。然而事与愿违，这种未经充分测试的“特效药”非但无效，反而让众多患者死于结核菌素。1900年，俄罗斯的报纸上这样写道：“我们所熟知的肺结核病仅在欧洲就造成了每年300万人死亡，这相当于半个世纪以来死于战争的人数总和。”

　　为应对肺结核疾病，欧洲国家在山区建立了数百个疗养院，其中包括俄罗斯的两所非常知名的疗养院，它们分别建在了靠近维堡的湖边和雅尔塔。但由于克里米亚结核病医院改建而成的雅尔塔疗养院最多只能容纳100名患者，从1910年起，全俄结核病联盟开始为建造结核病专科医院和疗养院定期组织募捐。然而反对的声音依然存在：“不如將捐款用在对城市、人行道、水流、河道、居所和轨道交通的清洁与消毒上！”

　　即便人们兴建了疗养院，形势依旧不容乐观。1912年，一位医学博士曾写道：“在德国，至少有100万人患结核病。在法国，20～25岁的年轻人中有1/10都被感染。在俄罗斯，这一数字竟达300万。”
　　当人们开始怀疑科学是否已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无能为力时，妻子死于结核病的俄罗斯著名免疫学家埃黎耶·埃黎赫·梅契尼可夫反驳道：“50年前，维尔曼就证实了这种疾病的传染性。距离科赫公布发现结核杆菌也已过去30年。尽管如此，人类至今还是没能征服结核病。在一些重要资料中，我们其实能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预防方法。因为在科赫的重大发现之前，我们就已证实了结核病的传染性，理应采取措施消除携带病毒的物质，首先就是结核病患者的粘液残留。我敢打赌，就在我们讨论这一话题的同时，依然有人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这可不是科学对抵御疾病的无力表现，而是人们对病毒传染性的无视。斑疹伤寒、霍乱、痢疾、肺结核……倘若我们还有战胜这些疾病的决心，那就应该在特效药还未研制出来前严格遵守卫生准则。”
　　[编译自法国《国际邮报》]
　　编辑：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