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新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胜利实施的产物，在华北乃至全国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山西新军的成长历程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了多方关注和大力支持。本文就此作一简要回顾，以纪念山西新军成立80周年。
　　
　　毛泽东的深切关注
　　
　　山西新军是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组建和发展起来的。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在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充分论证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1936年10月，薄一波等人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到山西开辟工作，就是以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指示为武器，组成了党的秘密组织——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成功地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并依托牺盟会和战动总会，创建了新军。
　　对于这支名义上归属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山西军队系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之外的又一支抗日武装，《毛泽东选集》中有明确的解释：“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华北地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作战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就建立新军问题明确提出：“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至1939年底，山西新军已发展成9个师、旅级单位、共50个团、约10万人的抗日武装。
　　1939年底，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率先发难，发动了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毛泽东发出一系列指示，指挥新军、八路军部队与顽军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
　　事变前，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针对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天要下雨，要准备雨伞”的说法，指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12月6日，晋西南新旧两军发生严重武装冲突，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等：“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惶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决不能放弃。”12月23日，毛泽东同王稼祥再次致电朱德等，强调八路军要援助新军击败旧军：“晋西北已发动十个团包围新军，战争不可避免。彭（绍辉）罗（贵波）部队（新三五八旅）也迫得不能不以伪装形式准备参加，这方也是生死之争。”同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电示晋西北一二Ο师，应采取坚决支持新军反攻的方针。12月3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针对晋西事件后的军事部署问题致电八路军总部，指出：“陈（士榘）支队所率新军，须严防旧军袭击，彭（绍辉）罗（贵波）须策应之。晋西南方面另由朱、彭重新部署。”山西新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路军的支持和配合下，坚决自卫反击，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
　　“十二月事变”后，中共中央为了维护抗日大局，审时度势，提出调停的建议。1940年1月11日，毛泽东致电朱德等：“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对阎中立，不使阎与其（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其中央指挥，因为这都是不利的。”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转告薄一波等新军领导人和各牺盟会：“应继续不断打电报给阎、梁，痛斥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行，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意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2月11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2月25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阎锡山，阐述了中共中央希望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并提出解决冲突的具体建议。这封信由肖劲光、王若飞带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交于阎锡山。经过谈判，处于进退维谷的阎锡山，同意停止军事冲突与政治攻击。新军与旧军之间的磨擦，至此告一段落。
　　3月12日，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贺龙等，指示：“对于新军人员之补充，财政、粮食、衣服及干部补充必须给以优待。八路军应以大哥哥态度好好照顾小弟弟。”“一切有关新军、新政权、牺盟的问题应当与新派领袖共同商协，不可只由党决定而让他们执行。因此，党、八路军的负责人与新军领袖的某种共同委员会的方式之建立，还是必要的。”之后，山西新军经过4个多月的政治大整军，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新军的军政素质，正式列入八路军序列，继续发挥它在山西的特殊作用。
　　1943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薄一波，在总结这一时期的斗争时指出：“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1945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报告中十分肯定地指出：“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我们也讲过党军，但是指党的领导。”
　　
　　刘少奇的直接指导
　　
　　山西新军是在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按照刘少奇提出的“要抓实权，做实际工作，反对空谈主义”的方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并以“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名义，办起了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干部训练班、牺盟会特派员训练队、民政干部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把山西和全国各地来太原的成千上万进步青年吸收进来加以培训，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这些工作的开展，为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是建立山西新军的前奏。
　　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同意薄一波组建新型抗日武装的建议，以适应抗日形势的迫切要求，并责成薄一波先试办一个团。1937年7月下旬，刘少奇从延安来到太原。薄一波、牛荫冠两位牺盟会领导人立即向刘少奇汇报了这方面的情况。刘少奇当即表示：“要答应。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答应，就是要抓枪杆子。”并指示薄一波：“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曾任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一次，我和薄一波在防空洞躲警报时，我就和他研究了新军的发展计划和有关的负责人问题，这就是后来成立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空袭警报解除后，我立刻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同薄一波商量成立新军的问题。少奇同志当即决定：可以。”不久，山西新军的第一个团，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在太原国民师范大礼堂诞生，薄一波担任总队的政治委员。
　　同年9月，刘少奇向薄一波等山西公开工委成员及牺盟负责人传达了党的洛川会议精神，指示不要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他说：“全国的政治形势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是准备抗战，现在是实行抗战，而且要从单纯的军队抗战，过渡到全面的民族抗战。因此，我们在策略上应当有所改变……现在，要按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核心，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10月，刘少奇指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决不要停留在阎限定的范围内，也不要超过太远，以免过早地同阎破裂，要把革命力量发展起来。”“战动总会的作用大不大，就看能不能掌握武装。”洛川会议精神的传达和刘少奇的指示，为牺盟会、新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思想基础。之后，刘少奇还为战动总会草拟了《人民自卫军组织条例》。
　　


　　为了扩大抗日武装，刘少奇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动员平津和华北各大城市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二是在3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山西新军很快发展到四个纵队、一个工人武装自卫旅、三个政治保卫旅和一个暂编师，形成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实际兵力和武器数量均超过了当时的旧军。决死二总队创建后，刘少奇和杨尚昆指示决死二总队张文昂、韩钧：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还把老红军钟仁仿派到二总队任参谋长。
　　1943年，刘少奇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这样总结了党在华北、华中工作的经验：“我们在山西的抗日根据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式下建立起来的。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么，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对此，薄一波曾深情地说：“山西新派的成功，是刘少奇领导下的北方局坚持和灵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极大成功。”
　　
　　周恩来的亲切关怀
　　
　　全面抗战开始后，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来到山西，同阎锡山商讨八路军入晋抗日事宜。期间，周恩来对山西新军给予了深切的关怀。9月中旬，周恩来应薄一波之邀，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大礼堂给山西军政训练班和民众运动训练团约4000名学员作了一个长达3小时的政治报告，训练班的许多骨干学员是中共秘密党员。当时，“国民师范礼堂最多只能容纳1500人，而学员就有4000人，还有成千的群众得到消息也来了。只见人山人海，礼堂里和院子里被挤得水泄不通。”30多岁的周恩来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把事先准备的扩音器推到一旁，开始作政治报告。“他的声音高昂、宏亮而清晰，不仅礼堂内的听众听得清清楚楚，院子里的听众也都能听得清楚。”“被他那既有鼓动性又有说服力的讲话征服了，台下鸦雀无声，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周恩来侃侃而谈，他讲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指出只要能坚持下去，就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化。到头来，是敌弱我强，直到我们反攻，取得最后的胜利。周恩来号召大家脱下长衫，换上短衣，走上前线，去工作，去战斗，去打击敌人。
　　周恩来的这次讲话给训练班的学员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对山西新军政治素质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周恩来还多次为牺盟会、决死队作报告。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或是战动总会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大都聆听过周恩来的报告和讲课，受到巨大的鼓舞。9月，刘少奇提出“扩红十万”，周恩来完全赞成，他在11月13日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且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这个方针得到中央同意，并由中共山西公开工委以牺盟会的名义，选派了决死队各总队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从而保证了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和平解决后，为巩固双方的谈判成果，促进阎锡山继续团结抗战，1940年5月9日，身在延安的周恩来特地给阎锡山写了一封信，由八路军驻秋林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转交。信中，周恩来奉劝阎锡山勿信奸人拨弄，继续团结抗战，指出：“痛定思痛，度先生必有同感。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这封信深明大义，对缓和事变以来阎锡山与中共的对立情绪，继续维持统战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经整编，山西新军正式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由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成长为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一些团逐步成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在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周恩来指出：“八路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充分肯定了山西新军在抗战中的作用。
　　之后，周恩来仍十分关心这支特殊的部队。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特意向前来参加党的七大的薄一波询问了山西新军的情况。周恩来问：“你在山西搞新军有些什么经验？”薄一波回答：“我不会打仗，谈不上搞新军的经验，我只不过把新军中阎锡山的旧军官搞出去，换上我们的人，使这支军队成为一支抗日的新军。同时，在新军的各级机构中设立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我当了政委，至于应该给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定个什么名称，也不是很清楚。团，就叫政治部主任；连，就叫连指导员；排，就叫政治工作员；班，就叫政治战士；营呢，就叫大指导员吧！”周恩来听后笑着说：“不错，不错，比八路军还多个点呢！做政治工作，就是要掌握军队，不要让军队落到阎锡山手里。”
　　
　　朱德的大力扶持
　　
　　全面抗战一开始，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即亲率八路军3个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指挥作战的同时，他对刚刚成立的山西新军“曾给以兄弟一样的援助”。1937年9月，薄一波率领决死队第一总队从太原火车站出发，向山西东北的前线地域开进，准备挺进五台山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创晋北抗日前线。行军途中，他与朱德相遇。朱德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对薄一波说，这个地方是战略要地，八路军准备在这地方开辟工作，你把部队赶快带到晋东南太行山去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现在国民党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他要占据那块地方。你要立即设法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把张慕陶撵走。此时，朱德已经发现即将开始的雁门关会战胜算把握极小，他对薄一波说：晋东南古称上党，有太行山脉雄踞其间，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和下围棋一样，要多做几个“眼”。
　　根据朱德的指示，薄一波率领决死总队进入太行山区，抢先占据了晋东南这块战略要地，为迎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到来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正如刘伯承在《我们在太行山上》一文中回忆：“一二九师根据毛主席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下，立即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开创根据地的工作……这时，地下党的同志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组成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等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也在晋东南地区积极地开展工作。冀西地区成立了冀西游击队。这几支力量结合起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38年3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统一指挥山西东南部及河北北部的八路军、决死第一、第三纵队和在晋东南的国民党军队。在一次东路军将领会议上，有人提出薄一波至今还戴着“山西帽子”，说“山西话”，是不是“右”。朱总司令面告薄一波：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的合作。实际上，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军队也受八路军的指挥，只不过戴阎锡山这顶帽子而已，也还有许多便利之处咧！朱德、彭德怀明确宣布：决死一纵队归总部领导指挥，分处各地的新军由中共各区党委领导指挥，山西四大区党委都设军事部，专门负责领导新军的工作。
　　新军的主要成分是青年学生，缺乏实践锻炼。为了提高这支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部队的军事素质，朱德陆续给新军选派了军事干部。东路军将领会议后，朱德派毕占云到决死第一纵队担任参谋长，一二九师还派了一个团框架的干部，加强决死队的军事领导。“后来，陆续给新军派过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及抗大等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八路军和朱总司令对决死队的最大关心。”
　　


　　这年6月，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山西沁县西林村为决死队第一纵队开办训练班，轮训排以上干部和大批优秀政工人员。50多岁的朱老总，每周一、三、五亲自骑马跑十几里路，来给训练班讲授关于游击战术的课程，风雨无阻。来训练班讲课的还有彭德怀、左权等。训练班办了3期，每期3个月。这次训练被称为“西林整军”，在决死第一纵队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德还多次到决死队讲话、作报告。1937年12月，朱德和八路军政治主任任弼时、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先后到洪洞县万安镇给决死二纵队第四、第五总队及纵队机关指战员分别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关于抗战形势和任务、关于平型关战斗经验的报告。1938年10月，朱德到山西长治给营以上军政干部做了政治形势报告，指示决死第三纵队党组织要大力加快党组织的发展工作。1939年1月，朱德总司令在决死第三纵队干部大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华北抗战，粉碎日军的新进攻。在战略上应该是持久战，在战役战术上则应是速决战，这就要发动群众，取得群众的配合。”“十二月事变”前，朱总司令和北方局及时向新军发出了三条命令：一、提高警惕，时刻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二、确掌部队，不可靠的旧军官坚决撤掉，代之共产党员；三、确掌抗日政权，各县“牺盟会”武装都要靠近抗日县政府，抗日县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装。
　　在朱老总的关怀和扶持下，山西新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为以后接受战争炮火的考验打下了基础。
　　
　　彭德怀的多方支持
　　
　　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后，在负责八路军总部工作的同时，对山西新军也给予了多方支持。为了提高新军的军事素质，彭德怀从八路军前方总部和一二九师陆续调来了七八十位军事干部。在“西林整军”时期，彭德怀从山西沁县南底水村到西林，每周3次，亲自给训练班学员讲课。
　　山西新军成立以后，反对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排挤和磨擦的斗争，几乎没有中断过。“在新军进行反磨擦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彭德怀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1938年初，驻扎在决死一纵队周围的国民党第三军、九十八军和九十三军不断排挤决死队、牺盟会，打击进步力量。彭德怀指示决死队负责人薄一波、安子文：不要忘记发挥阎锡山这顶“帽子”的作用，把“阎长官”请出来解决这件事。不出所料，这件事报告阎锡山后，经阎锡山出面交涉，国民党的这些军队撤到临（汾）屯（留）公路以南，决死一纵队摆脱了被包围的形势。
　　1939年秋林会议后，彭德怀常常到决死一、三纵队找干部个别谈话，提醒大家要十分注意原来的旧军官，对于坚持反动立场的要坚决清除，不可犹豫，以防不测。10月，彭德怀到决死一纵队作了题为《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的报告，并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身份召集团以上党员干部开会，宣布：“今天参加会议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这不仅解除了过去团以上共产党员之间互不联系的秘密状态，而且打通了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公开工委同志与部队组织之间过去不允许发生横向组织联系的状态。接着，彭德怀又在决死三纵队召开了党员军政干部会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防止突然事变，同时根据部队内外的情况，对如何应变作了安排，特别指出对反动军官要果断清洗。这些精心的安排和指导，对减少新军损失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年12月20日，为制止事态发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秋林，坦诚相劝阎锡山停止反共，团结抗战。彭德怀对阎锡山说：“你要依靠牺盟、决死队，才有前途；如果依靠反动势力顽固势力，那你就要当‘空军司令’……你若把牺盟会、决死队搞垮了，那你同共产党也做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把你放到眼里了。”但是，反共决心已定的阎锡山无动于衷。12月29日，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后，又与朱德联名致电阎锡山，报告孙楚在晋东南以武装手段，大肆杀害抗日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的行径，希望阎锡山加以制止，以免酿成大的不幸。然而，阎锡山一意孤行，继续发动事变，破坏了团结抗日的局面。
　　1940年6月，彭德怀在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中称赞：“新军成分极好，有大批积极优秀的干部，对于坚持山西抗战，争取山西好转，已有极大贡献，而且还会有极大贡献的。”新军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没有辜负这个评价和期待。这年下半年，八路军总部发起中外瞩目的百团大战。这位敢打硬仗的副总指挥，坚持把新军放到实践中锻炼，决死队有22个团参加了这次战役，经受了炮火的严峻考验和锻炼。据不完全统计，山西新军在八年抗战中，战果辉煌，共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5万余人。
　　
　　邓小平的热情关心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长期在山西抗日前线担负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等工作，对山西新军很关心。百团大战后他评价说：“这支年轻的部队，在作战、政治工作、平时训练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表现是好的，和其他老部队一样，能够使指导机关放手使用，完成领导给的任务。”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1979年邓小平对山西牺盟会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军龄计算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
　　关于新军决死队军龄计算问题，解放军总政治部曾于1952年2月5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干部于1955年10月作过规定。1952年2月5日规定：“凡于决死队正式成立后而参加决死队者，其军龄从参加决死队之日算起。”1955年10月规定：“抗战初期山西决死队、工卫旅、暂编一师、政治保卫队的人员，应从1939年十二月事变（起义）时起计算军龄。”这两个规定出现了前后的不一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将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诬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叛徒领导的杂牌军”，成千上万的干部受到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1979年9月12日，薄一波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尽快澄清，予以平反。报告说：“林彪、‘四人帮’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完全违反党中央、毛主席所作的结论，横加诬蔑，并迫害参加过这一段斗争的许多同志，余毒至今仍然存在。因此，似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予以重新说明：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当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
　　9月23日，邓小平看了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
　　12月7日，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明确规定：“‘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包括其所属的工卫旅、政卫队、暂编一师等部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工龄。”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牺盟会、决死队冤假错案的平反决定，也是党中央关于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是“由我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党领导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性质的政治结论。至此，拥有300万会员的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得到公认，拥有7万人的决死队党军性质才又得到确定。
　　综上所述，正是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指导和亲切关怀、支持下，山西新军才能在腥风血雨的抗日烽火中从小到大，发展成为抗战时期党领导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