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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却又最远的距离
小时候，我的扁桃体总是发炎，一闹起来就发烧。后来，妈妈把我带到医院想做手术，大夫说：“这孩子年纪太小，还是等长大些再切吧。”谁知，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病灶竞给我的身体留下了隐患。医生说我的尿血跟脆弱的扁桃体也有着某种潜在关联，于是1998年，在长野冬奥会即将开始时，久病成医的我决定去医院切掉它。
这个小手术着实把我折腾得够呛。手术时各种器械在嗓子眼里一通乱搅不说，手术完还要吞冰棍来防止感染，最要命的是咽不下东西。手术完的第二天，我就随队到昆明进行最后阶段的集训，在这个本应该高强度冲刺的阶段，队友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加班加点，我却每天为了咽一口东西而“捶胸顿足”——就算是喝口水，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一跺脚一扬头才能灌下去。由于体力不足，我只能进行一些最为简单的训练，更多的时候，只能当个临时“后勤部长”，出去买水果或采购一些队里需要的其它东西。
眼看着大赛临近，我心急如焚。一个奥运周期过去了，四年前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流的短道速滑选手，尤其是在国内的比赛中，自从1992年后，我几乎没有对手，所以这次冬奥会，我很渴望在世界舞台上层示自己。但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感到紧张，因为这次与四年前抱着“试试看”轻松心态参赛不同，这次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尤其是看到一幕场景之后。
那是在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呼声甚高的东道主运动员寺尾悟，在1000米和500米两项比赛中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面对主场成千上万失望的观众，他陷入痛苦的自责中。比赛间隙，他搀着自己的老母亲，环赛场一周向观众们鞠躬致歉，动情之处，不禁掉泪。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我，它让我体会到责任的重量。
我是能力比较全面的选手，起跑和冲刺并不突出，跟滑和超越是我的杀手锏，人送外号“老油条”，不管前面滑多快我都能跟，都能超越。500米是我的长项，当时我自己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项目上。
1／4决赛时，我和老对手韩国的金东圣分到一个组，在超越他的时候，我一不小心踩在标志块上跌倒了！当时，我真恨自己的坏运气，竟然在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上出现了闪失！同时，心里也铆足一股劲，要在下面的1000米项目上与金东圣一决高低。
金东圣是一个短道速滑的天才选手，1996年前后出道，是和我“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对手之一，他的技术领导了韩国一代潮流。他最出名的“事迹”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错失1000米金牌。当时第一个冲线的他因为犯规被裁判取消了成绩，韩国国内群情激愤，还特意为他制作了一枚金牌表示鼓励，而拿到金牌的美国选手阿波罗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敢去韩国比赛，甚至于在日韩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还在足球场边集体做滑冰动作……金东圣的运动生涯中还有一个数字令人难忘——0．053秒，而我，恰恰正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那是长野冬奥会的1000米决赛，进入后半程后我冲到了最前面，此后一直保持领先，然而就在胜券在握即将到达终点时，金东圣突然跨出一个大步抢先，以一个冰刀尖的微弱优势率先撞线。
在15米／秒的速度的反衬下，0.053米只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瞬间。一个冰刀尖，成为我与奥运冠军领奖台最近却又最远的距离。
值得欣慰的是，接下来我和队友们合作夺得了5000米接力的铜牌。遗憾过后，以客观的心态来看1000米的比赛录像，我发现金东圣的冠军赢得问心无愧。从镜头看，短短的瞬间能从外道起速，这对体力、技术、经验、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而他做到了。想到这些，我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握着中国冬奥会历史上这第一枚奖牌，深深的遗憾转化为十足的动力，毕竟我只有23岁，四年之后，正当其时。
训练就像“驴拉磨”
短道速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运动项目，它不仅是体力与技术的较量，还是心理和智慧的竞争。赛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任何一秒钟都可能有奇迹或噩梦发生，只要冰刀没到终点线，鹿死谁手就是一个未知的谜。据说，冬奥会的项目中，短道速滑的票价在黑市上炒得最高，甚至高过花样滑冰。
但是，当时的中国短道运动员在付出这种激情的同时，承受的却是训练的乏味与不被关注的无奈。此次长野之行中国队在1000米项目上的银牌实现了在中国男子运动员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突破，然而回到位于首都体育馆的训练地看到的冷清景象却让人心凉不已，前来报道的记者寥寥无几，似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人参加了奥运会。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练下去，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到底有出路吗？
有时做梦还会梦到那些曾经亲历过的清冽的早晨，一群棉衣外面还套着家长给特制的叫做“护肾”的棉絮小短裤的孩子们，猫着腰，在凹凸不平的冰面上艰难地滑行，训练一结束，哭声响成一片，眼泪也会骤然成冰，腿和胳膊会像被烫伤一样得火辣辣地疼……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我还是决定把这当成一项事业做到底，而且当时也有自信做好，因为1999年到2001年间我接连在世锦赛、世界杯赛中夺冠，并超过1000米、3000米、5000米接力三项亚洲纪录，破3000米全国纪录……对我个人而言，增加一枚冬奥会奖牌，意义虽然不算太大，但我就是不想服输，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与赛场上的激情四溢相比，训练是枯燥的，有时会突然觉得很羡慕田径运动员，同样都是与时间赛跑，但至少他们穿上轻便的跑鞋，迈开步伐时，周围有自然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而我们，天天都在一个带盖子的“大容器”内，周而复始地做着圆周运动。教练站在中间，我们围着教练转，一个多小时二百多圈，有时真的会晕，甚至呕吐。更让人担心的是摔跤，在冰场上高速运动中，每摔一次，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我的手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就有二个多处，有一次赛前的准备活动中，我的左手被冰刀滑开一道大口子，血流不止，缝针已经来不及，我就咬牙坚持到比赛结束，每次用力，都能感觉到伤口崩裂时撕心裂肺地疼痛。其实，在我们队里，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冰鞋是我们最亲密但又最无情的“伙伴”，换双新皮鞋，可能很磨脚，适应一段时间之后，鞋就软了，而冰鞋不一样，它的质地非常坚硬，有时即使按脚形做，穿上后仍然不合脚，脚上被硌得骨质增生，有的人磨得快露骨头，有的队员系鞋带，穿上再系，系上再穿，手上被鞋带勒得全是厚厚的茧子。
磨冰刀，是每天的必修课。依照每人技术特点和滑行习惯的不同，我们会把冰刀磨成自己需要的形状，比如有的队员的冰刀两端是完全直角，有的前端有弧度，有的后端有弧度，再或者两端都有弧度。像我从事这个项目这么长时间了，即使冰刀有了一根头发丝大小的偏差，一上冰我都能感觉得到。把冰鞋举到头前，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左瞄右瞄，这似乎是短道速滑队一道独特的风景。有时．我都会到了几乎“魔怔”的地步。晚上睡觉时，要把冰鞋放在床头才睡得踏实，半夜醒来，打开灯，也要举起它左右瞄上一会儿，随后倒头又睡。
枯燥之中，快乐的记忆就显得格外清晰。记得训练之余一位老教练给我们讲的段子：那是在五六十年代，他当时还是一名队员，一天，他们得到消息，说某月某日在日本要有一次世界大赛，大家群情激昂，一头扎进东北深山老林里进行封闭训练，结果练成“出山”时，比赛早结束了，大家一提起这就会狂笑不止，笑后还会感到一丝苦涩；还记得每次训练结束，在回宿舍的路上要买水喝时，把大家从一到十编上号，然后一进小商店就让买东西的大妈随便报个数，于是被抽中的那个“幸运儿”就极“沮丧”地统统买单．再然后那条熟悉小路上飘起一群人快乐而得意的笑声……
令人心酸的“谎言”
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我“欺骗”最多的人是我的母亲，我告诉她的只有我的成功，受伤或生病时，却不愿让她知道，不愿让她担心；然而时至今日，我突然发现，原来母亲当时也在苦心经营着对我的“谎言”。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1992年，与父亲离婚后，她独自带着我们兄弟俩生活，我当时常年在北京训练，母亲和弟弟的生活很艰难，由于没有了房子，两人只能借住在舅舅家。不幸的是，第二年，她又患上了过敏性哮喘，最严重时对70多种气味或颗粒过敏，一周就需要做一次透析。有时同住在一个病房的病人嗑几个瓜子，她都会闻到，然后喘个不停。
但是不管自己的境遇有多难，母亲都选择咬着牙自己扛，为的是不让我分心。
然而，儿行千里母担忧，每当偶然从别人嘴里听说我又受了伤或哪里不好，她就会第一时间来电话问长问短。但我每次也不愿跟她说，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很危险，受伤是家常便饭，脚下的冰刀就像菜刀一样，一划身上就一个口，就在都灵冬奥会前，我的腿上还被滑开一个长长的口子。
离开长春来北京集训时，我只有12岁。如果说那时只有初次离家的兴奋和对外面世界的新奇，那么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头和肩头增添了许多重量，这种重量来源自责任。这十四年中，回家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唯一请过一次假，为的是回长春参加弟弟的婚礼。
由于是冬季项目，每年春节我们基本都会在世界各地比赛，每当除夕夜吃着中国餐馆“昂贵”的饺子时，我会想到家，想到等候我的母亲。能回家看她的时间，只有每年赛季结束后那短短几天的假期，但就算在这几天里，有时同学找，有时队友找，有时领导找，我在家住的时间也非常少，每天难得能跟母亲聊会儿天只能是早晨七点起床之后到九、十点出门之前。等到终于有时间了，想好好陪她逛逛街买几件新衣服，可往往一出门还没走多远，母亲就因为出现某种过敏反应而坐在花坛上喘个不停，我慌乱得手足无措，赶忙把她带回家，以至于现在母亲出门都要随身带好治心脏治过敏的药。
有时太想我了，她就会自己买张火车票来北京。母亲来探望我，我很激动，谁不愿意听自己的母亲唠唠家常，谁不愿吃上一碗母亲亲手包的饺子，但同时我也很矛盾、自责，母亲这么太岁数的人了，身体又不好，理应在家里享儿孙福，如今还要受这份罪……
遇到在北京有比赛时，母亲都会早早地赶到现场，等着给我加油，然而到了我真的要出场时，她又会紧张地挤出观众席。每当她面对我的时候，都是谈笑风生．如今听弟弟说我才知道。原来，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母亲都会偷偷背过身去，艰难地捂着胸口……
我发誓我要尽自己所能来医治母亲的病，哪怕倾其所有。我们哥俩给母亲试过了各种药，甚至为了求一副药方，不惜辗转开车到河北的某一个小县城。后来听说有一种外国的药效果很好，就托了好多人，终于花高价买到。然而，半年后我再回家时，在这种药里激素的副作用下，母亲都变得几乎让我不认识了：身体胖了许多，脸上的汗毛也变得很重……看着母亲，从不掉泪的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陪母亲过年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不是在训练就是在比赛，所以自从离家后我从未陪母亲过过一个团圆年，我能做的，只是在除夕夜的午夜12点后，用电话给母亲拜个年。
2002年，我终于等到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大年初二晚上，我在奥运村里给家打电话拜年，但是电话铃响了很久，却一直无人接听，我心里猛然七上八下，跳得厉害。当时中国代表团尚无一金入账，承担夺金“尖兵”任务的短道速滑队上下气氛都有些凝重，这种情境之下，我也只能将满腹的疑问和不安暂时抛开，一心一意地准备比赛。回国后，我才知道，就在自己打电话的那天，母亲突然晕倒，脚踝骨折……
(未完待续)
小时候，我的扁桃体总是发炎，一闹起来就发烧。后来，妈妈把我带到医院想做手术，大夫说：“这孩子年纪太小，还是等长大些再切吧。”谁知，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病灶竞给我的身体留下了隐患。医生说我的尿血跟脆弱的扁桃体也有着某种潜在关联，于是1998年，在长野冬奥会即将开始时，久病成医的我决定去医院切掉它。
这个小手术着实把我折腾得够呛。手术时各种器械在嗓子眼里一通乱搅不说，手术完还要吞冰棍来防止感染，最要命的是咽不下东西。手术完的第二天，我就随队到昆明进行最后阶段的集训，在这个本应该高强度冲刺的阶段，队友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加班加点，我却每天为了咽一口东西而“捶胸顿足”——就算是喝口水，都要做好心理准备，一跺脚一扬头才能灌下去。由于体力不足，我只能进行一些最为简单的训练，更多的时候，只能当个临时“后勤部长”，出去买水果或采购一些队里需要的其它东西。
眼看着大赛临近，我心急如焚。一个奥运周期过去了，四年前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如今已经成长为一流的短道速滑选手，尤其是在国内的比赛中，自从1992年后，我几乎没有对手，所以这次冬奥会，我很渴望在世界舞台上层示自己。但每次想到这儿，我都会感到紧张，因为这次与四年前抱着“试试看”轻松心态参赛不同，这次我感觉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尤其是看到一幕场景之后。
那是在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上，呼声甚高的东道主运动员寺尾悟，在1000米和500米两项比赛中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面对主场成千上万失望的观众，他陷入痛苦的自责中。比赛间隙，他搀着自己的老母亲，环赛场一周向观众们鞠躬致歉，动情之处，不禁掉泪。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我，它让我体会到责任的重量。
我是能力比较全面的选手，起跑和冲刺并不突出，跟滑和超越是我的杀手锏，人送外号“老油条”，不管前面滑多快我都能跟，都能超越。500米是我的长项，当时我自己也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项目上。
1／4决赛时，我和老对手韩国的金东圣分到一个组，在超越他的时候，我一不小心踩在标志块上跌倒了！当时，我真恨自己的坏运气，竟然在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上出现了闪失！同时，心里也铆足一股劲，要在下面的1000米项目上与金东圣一决高低。
金东圣是一个短道速滑的天才选手，1996年前后出道，是和我“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对手之一，他的技术领导了韩国一代潮流。他最出名的“事迹”是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错失1000米金牌。当时第一个冲线的他因为犯规被裁判取消了成绩，韩国国内群情激愤，还特意为他制作了一枚金牌表示鼓励，而拿到金牌的美国选手阿波罗在那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敢去韩国比赛，甚至于在日韩世界杯期间，韩国球迷还在足球场边集体做滑冰动作……金东圣的运动生涯中还有一个数字令人难忘——0．053秒，而我，恰恰正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那是长野冬奥会的1000米决赛，进入后半程后我冲到了最前面，此后一直保持领先，然而就在胜券在握即将到达终点时，金东圣突然跨出一个大步抢先，以一个冰刀尖的微弱优势率先撞线。
在15米／秒的速度的反衬下，0.053米只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瞬间。一个冰刀尖，成为我与奥运冠军领奖台最近却又最远的距离。
值得欣慰的是，接下来我和队友们合作夺得了5000米接力的铜牌。遗憾过后，以客观的心态来看1000米的比赛录像，我发现金东圣的冠军赢得问心无愧。从镜头看，短短的瞬间能从外道起速，这对体力、技术、经验、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而他做到了。想到这些，我的心态有了很大变化，握着中国冬奥会历史上这第一枚奖牌，深深的遗憾转化为十足的动力，毕竟我只有23岁，四年之后，正当其时。
训练就像“驴拉磨”
短道速滑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运动项目，它不仅是体力与技术的较量，还是心理和智慧的竞争。赛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任何一秒钟都可能有奇迹或噩梦发生，只要冰刀没到终点线，鹿死谁手就是一个未知的谜。据说，冬奥会的项目中，短道速滑的票价在黑市上炒得最高，甚至高过花样滑冰。
但是，当时的中国短道运动员在付出这种激情的同时，承受的却是训练的乏味与不被关注的无奈。此次长野之行中国队在1000米项目上的银牌实现了在中国男子运动员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突破，然而回到位于首都体育馆的训练地看到的冷清景象却让人心凉不已，前来报道的记者寥寥无几，似乎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人参加了奥运会。我常常问自己：这样练下去，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到底有出路吗？
有时做梦还会梦到那些曾经亲历过的清冽的早晨，一群棉衣外面还套着家长给特制的叫做“护肾”的棉絮小短裤的孩子们，猫着腰，在凹凸不平的冰面上艰难地滑行，训练一结束，哭声响成一片，眼泪也会骤然成冰，腿和胳膊会像被烫伤一样得火辣辣地疼……既然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我还是决定把这当成一项事业做到底，而且当时也有自信做好，因为1999年到2001年间我接连在世锦赛、世界杯赛中夺冠，并超过1000米、3000米、5000米接力三项亚洲纪录，破3000米全国纪录……对我个人而言，增加一枚冬奥会奖牌，意义虽然不算太大，但我就是不想服输，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与赛场上的激情四溢相比，训练是枯燥的，有时会突然觉得很羡慕田径运动员，同样都是与时间赛跑，但至少他们穿上轻便的跑鞋，迈开步伐时，周围有自然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而我们，天天都在一个带盖子的“大容器”内，周而复始地做着圆周运动。教练站在中间，我们围着教练转，一个多小时二百多圈，有时真的会晕，甚至呕吐。更让人担心的是摔跤，在冰场上高速运动中，每摔一次，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我的手上大大小小的伤疤就有二个多处，有一次赛前的准备活动中，我的左手被冰刀滑开一道大口子，血流不止，缝针已经来不及，我就咬牙坚持到比赛结束，每次用力，都能感觉到伤口崩裂时撕心裂肺地疼痛。其实，在我们队里，这种情况并不鲜见。
冰鞋是我们最亲密但又最无情的“伙伴”，换双新皮鞋，可能很磨脚，适应一段时间之后，鞋就软了，而冰鞋不一样，它的质地非常坚硬，有时即使按脚形做，穿上后仍然不合脚，脚上被硌得骨质增生，有的人磨得快露骨头，有的队员系鞋带，穿上再系，系上再穿，手上被鞋带勒得全是厚厚的茧子。
磨冰刀，是每天的必修课。依照每人技术特点和滑行习惯的不同，我们会把冰刀磨成自己需要的形状，比如有的队员的冰刀两端是完全直角，有的前端有弧度，有的后端有弧度，再或者两端都有弧度。像我从事这个项目这么长时间了，即使冰刀有了一根头发丝大小的偏差，一上冰我都能感觉得到。把冰鞋举到头前，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左瞄右瞄，这似乎是短道速滑队一道独特的风景。有时．我都会到了几乎“魔怔”的地步。晚上睡觉时，要把冰鞋放在床头才睡得踏实，半夜醒来，打开灯，也要举起它左右瞄上一会儿，随后倒头又睡。
枯燥之中，快乐的记忆就显得格外清晰。记得训练之余一位老教练给我们讲的段子：那是在五六十年代，他当时还是一名队员，一天，他们得到消息，说某月某日在日本要有一次世界大赛，大家群情激昂，一头扎进东北深山老林里进行封闭训练，结果练成“出山”时，比赛早结束了，大家一提起这就会狂笑不止，笑后还会感到一丝苦涩；还记得每次训练结束，在回宿舍的路上要买水喝时，把大家从一到十编上号，然后一进小商店就让买东西的大妈随便报个数，于是被抽中的那个“幸运儿”就极“沮丧”地统统买单．再然后那条熟悉小路上飘起一群人快乐而得意的笑声……
令人心酸的“谎言”
在这段艰辛的日子里，我“欺骗”最多的人是我的母亲，我告诉她的只有我的成功，受伤或生病时，却不愿让她知道，不愿让她担心；然而时至今日，我突然发现，原来母亲当时也在苦心经营着对我的“谎言”。
母亲是一个坚强的人。1992年，与父亲离婚后，她独自带着我们兄弟俩生活，我当时常年在北京训练，母亲和弟弟的生活很艰难，由于没有了房子，两人只能借住在舅舅家。不幸的是，第二年，她又患上了过敏性哮喘，最严重时对70多种气味或颗粒过敏，一周就需要做一次透析。有时同住在一个病房的病人嗑几个瓜子，她都会闻到，然后喘个不停。
但是不管自己的境遇有多难，母亲都选择咬着牙自己扛，为的是不让我分心。
然而，儿行千里母担忧，每当偶然从别人嘴里听说我又受了伤或哪里不好，她就会第一时间来电话问长问短。但我每次也不愿跟她说，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很危险，受伤是家常便饭，脚下的冰刀就像菜刀一样，一划身上就一个口，就在都灵冬奥会前，我的腿上还被滑开一个长长的口子。
离开长春来北京集训时，我只有12岁。如果说那时只有初次离家的兴奋和对外面世界的新奇，那么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头和肩头增添了许多重量，这种重量来源自责任。这十四年中，回家探亲的次数屈指可数，唯一请过一次假，为的是回长春参加弟弟的婚礼。
由于是冬季项目，每年春节我们基本都会在世界各地比赛，每当除夕夜吃着中国餐馆“昂贵”的饺子时，我会想到家，想到等候我的母亲。能回家看她的时间，只有每年赛季结束后那短短几天的假期，但就算在这几天里，有时同学找，有时队友找，有时领导找，我在家住的时间也非常少，每天难得能跟母亲聊会儿天只能是早晨七点起床之后到九、十点出门之前。等到终于有时间了，想好好陪她逛逛街买几件新衣服，可往往一出门还没走多远，母亲就因为出现某种过敏反应而坐在花坛上喘个不停，我慌乱得手足无措，赶忙把她带回家，以至于现在母亲出门都要随身带好治心脏治过敏的药。
有时太想我了，她就会自己买张火车票来北京。母亲来探望我，我很激动，谁不愿意听自己的母亲唠唠家常，谁不愿吃上一碗母亲亲手包的饺子，但同时我也很矛盾、自责，母亲这么太岁数的人了，身体又不好，理应在家里享儿孙福，如今还要受这份罪……
遇到在北京有比赛时，母亲都会早早地赶到现场，等着给我加油，然而到了我真的要出场时，她又会紧张地挤出观众席。每当她面对我的时候，都是谈笑风生．如今听弟弟说我才知道。原来，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母亲都会偷偷背过身去，艰难地捂着胸口……
我发誓我要尽自己所能来医治母亲的病，哪怕倾其所有。我们哥俩给母亲试过了各种药，甚至为了求一副药方，不惜辗转开车到河北的某一个小县城。后来听说有一种外国的药效果很好，就托了好多人，终于花高价买到。然而，半年后我再回家时，在这种药里激素的副作用下，母亲都变得几乎让我不认识了：身体胖了许多，脸上的汗毛也变得很重……看着母亲，从不掉泪的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陪母亲过年一直是我最大的心愿，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不是在训练就是在比赛，所以自从离家后我从未陪母亲过过一个团圆年，我能做的，只是在除夕夜的午夜12点后，用电话给母亲拜个年。
2002年，我终于等到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大年初二晚上，我在奥运村里给家打电话拜年，但是电话铃响了很久，却一直无人接听，我心里猛然七上八下，跳得厉害。当时中国代表团尚无一金入账，承担夺金“尖兵”任务的短道速滑队上下气氛都有些凝重，这种情境之下，我也只能将满腹的疑问和不安暂时抛开，一心一意地准备比赛。回国后，我才知道，就在自己打电话的那天，母亲突然晕倒，脚踝骨折……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