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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迁自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说”以成《史记》，为十二本纪、十年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凡百三十篇，繁简得宜，体大思精。今读《史记》篇首之《五帝本纪》，偶有一得之愚，试从寓规于颂、以古文为依托、以哲人析理之真通史家求事之实三个方面论之，浅探《史记》所以列《五帝本纪》为首之因缘。
关键词：《五帝本纪》；祖述宪章；古文；雅驯之言
太史公少负不羁之才，长仍父业，日夜惟思竭其才力、一心营职以求报效，“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草创未就，适逢李陵之祸，而受腐刑之极。其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惜其著述未成，“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是故太史公《报任安书》哀怨之意显，书愤懑以晓左右也。今观《史记》篇首之《五帝本纪》，则见其文直事核，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诫，树以风声，可谓文微义显矣。对太史公首列《五帝本纪》，前人已多有论述，然犹有阐发未尽之处，姑条列余论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祖述宪章，寓规于颂
中黄善夫本及武英殿本《史记》有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今《史记》三家注本无。日本出云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林伯桐曰：“古来制作，自黄帝而定，《礼记•祭法》曰：‘黄帝正名百物’，……然则《史记》托始，自有深意。既以黄帝为始，固当援《大戴礼》五帝之论为据，不容任意增损。”又引胡五峰刘道原语曰“五帝当冠以伏羲神农，而削去颛顼帝喾”[1]，论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黄帝始之意矣。
案：周广业《蓬庐文钞》卷二《〈史记〉首黄帝说》略云：
《史记》之首黄帝，非其本意也，观《五帝本纪·论》及《自序》，再参之《封禅书》，可以知之。论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于五帝中提出《尚书》言尧、百家言黄帝，抑扬自见。《自序》云……而必一再称‘尧以来’、‘陶唐以来’者，明乎删《书》断自唐虞，前此宜置勿论。今之托始黄帝，则以汉臣而作史记，义例当如此也。何则汉自高帝起事，即祠黄帝于沛庭……《外戚世家》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建元六年以后李少君首进封禅求仙不死之说，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争傅会之，帝遂有‘吾诚得如黄帝，视妻子如脱躧’之叹；《封禅书》所载巡狩封禅、明堂获鼎改历诸事，无一不托诸黄帝；而最善缘饰者，尤在公孙卿‘黄帝且战且学仙’一语，武帝之穷极兵力，一黄帝之习用干戈也。凡黄帝纪所书与武帝若合符节然，则黄帝者，当代天子所祖述宪章之帝也。”太史公之父自恨不得从封太山；作史之年适当太初元年明堂改建、诸神从祀之时，正用黄帝迎日推筴法。不首黄帝，失臣子将顺之道，“而史以垂教万世，又不可不断以礼义，于是寓规于颂。《封禅书》首言古帝王封禅，其仪阙然湮灭，只据《尚书》舜类于上帝云云，至秦文公……此出于亡秦之妄说，非唐虞三代之道也。其序武帝也，先言……可谓文微义显矣”。[2]
周氏之说更近，其意要而言之，首述黄帝，其一在于“以汉臣而作史记，义例当如此”，其二则因为黄帝“乃当代天子所祖述宪章之帝”，其三意在垂教万世，寓规于颂。考周氏所谓“寓规”之旨，则早发于李邺嗣《杲堂文钞》卷四《〈五帝本纪〉论》：“盖《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当与《封禅书》并读，即可见矣。”[3]《封禅书》曰：“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汉儒改制的学术主张对司马迁以五帝为《史记》开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制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史记》，儒生改制的程序是从封禅报答天地之功开始，封禅祭祀的对象是黄帝。由此观之，《史记》之首列《五帝本纪》，其祖述宪章、垂范后世，寓规于颂之意可谓深切著明。
其文微义显，又可从其论断之语窥得。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叙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案：即《白起王翦列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案：即《刺客列传》）末载鲁勾践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4]赖襄亦曰：“史中论赞，自是一体。不可与后人史论同视也。史氏本主叙事，不须议论，特疏已立传之意，又补传所未及。而有停笔踌躇俯仰今古处。足以感发读者心。是论赞所以有用。子长以后，少得此意者。”[5]自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集散乱，史识如雨中萤焰，明灭几微，司马迁发愤而作，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其难势比登天，故以《五帝本纪》之文微义显以发明全书，其用心可谓良苦。
至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退而深惟，有感于《诗》《书》之隐约，在于欲遂其志之思也，于是明乎圣贤之所作，大抵“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末世争利，维彼顾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6]陈直《史记新证•自序》：“观于本纪首黄帝，年表首共和，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7]
窃以为陈氏之言狭矣！太史公考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作十二本纪；见礼乐损益、律历改易，承弊通变以作八书；以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之士而作三十世家；以扶义俶傥、立功立名之行而作七十列传，由是观之，冠之以“让”，则“德”狭矣。又陈祖范《陈司业文集》卷一《史述》：“班氏谓子长‘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然，子长则否。观其《自序》，隐然父子之间，学述分途。《帝纪•赞》首推《尚书》，《列传》开端云‘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可谓之‘后六经’乎？若果‘先黄老’，不应列老子于申、韩，而进孔子为《世家》，称老子不过‘古之隐者’，而称孔子为‘至圣’，至今用为庙号。《孟、荀列传》于诸子中详叙荀孟，又隐然以孟子为主，退之‘醇’、‘疵’之辩，子长已有先觉。”[8]由是观之，冠以“让”字，则谬司马迁之旨矣。
梁玉绳《史记志疑》，嘉定钱大昕《史记志疑•跋》：“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不知史公之著述，意主尊汉，近黜暴秦，远承三代，于诸表微见其旨。秦虽并天下，无德以延其祚，不过于楚、项等，表不称秦、汉之际，而称秦、楚之际，不以汉承秦也。”[9]是故，太史公虽则有怨愤之意，然其拳拳之心，谏诤之言，铮铮之骨，天地可表，日月可鉴。
《蓬庐文钞》：“然则今上本纪所由撄人主之怒者，亦岂非以讽谏之意多哉？纪中有此一书，篇首安得不纪黄帝？此太史所以不从《尚书》昉唐虞之意也。既首黄帝矣，复据《大戴》以颛顼为皇帝孙、帝喾为黄帝曾孙，意在颂扬，以见其享祚绵远。而尧舜亦出黄帝，篇序所谓‘四圣遵序，各成法度’也。……虽全书不能保其一无背谬，而百三十篇之首明知为不经之言，而择尤雅以弁之。此太史之所握笔而浩叹者也。”[10]
皇甫湜曰：“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通”，以史公言之，其言谅哉！
二、以古文为依托
余以古文为依托者，见其取材之可信也。
《五帝本纪》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索引》云：“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是读者初知《五帝德》及《帝系姓》二篇本古文也。陈直《史记新证》：“古文盖谓战国时书写原本之竹简，乃保存于汉代者，或汉代儒生，从竹简传抄，而非以隶古写定者，通谓之古文。”[11]虽与王国维之说有差异，然大要可以互证。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之《〈史记〉所谓古文说》：
太史公自序言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集散乱，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是秦石室金匮之书，至武帝时未亡也。故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12]
复举《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七十二弟子列传》分别论证之。故末处总结曰：“然则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时尚非难识。”又曰：“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故，非徒以其文字为古文故也。”“古文讫西京之末，尚非难识。”是以古文文献的存在乃太史公写作的重要依据。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诗》、《书》往往间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现。”[13]《太史公自序》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泷川资言《考证》亦曰：“《汉书·儒林传》曰：‘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是《史记》之用古文，孟坚言之凿然矣。”[14]是故其时古文并不难识，且太史公自幼既能诵读古文矣，又尝师事孔安国，由此观之，太史公《五帝本纪》材料之原始性和叙述史事之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撑其客观性、可靠性。《五帝本纪》为诸纪之首，亦为全书之首，以此发明全书，则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今读《五帝本纪》，书中之古字为数不少矣，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史记旧本》：“《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曰旸谷’，《索引》云：‘《史记》旧本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按太史公多识古文，所引诸经，与今本多异者，皆出先秦古书，后人校改，渐失其真，即汤谷一条准之，知旧本为小司马辈改窜者不少矣。”[1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窥史公命《五帝本纪》为篇首之意，近矣。
三、以哲人析理之真通史家求事之实
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歝，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16]盖枢机之发，荣辱之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故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清赵翼《陔余从考》卷五：《史记》五：“《史记•尧纪》全取《尧典》成篇，《舜纪》用《舜典》及《孟子》，《禹纪》用《禹谟》、《禹贡》及《孟子》，其自叙谓择其言尤雅者，故他书不旁及也。”[17]先秦史料本已所剩无几，而要择雅驯之言，原史之貌，则需要以哲人析理之思维通求之。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言司马迁载笔取材之旨，在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言择雅驯、笔削谨严，“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司马迁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是以刘知几《史通•採撰》目司马迁所採“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 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一《策》之六《史法》赞《史记》不“好奇轻信”。比较《封禅书》与《五帝本纪》，同为一事，或尽削不载，或改变叙述方式，如《封禅书》有“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句，而在《五帝本纪》仅有“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18]。诸如此类，笔不胜书。又清郭嵩焘《史记札记》云：“《五帝本纪》但叙其德而不详其事，以事之著见于百家者，皆非雅驯者也……然史公意在雅驯而已，太古荒遐，传闻繆悠，史公于此为有断制。”[19]此为太史公剪裁有法之又一例证。诸如此类，足证其言择雅驯、笔削谨严也。
《五帝本纪》末太史公曰：“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曰：“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在《史记》百三十篇书之首。”《考证》：“赵恒曰：‘此论本纪所以首黄帝之意。盖《尚书》独载尧以来，而《史记》始黄帝，《史记》之所据者，《五帝德》、《帝系姓》也，乃儒者或不传之书也。然迁以所涉历，验之风教而近是，参之《春秋》、《国语》，而所表见为不虚，是以尚书虽缺，而其轶之见于他说，如《五帝德》《帝系姓》者，不可不言而传之也。要在学者博闻深思，精择而慎取之耳。故以黄帝著为本纪首。”又引岛田重礼之言曰：“欧阳永叔曰‘孔子修书，以尧舜为断，而子长上述黄帝，盖以此为诟厉’，是亦不深考耳。夫宗其道，则欲详其人；详其人，则欲并其父祖曾高而详之。子长纪五帝，乃所以著尧舜所自出。孔子传周文之《易》，而遂及羲黄尧舜，子长亦祖述其意焉耳。且其所採，出于戴记世本等，历历可证，一则曰不离古文，二则曰取其最雅驯者，其取舍不苟如此，尚可目以好奇哉？”[20]此言得哉！苟目好奇以为史，则史何事不可言，又有何史可征信？是故以雅驯古文减削之言以成篇，发凡全书。
当然，《史记》于“怪事”“轶闻”未能芟除净尽，故洪迈《夷坚丁志序》：“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信君、圮下黄石，不荒诞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未有如吾者。”[21]以史公之笔为自己“从事于神奇荒怪”解嘲。
然要而言之，如钱钟书所言，“其于乙部之学，不啻如判别清浑之疏凿手，‘史之称通’，得不以斯人为出哉！”
是为余论。
注释：
[1][5][14][20] [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洪氏出版社1982年版。
[2][10] （清）周广业：《蓬庐文钞》，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3] （明末清初）李邺嗣：《杲堂文钞》，齐鲁书社1997年版。
[4]（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 （西汉）司马迁：《史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
[7][11]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
[8] 陈祖范：《陈司业文集》卷一，《广雅书局丛书》。
[9]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 （清）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4年版。
[13] （东汉）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
[15] （清）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6] 刘知几：《史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年版2009年版。
[17] （清）赵翼：《陔余从考》，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8] 钱钟书：《管锥编》， 三联书店2001年版。
[19] （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21] （南宋）洪迈：《夷坚志》， 中华书局1981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五帝本纪》；祖述宪章；古文；雅驯之言
太史公少负不羁之才，长仍父业，日夜惟思竭其才力、一心营职以求报效，“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草创未就，适逢李陵之祸，而受腐刑之极。其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惜其著述未成，“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是故太史公《报任安书》哀怨之意显，书愤懑以晓左右也。今观《史记》篇首之《五帝本纪》，则见其文直事核，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诫，树以风声，可谓文微义显矣。对太史公首列《五帝本纪》，前人已多有论述，然犹有阐发未尽之处，姑条列余论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祖述宪章，寓规于颂
中黄善夫本及武英殿本《史记》有司马贞补的《三皇本纪》。今《史记》三家注本无。日本出云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林伯桐曰：“古来制作，自黄帝而定，《礼记•祭法》曰：‘黄帝正名百物’，……然则《史记》托始，自有深意。既以黄帝为始，固当援《大戴礼》五帝之论为据，不容任意增损。”又引胡五峰刘道原语曰“五帝当冠以伏羲神农，而削去颛顼帝喾”[1]，论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黄帝始之意矣。
案：周广业《蓬庐文钞》卷二《〈史记〉首黄帝说》略云：
《史记》之首黄帝，非其本意也，观《五帝本纪·论》及《自序》，再参之《封禅书》，可以知之。论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于五帝中提出《尚书》言尧、百家言黄帝，抑扬自见。《自序》云……而必一再称‘尧以来’、‘陶唐以来’者，明乎删《书》断自唐虞，前此宜置勿论。今之托始黄帝，则以汉臣而作史记，义例当如此也。何则汉自高帝起事，即祠黄帝于沛庭……《外戚世家》言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建元六年以后李少君首进封禅求仙不死之说，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争傅会之，帝遂有‘吾诚得如黄帝，视妻子如脱躧’之叹；《封禅书》所载巡狩封禅、明堂获鼎改历诸事，无一不托诸黄帝；而最善缘饰者，尤在公孙卿‘黄帝且战且学仙’一语，武帝之穷极兵力，一黄帝之习用干戈也。凡黄帝纪所书与武帝若合符节然，则黄帝者，当代天子所祖述宪章之帝也。”太史公之父自恨不得从封太山；作史之年适当太初元年明堂改建、诸神从祀之时，正用黄帝迎日推筴法。不首黄帝，失臣子将顺之道，“而史以垂教万世，又不可不断以礼义，于是寓规于颂。《封禅书》首言古帝王封禅，其仪阙然湮灭，只据《尚书》舜类于上帝云云，至秦文公……此出于亡秦之妄说，非唐虞三代之道也。其序武帝也，先言……可谓文微义显矣”。[2]
周氏之说更近，其意要而言之，首述黄帝，其一在于“以汉臣而作史记，义例当如此”，其二则因为黄帝“乃当代天子所祖述宪章之帝”，其三意在垂教万世，寓规于颂。考周氏所谓“寓规”之旨，则早发于李邺嗣《杲堂文钞》卷四《〈五帝本纪〉论》：“盖《黄帝本纪》实太史公之谏书也，当与《封禅书》并读，即可见矣。”[3]《封禅书》曰：“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汉儒改制的学术主张对司马迁以五帝为《史记》开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制是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据《史记》，儒生改制的程序是从封禅报答天地之功开始，封禅祭祀的对象是黄帝。由此观之，《史记》之首列《五帝本纪》，其祖述宪章、垂范后世，寓规于颂之意可谓深切著明。
其文微义显，又可从其论断之语窥得。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叙事中寓论断》：“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案：即《白起王翦列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案：即《刺客列传》）末载鲁勾践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4]赖襄亦曰：“史中论赞，自是一体。不可与后人史论同视也。史氏本主叙事，不须议论，特疏已立传之意，又补传所未及。而有停笔踌躇俯仰今古处。足以感发读者心。是论赞所以有用。子长以后，少得此意者。”[5]自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集散乱，史识如雨中萤焰，明灭几微，司马迁发愤而作，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其难势比登天，故以《五帝本纪》之文微义显以发明全书，其用心可谓良苦。
至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退而深惟，有感于《诗》《书》之隐约，在于欲遂其志之思也，于是明乎圣贤之所作，大抵“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末世争利，维彼顾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6]陈直《史记新证•自序》：“观于本纪首黄帝，年表首共和，世家首《吴太伯》，列传首《伯夷》，推崇让德，其意至微亦至显。”[7]
窃以为陈氏之言狭矣！太史公考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作十二本纪；见礼乐损益、律历改易，承弊通变以作八书；以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之士而作三十世家；以扶义俶傥、立功立名之行而作七十列传，由是观之，冠之以“让”，则“德”狭矣。又陈祖范《陈司业文集》卷一《史述》：“班氏谓子长‘先黄老而后六经’，此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则然，子长则否。观其《自序》，隐然父子之间，学述分途。《帝纪•赞》首推《尚书》，《列传》开端云‘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可谓之‘后六经’乎？若果‘先黄老’，不应列老子于申、韩，而进孔子为《世家》，称老子不过‘古之隐者’，而称孔子为‘至圣’，至今用为庙号。《孟、荀列传》于诸子中详叙荀孟，又隐然以孟子为主，退之‘醇’、‘疵’之辩，子长已有先觉。”[8]由是观之，冠以“让”字，则谬司马迁之旨矣。
梁玉绳《史记志疑》，嘉定钱大昕《史记志疑•跋》：“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不知史公之著述，意主尊汉，近黜暴秦，远承三代，于诸表微见其旨。秦虽并天下，无德以延其祚，不过于楚、项等，表不称秦、汉之际，而称秦、楚之际，不以汉承秦也。”[9]是故，太史公虽则有怨愤之意，然其拳拳之心，谏诤之言，铮铮之骨，天地可表，日月可鉴。
《蓬庐文钞》：“然则今上本纪所由撄人主之怒者，亦岂非以讽谏之意多哉？纪中有此一书，篇首安得不纪黄帝？此太史所以不从《尚书》昉唐虞之意也。既首黄帝矣，复据《大戴》以颛顼为皇帝孙、帝喾为黄帝曾孙，意在颂扬，以见其享祚绵远。而尧舜亦出黄帝，篇序所谓‘四圣遵序，各成法度’也。……虽全书不能保其一无背谬，而百三十篇之首明知为不经之言，而择尤雅以弁之。此太史之所握笔而浩叹者也。”[10]
皇甫湜曰：“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通”，以史公言之，其言谅哉！
二、以古文为依托
余以古文为依托者，见其取材之可信也。
《五帝本纪》云：“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索引》云：“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是读者初知《五帝德》及《帝系姓》二篇本古文也。陈直《史记新证》：“古文盖谓战国时书写原本之竹简，乃保存于汉代者，或汉代儒生，从竹简传抄，而非以隶古写定者，通谓之古文。”[11]虽与王国维之说有差异，然大要可以互证。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之《〈史记〉所谓古文说》：
太史公自序言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集散乱，而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是秦石室金匮之书，至武帝时未亡也。故太史公修《史记》时所据古书，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谍记》、若《春秋历谱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若《孔氏弟子籍》，凡先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12]
复举《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吴太伯世家》《七十二弟子列传》分别论证之。故末处总结曰：“然则太史公所谓古文，皆先秦写本旧书，其文字虽已废不用，然当时尚非难识。”又曰：“孔壁书之可贵，以其为古文经故，非徒以其文字为古文故也。”“古文讫西京之末，尚非难识。”是以古文文献的存在乃太史公写作的重要依据。
《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诗》、《书》往往间出……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现。”[13]《太史公自序》曰“年十岁则诵古文”，泷川资言《考证》亦曰：“《汉书·儒林传》曰：‘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是《史记》之用古文，孟坚言之凿然矣。”[14]是故其时古文并不难识，且太史公自幼既能诵读古文矣，又尝师事孔安国，由此观之，太史公《五帝本纪》材料之原始性和叙述史事之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支撑其客观性、可靠性。《五帝本纪》为诸纪之首，亦为全书之首，以此发明全书，则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今读《五帝本纪》，书中之古字为数不少矣，如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史记旧本》：“《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曰旸谷’，《索引》云：‘《史记》旧本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按太史公多识古文，所引诸经，与今本多异者，皆出先秦古书，后人校改，渐失其真，即汤谷一条准之，知旧本为小司马辈改窜者不少矣。”[1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窥史公命《五帝本纪》为篇首之意，近矣。
三、以哲人析理之真通史家求事之实
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歝，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16]盖枢机之发，荣辱之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故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清赵翼《陔余从考》卷五：《史记》五：“《史记•尧纪》全取《尧典》成篇，《舜纪》用《舜典》及《孟子》，《禹纪》用《禹谟》、《禹贡》及《孟子》，其自叙谓择其言尤雅者，故他书不旁及也。”[17]先秦史料本已所剩无几，而要择雅驯之言，原史之貌，则需要以哲人析理之思维通求之。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言司马迁载笔取材之旨，在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言择雅驯、笔削谨严，“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司马迁言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应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是以刘知几《史通•採撰》目司马迁所採“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 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一《策》之六《史法》赞《史记》不“好奇轻信”。比较《封禅书》与《五帝本纪》，同为一事，或尽削不载，或改变叙述方式，如《封禅书》有“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句，而在《五帝本纪》仅有“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18]。诸如此类，笔不胜书。又清郭嵩焘《史记札记》云：“《五帝本纪》但叙其德而不详其事，以事之著见于百家者，皆非雅驯者也……然史公意在雅驯而已，太古荒遐，传闻繆悠，史公于此为有断制。”[19]此为太史公剪裁有法之又一例证。诸如此类，足证其言择雅驯、笔削谨严也。
《五帝本纪》末太史公曰：“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正义》曰：“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在《史记》百三十篇书之首。”《考证》：“赵恒曰：‘此论本纪所以首黄帝之意。盖《尚书》独载尧以来，而《史记》始黄帝，《史记》之所据者，《五帝德》、《帝系姓》也，乃儒者或不传之书也。然迁以所涉历，验之风教而近是，参之《春秋》、《国语》，而所表见为不虚，是以尚书虽缺，而其轶之见于他说，如《五帝德》《帝系姓》者，不可不言而传之也。要在学者博闻深思，精择而慎取之耳。故以黄帝著为本纪首。”又引岛田重礼之言曰：“欧阳永叔曰‘孔子修书，以尧舜为断，而子长上述黄帝，盖以此为诟厉’，是亦不深考耳。夫宗其道，则欲详其人；详其人，则欲并其父祖曾高而详之。子长纪五帝，乃所以著尧舜所自出。孔子传周文之《易》，而遂及羲黄尧舜，子长亦祖述其意焉耳。且其所採，出于戴记世本等，历历可证，一则曰不离古文，二则曰取其最雅驯者，其取舍不苟如此，尚可目以好奇哉？”[20]此言得哉！苟目好奇以为史，则史何事不可言，又有何史可征信？是故以雅驯古文减削之言以成篇，发凡全书。
当然，《史记》于“怪事”“轶闻”未能芟除净尽，故洪迈《夷坚丁志序》：“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信君、圮下黄石，不荒诞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未有如吾者。”[21]以史公之笔为自己“从事于神奇荒怪”解嘲。
然要而言之，如钱钟书所言，“其于乙部之学，不啻如判别清浑之疏凿手，‘史之称通’，得不以斯人为出哉！”
是为余论。
注释：
[1][5][14][20] [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洪氏出版社1982年版。
[2][10] （清）周广业：《蓬庐文钞》，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
[3] （明末清初）李邺嗣：《杲堂文钞》，齐鲁书社1997年版。
[4]（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6] （西汉）司马迁：《史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
[7][11] 陈直：《史记新证》，中华书局2006年版。
[8] 陈祖范：《陈司业文集》卷一，《广雅书局丛书》。
[9] （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 （清）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2004年版。
[13] （东汉）班固：《汉书》，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
[15] （清）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6] 刘知几：《史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年版2009年版。
[17] （清）赵翼：《陔余从考》，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8] 钱钟书：《管锥编》， 三联书店2001年版。
[19] （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21] （南宋）洪迈：《夷坚志》， 中华书局1981年版。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