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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有救助机制的资源日益减少，而债务危机却愈演愈烈，欧盟金融稳定的压力不断提升，因此，寻找新的救援机制成为欧元区和欧盟现实而急迫的任务。
与此同时，如何改革和完善欧洲金融稳定制度成为更为根本的任务。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基础，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是统一制定的，成员国只能更多地以财政政策来救援经济并促进增长和就业。欧洲债务问题更为内在，更具有必然性。如何打破这种宿命，也成为欧元区金融稳定改革的重大议题。
基于此，欧元区和欧盟针对后续救援和改革，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和改革措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举措包括银行税、金融交易税和欧元区债券等。
银行税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给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欧美在反思危机的根源时认为，过度交易和过度负债是金融风险爆发和传染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对过度交易和过度负债做出制度性约束。银行税就是针对金融机构过度负债的政策安排。
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税首先由英国提出。2010年2月时任英国首相布朗首次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来限制过度交易特别是投机交易。布朗认为，全球应该就开征一项全球银行税达成一致意见，并希望在2010年6月加拿大G20峰会上达成协议。但是，该提议受到了美、加、俄等国的强烈反对，IMF和欧洲央行也不支持这项提议。
2010年6月，英国宣布将在2011年开始实行银行税，但由于金融稳定仍然面临不确定性，英国银行税实行折扣税率0.05%。2011年2月，英国认为银行业复苏形势好于预期，银行税折扣税率取消，恢复0.075%的税率。根据这个基准税率，英国2011年将征收约25亿英镑的银行税。
银行税征收的税基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英国是对银行的总负债进行征税。英国银行税征收对象是在英国的银行业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英国银行集团和住房贷款协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外国银行或银行集团在英国的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银行金融集团的银行业务的资产负债表。英国财政部还设立了一些豁免征收的条件：比如储蓄保险计划的日常存款、主权债务担保的再回购等。为了应对过度负债及其导致的大而不倒效应，英国对于银行业负债中的200亿英镑负债不征收银行税，超过200亿英镑负债的部分才征收银行税。为了避免短期负债过度、鼓励配置相对更多的长期负债，对于长期负债征收一半的银行税。
银行税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效仿。2011年3月，德国宣布开征银行税，并在随后几个月内敲定征税草案。2011年6月，德国、法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三国将推出银行税。2011年7月，欧盟就征收银行税进行了政策讨论，欧盟委员会主张向欧元区的银行征收500亿欧元税款，以资助新一轮希腊纾困行动。
金融交易税
金融交易税的理论根源于托宾税，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于1972年提出的。托宾认为，应该在“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车轮中掷些沙子”，即对全球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即托宾税。金融交易税是针对过度交易的一个政策安排。
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和各国的实践，金融交易税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传统的托宾税、所得税、预扣税和无息准备金等。传统的托宾税主要是指对所有外汇交易或金融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交易税；所得税是对非居民持有本国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预扣税是在不明确税率或获得资金的初始环节预扣一定比例的资金；无息准备金是要求跨境投资按照投资额一定比例向货币当局缴纳本币或外币存款准备金，该准备金是无息的。
金融交易税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投机，通过征收基于交易的托宾税，可以缓解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抑制货币投机，稳定汇率，使资本和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促进全球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二是提供危机救援资金。比如对外汇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每天外汇交易额为2万亿～3万亿美元，其中不足5%是出于真实贸易交易。如果征收0.1%的交易税，一天的税收收入就高达20亿～30亿美元。仅外汇交易的交易税收入，就足够用于金融救援。
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一些经济体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工具。如巴西、泰国和韩国，都有过这方面的相关举措。
欧洲金融交易税
债务危机的救援需求，再次激发了欧洲对金融交易税的热情。2010年5月欧元区就欧洲债务问题的救援体系达成共识，出台了总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体系，其中针对希腊的救助为1100亿欧元。但经过救援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并没有改善，无奈欧元区和欧盟于2011年7月同意进行第二轮救援，规模为1090亿欧元。同时，爱尔兰、葡萄牙也受到欧洲金融稳定体系的救助。但是，欧债问题仍在发酵，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引发关注。欧债危机的救援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需要新的救助资源。
作为欧债危机的救援主体，德国和法国承担了最主要的救援责任。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中各成员国承诺的出资规模，是根据欧元区成员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资本金比例和现实的财政状况做出的。德国在欧洲央行的资本金比例最高（18.9%），救援计划中的原定出资比例为27.1%，调整后达29.1%。法国（14.2%）次之，原定出资比例和调整后出资比例分别为20.4%和21.9%。德法原定出资规模分别为1193.9亿欧元和896.57亿欧元。
寻找新的救助资源是德法的重要任务，金融交易税成为德法的政策选择之一。随着欧债问题的蔓延，德法认为继续投入救助资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正在增加。为此，需要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资金来源方式，金融交易税成为德法协商之后的政策选择之一。但德法表示，征收金融交易税是为了限制过度投机，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德法的金融交易税计划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德法虽就征收金融交易税达成一致，但征收的范围、税种、税率、机构安排以及收入分配等细节尚未公布。由于金融交易税作为一个“统一税”应适用于欧盟和欧元区，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同时，由于IMF参与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原则上也需要征得IMF的同意。当然，由于金融交易已经全球化，德法、欧盟还需要征询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意见，特别是G20框架下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
欧元区债券
欧盟最重要的，是解决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矛盾，从根源上防止债务问题的进一步演进和再次普遍爆发。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管理，而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由各国政府分别管理。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不同，统一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适应各成员国的需要，财政政策成为区内各国可控的政策手段，这就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度性矛盾的逐步累积。欧盟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尽量将财政自主性和货币统一性的不协调性，作为一个参考变量纳入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视野中。
欧元区债券被认为是解决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举措。如果欧元区发行统一的债券，以降低不同成员国国债之间巨大的息差，防止成员国的融资成本被迫大幅上升和难以进行财政收支结构改革。
欧元区债券的根本缺陷在于成本收益的不匹配性。欧元区债券相当于是用欧元区所有国家的信用作为担保，为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融资。在欧元区中，德国的信用最高，其融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而希腊、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较差，融资成本高。如此，欧元区债券的整体信用水平应该在这二者之间。对于德国，其融资成本是提高的，而希腊等国的融资成本是降低的。显然，欧元区债券有利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国家，不利于融资成本低的成员国。德国总理默克尔8月底明确表示，反对欧元区债券，而此前波兰央行行长贝尔卡则认为欧元区债券“指日可待”。
为了解决成本收益不对称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认为，可以将欧盟各国的债券发行统一到欧盟的框架下，由欧盟统一发行“蓝色债券”（Blue Bond），以此来为成员国的赤字融资，并通过设计“蓝色债券”的期限、数量和成员国分配制度，来限制成员国发行过多的债务，以此来提供欧盟财政政策的协调性。由于以欧盟的信用为担保，“蓝色债券”的收益率可以比各成员国国债收益率更低，更有利于成员国的偿还。如果成员国的发债规模超过了“蓝色债券”的配置上限，那“发审委”将审核其增量债券的发行，这些新增债券称为“红色债券”，其收益率要高于“蓝色债券”。“发审委”实际上是一个由成员国参加的“独立稳定委员会”。
与此同时，如何改革和完善欧洲金融稳定制度成为更为根本的任务。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基础，欧元区成员国货币政策是统一制定的，成员国只能更多地以财政政策来救援经济并促进增长和就业。欧洲债务问题更为内在，更具有必然性。如何打破这种宿命，也成为欧元区金融稳定改革的重大议题。
基于此，欧元区和欧盟针对后续救援和改革，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案和改革措施。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举措包括银行税、金融交易税和欧元区债券等。
银行税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给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欧美在反思危机的根源时认为，过度交易和过度负债是金融风险爆发和传染的重要原因，为此，需要对过度交易和过度负债做出制度性约束。银行税就是针对金融机构过度负债的政策安排。
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税首先由英国提出。2010年2月时任英国首相布朗首次提出征收金融交易税来限制过度交易特别是投机交易。布朗认为，全球应该就开征一项全球银行税达成一致意见，并希望在2010年6月加拿大G20峰会上达成协议。但是，该提议受到了美、加、俄等国的强烈反对，IMF和欧洲央行也不支持这项提议。
2010年6月，英国宣布将在2011年开始实行银行税，但由于金融稳定仍然面临不确定性，英国银行税实行折扣税率0.05%。2011年2月，英国认为银行业复苏形势好于预期，银行税折扣税率取消，恢复0.075%的税率。根据这个基准税率，英国2011年将征收约25亿英镑的银行税。
银行税征收的税基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英国是对银行的总负债进行征税。英国银行税征收对象是在英国的银行业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包括英国银行集团和住房贷款协会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外国银行或银行集团在英国的分支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及非银行金融集团的银行业务的资产负债表。英国财政部还设立了一些豁免征收的条件：比如储蓄保险计划的日常存款、主权债务担保的再回购等。为了应对过度负债及其导致的大而不倒效应，英国对于银行业负债中的200亿英镑负债不征收银行税，超过200亿英镑负债的部分才征收银行税。为了避免短期负债过度、鼓励配置相对更多的长期负债，对于长期负债征收一半的银行税。
银行税得到了德国和法国的效仿。2011年3月，德国宣布开征银行税，并在随后几个月内敲定征税草案。2011年6月，德国、法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三国将推出银行税。2011年7月，欧盟就征收银行税进行了政策讨论，欧盟委员会主张向欧元区的银行征收500亿欧元税款，以资助新一轮希腊纾困行动。
金融交易税
金融交易税的理论根源于托宾税，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于1972年提出的。托宾认为，应该在“飞速运转的国际金融市场这个车轮中掷些沙子”，即对全球外汇交易课征全球统一的交易税，即托宾税。金融交易税是针对过度交易的一个政策安排。
随着金融交易的发展和各国的实践，金融交易税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传统的托宾税、所得税、预扣税和无息准备金等。传统的托宾税主要是指对所有外汇交易或金融交易征收一定比例的交易税；所得税是对非居民持有本国资产获得的收益征税；预扣税是在不明确税率或获得资金的初始环节预扣一定比例的资金；无息准备金是要求跨境投资按照投资额一定比例向货币当局缴纳本币或外币存款准备金，该准备金是无息的。
金融交易税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抑制投机，通过征收基于交易的托宾税，可以缓解短期资本的大规模流动，抑制货币投机，稳定汇率，使资本和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而不是虚拟经济，促进全球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以及经济的稳定发展。二是提供危机救援资金。比如对外汇交易征收金融交易税，每天外汇交易额为2万亿～3万亿美元，其中不足5%是出于真实贸易交易。如果征收0.1%的交易税，一天的税收收入就高达20亿～30亿美元。仅外汇交易的交易税收入，就足够用于金融救援。
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一些经济体管理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工具。如巴西、泰国和韩国，都有过这方面的相关举措。
欧洲金融交易税
债务危机的救援需求，再次激发了欧洲对金融交易税的热情。2010年5月欧元区就欧洲债务问题的救援体系达成共识，出台了总规模为7500亿欧元的欧洲金融稳定体系，其中针对希腊的救助为1100亿欧元。但经过救援之后，希腊债务危机并没有改善，无奈欧元区和欧盟于2011年7月同意进行第二轮救援，规模为1090亿欧元。同时，爱尔兰、葡萄牙也受到欧洲金融稳定体系的救助。但是，欧债问题仍在发酵，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引发关注。欧债危机的救援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需要新的救助资源。
作为欧债危机的救援主体，德国和法国承担了最主要的救援责任。欧洲金融稳定基金中各成员国承诺的出资规模，是根据欧元区成员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资本金比例和现实的财政状况做出的。德国在欧洲央行的资本金比例最高（18.9%），救援计划中的原定出资比例为27.1%，调整后达29.1%。法国（14.2%）次之，原定出资比例和调整后出资比例分别为20.4%和21.9%。德法原定出资规模分别为1193.9亿欧元和896.57亿欧元。
寻找新的救助资源是德法的重要任务，金融交易税成为德法的政策选择之一。随着欧债问题的蔓延，德法认为继续投入救助资源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正在增加。为此，需要寻找一种更为合理的资金来源方式，金融交易税成为德法协商之后的政策选择之一。但德法表示，征收金融交易税是为了限制过度投机，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德法的金融交易税计划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德法虽就征收金融交易税达成一致，但征收的范围、税种、税率、机构安排以及收入分配等细节尚未公布。由于金融交易税作为一个“统一税”应适用于欧盟和欧元区，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同时，由于IMF参与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救援，原则上也需要征得IMF的同意。当然，由于金融交易已经全球化，德法、欧盟还需要征询其他重要经济体的意见，特别是G20框架下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
欧元区债券
欧盟最重要的，是解决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制度性矛盾，从根源上防止债务问题的进一步演进和再次普遍爆发。欧元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统一管理，而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由各国政府分别管理。由于各国经济结构不同，统一的货币政策根本无法适应各成员国的需要，财政政策成为区内各国可控的政策手段，这就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度性矛盾的逐步累积。欧盟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尽量将财政自主性和货币统一性的不协调性，作为一个参考变量纳入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视野中。
欧元区债券被认为是解决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元结构矛盾的根本举措。如果欧元区发行统一的债券，以降低不同成员国国债之间巨大的息差，防止成员国的融资成本被迫大幅上升和难以进行财政收支结构改革。
欧元区债券的根本缺陷在于成本收益的不匹配性。欧元区债券相当于是用欧元区所有国家的信用作为担保，为发生债务危机的国家融资。在欧元区中，德国的信用最高，其融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而希腊、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较差，融资成本高。如此，欧元区债券的整体信用水平应该在这二者之间。对于德国，其融资成本是提高的，而希腊等国的融资成本是降低的。显然，欧元区债券有利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国家，不利于融资成本低的成员国。德国总理默克尔8月底明确表示，反对欧元区债券，而此前波兰央行行长贝尔卡则认为欧元区债券“指日可待”。
为了解决成本收益不对称问题，学术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研究认为，可以将欧盟各国的债券发行统一到欧盟的框架下，由欧盟统一发行“蓝色债券”（Blue Bond），以此来为成员国的赤字融资，并通过设计“蓝色债券”的期限、数量和成员国分配制度，来限制成员国发行过多的债务，以此来提供欧盟财政政策的协调性。由于以欧盟的信用为担保，“蓝色债券”的收益率可以比各成员国国债收益率更低，更有利于成员国的偿还。如果成员国的发债规模超过了“蓝色债券”的配置上限，那“发审委”将审核其增量债券的发行，这些新增债券称为“红色债券”，其收益率要高于“蓝色债券”。“发审委”实际上是一个由成员国参加的“独立稳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