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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80周年诞辰，一位年近九旬、入党45年的老党员写了一篇题为《八十八岁自述》的纪念文章。他在文章开头深情地说：“我是怀着赤诚的心，把长年的亲身感受，用心说话，祝贺党的生日。”这位老人就是刘兆吉。
刘兆吉（1913—2001），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中国美育心理学创始人，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他在这篇自述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对党逐步加深认识到积极要求入党的心路历程。他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生的追求，这一夙愿，终于在1956年得以实现。
艰难求学 南下请愿
1913年，刘兆吉出生在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西25里的潘村，这是一个偏僻而贫瘠的小山村。由于家里只有一亩多薄田，每年秋冬，他的父亲都要去关东下煤窑，挣回一点卖命钱。即便如此，家里也常常揭不开锅。刘兆吉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无时无刻不挨饿。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急缺劳工，他们到中国山东招募大量华工到欧洲战场挖战壕、修工事、搬运伤员等。为了全家能吃饱饭、儿子能上学读书，刘父报名应征。一年后，一战结束，刘父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用血泪换来的钱供刘兆吉上了学。刘兆吉深知上学不易，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6年，刘兆吉考入位于益都县城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为了节约上学费用，他不吃食堂饭菜，而是每周从家里背一袋红薯面煎饼和几块咸菜疙瘩作饭食。由于缺油水，他患了夜盲症，晚上走路常常碰到树干或电线杆。
一次，刘父到县城看他，特地在小吃摊上买了几片熟肉。肉太香了，刘兆吉嚼在嘴里都舍不得吞下。神奇的是，当晚他竟然能看见东西了。
尽管省吃俭用，但到刘兆吉初中毕业时，家里的积蓄依然花光了，而且欠了债。为了能继续读书，刘兆吉于1930年投考不收学费还管食宿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幸运的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发，日军占领了东三省。日本的侵略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爱国热潮空前高涨，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决定赴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要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闻风而动，也迅速组织了南下请愿团，刘兆吉毅然报名参加。
他们从济南出发时，每人都背上一块特制的大饼，作为路上的干粮。在去济南火车站的路上，他们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到南京后，刘兆吉等虽然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仍在宣扬“攘外必先安内”。为表示抗议，学生们在南京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收复失地”。蒋介石恼羞成怒，派军警镇压。
同学们被穷凶极恶的军警冲散后，刘兆吉跑进一家小酒馆。酒馆老板见他是外地学生，连忙把他藏起来，到夜深人静时才放他出来。当刘兆吉连夜回到住地时，同学们不禁欢呼。因为大家见他迟迟未归，以为他凶多吉少。
刘兆吉在自述文章中说：“这次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抗日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受良知良能的驱使……我经过参加此次运动……深信要抗日救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抗日救亡 参与募捐
1933年，刘兆吉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山东任教两年。1935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读书，用工作两年积攒下来的钱交了学费。
然而在南开大学，刘兆吉并不能安心读书。当时，日军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日本军用机场位于南开大学附近，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盖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日本浪人常常到校园寻衅滋事，日本军人甚至闯进校园抓人。对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南开大学的师生有切身体会。
同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12月20日，南开大学组织南下进京请愿团，准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反对华北自治、一致抗日等要求。在民族大义面前，刘兆吉又一次放下书本，登上了请愿团南下的火车。
谁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的阻挠。当火车到达沧州站时，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将火车头开走，把这些爱国学生丢在半道上。12月天寒地冻，刘兆吉等人住在没有暖气的火车厢里，又冷又饿。但他们没有气馁，仍以饱满的热情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当地群众被他们的爱国行为感动，纷纷送来热水热饭。现场大家同仇敌忾、相互鼓励的火热场面，深深刻在刘兆吉的心里。
193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日军侵犯绥远，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取得胜利。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并掀起援助绥远抗战的募捐活动。南开大学师生积极参与募捐，纷纷解囊相助。刘兆吉还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向沿街的店铺募集捐款和物品。但当他们走进一家花店，刚向店主宣传募捐意义时，那名店主脸色一变，返身从里屋拿起一根三尺长的铁棍直冲过来。同学们赶快往外跑，才知店主是日本人。
他们继续沿街募捐，却又被中国警察不由分说抓了起来，关进警局。事后得知，警局此举是怕学生为绥远抗战募捐而得罪日本人。幸而刘兆吉所在哲学教育系有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在女同学的帮助下，他们才获释放，但辛辛苦苦募来的捐款被全部没收。
徒步千里 读书报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然而，开课仅两个月，日军炮火就逼近这里，学校被迫西迁昆明。
当时不少同学家乡沦陷，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法乘船、乘车前往昆明。一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湘黔滇旅行团由闻一多等11名教师带队，刘兆吉加入步行行列。
出发前，刘兆吉想起前不久闻一多上《诗经》课时说的话：“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是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而这次步行要经过湘、黔、滇三省的偏僻山区，这些地方蕴藏着丰富的山歌民谣。于是，他决心在步行途中采集歌谣，并请闻一多指导。他的提议，闻先生高兴地答应了。 一路上，刘兆吉或深入村寨，或走进田间地头，或爬上云雾缭绕的山头，认真搜集山歌民谣。在两个月时间里，在3500里征途中，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山歌民谣，最后选出771首编著成《西南采风录》。此书由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作序。
由于旅行团在黔、滇的一些路段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走的路线一致，他们在墙垣崖壁上依稀可见红军张贴的标语。在云南沾益的一座破庙墙上，刘兆吉发现一首歌颂红军的歌谣：“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百姓。大麦只怕天气旱，庄主只怕老红军。”闻一多看了这首民谣后感慨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爱戴，由此可知。”这首歌谣，被编入《西南采风录》。
一次，刘兆吉采集到几首山歌民谣，闻一多非常欣赏，赞叹不绝。刘兆吉十分不解，认为这几首歌谣“原始、野蛮，似乎是在歌颂土匪强盗”。不同的是，闻一多却从这些歌谣中敏锐地体察到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中华民族可以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8年4月底，刘兆吉随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一些学生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说：“你们自称流亡学生，我们也是流亡老师呀，爱国救亡，都责无旁贷。投笔从戎者我们欢送，留下继续完成学业的，也符合国家需要，为抗战储备力量。”
刘兆吉选择留下来完成学业，以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的精神读书报国。
光荣入党 实现心愿
1939年夏，刘兆吉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毕业，经黄钰生介绍，来到张伯苓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督学，因张伯苓等再三挽留，终未成行，仍在南开中学工作。
1950年7月，刘兆吉应重庆大学之聘，任教育系副教授，讲授《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后因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教育系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1952年，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苏联心理学，并参与编写《普通心理学》。
刘兆吉在《八十八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渴望入党的心愿：“1949年，我已36岁，多次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从一些感性的认识扩大加深为理性认识……由于对党的认识与情感的加深，便产生了入党的要求。”
他回顾了“追梦”过程中难忘的人和事。他“小学时代始闻‘共产党’这个名词”;“初中时代模糊认识共产党人是好人”;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通过“九一八事变，赴南京请愿，认清了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核心”;在南开大学求学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深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读了一些来自延安的小册子;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时，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报告，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发挥他们的专长，给他们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知识分子。2月16日，刘兆吉向教育系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0月13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吸收入党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刘兆吉有过贫苦的童年，走过艰辛的求学之路，经历过国家民族的危难，也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他在自述中写道：“88年的生活经历和其中45年的党员经历，感受到国家民族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必然领导广大人民对反动势力作斗争，力挽狂澜。中国共产党80年的伟大业绩如日月中天普照大地，人人都会感受到的。”
天不假年，刘兆吉在写完这篇自述三个多月后，不幸因病去世。追悼会上，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在悼词中说：“刘兆吉先生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一生，是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是严谨治学、不断耕耘、不断创新的一生……我们将永远怀念刘兆吉先生，学习他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
這是对刘兆吉一生的评价和总结，是对他对党赤诚之心的回报。
编辑/杨洋
刘兆吉（1913—2001），中国现代心理学家、中国美育心理学创始人，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他在这篇自述文章中，讲述了自己对党逐步加深认识到积极要求入党的心路历程。他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生的追求，这一夙愿，终于在1956年得以实现。
艰难求学 南下请愿
1913年，刘兆吉出生在山东青州府益都县西25里的潘村，这是一个偏僻而贫瘠的小山村。由于家里只有一亩多薄田，每年秋冬，他的父亲都要去关东下煤窑，挣回一点卖命钱。即便如此，家里也常常揭不开锅。刘兆吉对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无时无刻不挨饿。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等国急缺劳工，他们到中国山东招募大量华工到欧洲战场挖战壕、修工事、搬运伤员等。为了全家能吃饱饭、儿子能上学读书，刘父报名应征。一年后，一战结束，刘父九死一生回到家乡，用血泪换来的钱供刘兆吉上了学。刘兆吉深知上学不易，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26年，刘兆吉考入位于益都县城的山东省立第十中学。为了节约上学费用，他不吃食堂饭菜，而是每周从家里背一袋红薯面煎饼和几块咸菜疙瘩作饭食。由于缺油水，他患了夜盲症，晚上走路常常碰到树干或电线杆。
一次，刘父到县城看他，特地在小吃摊上买了几片熟肉。肉太香了，刘兆吉嚼在嘴里都舍不得吞下。神奇的是，当晚他竟然能看见东西了。
尽管省吃俭用，但到刘兆吉初中毕业时，家里的积蓄依然花光了，而且欠了债。为了能继续读书，刘兆吉于1930年投考不收学费还管食宿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幸运的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该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发，日军占领了东三省。日本的侵略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爱国热潮空前高涨，全国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决定赴南京请愿，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要求。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闻风而动，也迅速组织了南下请愿团，刘兆吉毅然报名参加。
他们从济南出发时，每人都背上一块特制的大饼，作为路上的干粮。在去济南火车站的路上，他们受到市民的夹道欢迎。到南京后，刘兆吉等虽然见到了蒋介石，但蒋仍在宣扬“攘外必先安内”。为表示抗议，学生们在南京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收复失地”。蒋介石恼羞成怒，派军警镇压。
同学们被穷凶极恶的军警冲散后，刘兆吉跑进一家小酒馆。酒馆老板见他是外地学生，连忙把他藏起来，到夜深人静时才放他出来。当刘兆吉连夜回到住地时，同学们不禁欢呼。因为大家见他迟迟未归，以为他凶多吉少。
刘兆吉在自述文章中说：“这次运动是地下党领导的，是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抗日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受良知良能的驱使……我经过参加此次运动……深信要抗日救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
抗日救亡 参与募捐
1933年，刘兆吉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在山东任教两年。1935年，他考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读书，用工作两年积攒下来的钱交了学费。
然而在南开大学，刘兆吉并不能安心读书。当时，日军加紧对华北的侵略，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日本军用机场位于南开大学附近，震耳欲聋的飞机轰鸣声盖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日本浪人常常到校园寻衅滋事，日本军人甚至闯进校园抓人。对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话，南开大学的师生有切身体会。
同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亡的示威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史称一二·九运动。12月20日，南开大学组织南下进京请愿团，准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反对华北自治、一致抗日等要求。在民族大义面前，刘兆吉又一次放下书本，登上了请愿团南下的火车。
谁知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的阻挠。当火车到达沧州站时，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将火车头开走，把这些爱国学生丢在半道上。12月天寒地冻，刘兆吉等人住在没有暖气的火车厢里，又冷又饿。但他们没有气馁，仍以饱满的热情向周围群众宣传抗日。当地群众被他们的爱国行为感动，纷纷送来热水热饭。现场大家同仇敌忾、相互鼓励的火热场面，深深刻在刘兆吉的心里。
1936年11月中旬至12月初，日军侵犯绥远，绥远驻军傅作义部奋起抗击，取得胜利。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并掀起援助绥远抗战的募捐活动。南开大学师生积极参与募捐，纷纷解囊相助。刘兆吉还和同学们走出校门，向沿街的店铺募集捐款和物品。但当他们走进一家花店，刚向店主宣传募捐意义时，那名店主脸色一变，返身从里屋拿起一根三尺长的铁棍直冲过来。同学们赶快往外跑，才知店主是日本人。
他们继续沿街募捐，却又被中国警察不由分说抓了起来，关进警局。事后得知，警局此举是怕学生为绥远抗战募捐而得罪日本人。幸而刘兆吉所在哲学教育系有一位女同学的父亲是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在女同学的帮助下，他们才获释放，但辛辛苦苦募来的捐款被全部没收。
徒步千里 读书报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然而，开课仅两个月，日军炮火就逼近这里，学校被迫西迁昆明。
当时不少同学家乡沦陷，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法乘船、乘车前往昆明。一部分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湘黔滇旅行团由闻一多等11名教师带队，刘兆吉加入步行行列。
出发前，刘兆吉想起前不久闻一多上《诗经》课时说的话：“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是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而这次步行要经过湘、黔、滇三省的偏僻山区，这些地方蕴藏着丰富的山歌民谣。于是，他决心在步行途中采集歌谣，并请闻一多指导。他的提议，闻先生高兴地答应了。 一路上，刘兆吉或深入村寨，或走进田间地头，或爬上云雾缭绕的山头，认真搜集山歌民谣。在两个月时间里，在3500里征途中，刘兆吉采集了2000多首山歌民谣，最后选出771首编著成《西南采风录》。此书由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作序。
由于旅行团在黔、滇的一些路段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走的路线一致，他们在墙垣崖壁上依稀可见红军张贴的标语。在云南沾益的一座破庙墙上，刘兆吉发现一首歌颂红军的歌谣：“田里大麦青又青，庄主提枪敲百姓。大麦只怕天气旱，庄主只怕老红军。”闻一多看了这首民谣后感慨地说：“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红军受人民爱戴，由此可知。”这首歌谣，被编入《西南采风录》。
一次，刘兆吉采集到几首山歌民谣，闻一多非常欣赏，赞叹不绝。刘兆吉十分不解，认为这几首歌谣“原始、野蛮，似乎是在歌颂土匪强盗”。不同的是，闻一多却从这些歌谣中敏锐地体察到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中华民族可以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8年4月底，刘兆吉随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昆明。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联大的一些学生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战场。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教授的冯友兰说：“你们自称流亡学生，我们也是流亡老师呀，爱国救亡，都责无旁贷。投笔从戎者我们欢送，留下继续完成学业的，也符合国家需要，为抗战储备力量。”
刘兆吉选择留下来完成学业，以西南联大校训“刚毅坚卓”的精神读书报国。
光荣入党 实现心愿
1939年夏，刘兆吉从西南联大哲学心理系毕业，经黄钰生介绍，来到张伯苓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督学，因张伯苓等再三挽留，终未成行，仍在南开中学工作。
1950年7月，刘兆吉应重庆大学之聘，任教育系副教授，讲授《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后因院系调整，重庆大学教育系并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1952年，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苏联心理学，并参与编写《普通心理学》。
刘兆吉在《八十八岁自述》中讲述了自己渴望入党的心愿：“1949年，我已36岁，多次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爱国运动，对中国共产党从一些感性的认识扩大加深为理性认识……由于对党的认识与情感的加深，便产生了入党的要求。”
他回顾了“追梦”过程中难忘的人和事。他“小学时代始闻‘共产党’这个名词”;“初中时代模糊认识共产党人是好人”;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通过“九一八事变，赴南京请愿，认清了共产党是抗日救国的核心”;在南开大学求学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深受进步教师和同学的影响，读了一些来自延安的小册子;在重庆南开中学任教时，听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报告，认识到“中国的命运，只有靠共产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光明前途”……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发挥他们的专长，给他们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知识分子。2月16日，刘兆吉向教育系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0月13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南师范学院吸收入党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刘兆吉有过贫苦的童年，走过艰辛的求学之路，经历过国家民族的危难，也看到了新中国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他在自述中写道：“88年的生活经历和其中45年的党员经历，感受到国家民族在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必然领导广大人民对反动势力作斗争，力挽狂澜。中国共产党80年的伟大业绩如日月中天普照大地，人人都会感受到的。”
天不假年，刘兆吉在写完这篇自述三个多月后，不幸因病去世。追悼会上，西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在悼词中说：“刘兆吉先生的一生，是热爱党、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一生，是献身教育事业的一生，是严谨治学、不断耕耘、不断创新的一生……我们将永远怀念刘兆吉先生，学习他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高尚品德。”
這是对刘兆吉一生的评价和总结，是对他对党赤诚之心的回报。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