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原则也好，常规也罢，一旦制定或者形成，当好好遵守。然而，凡事没有绝对，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不守“规矩”，也能成方圆。这样的人与事，在民国时期常有所见。
　　1916年冬，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不仅延揽了如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风云学者，还独具慧眼，不拘一格起用贤才。梁漱溟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当时，哲学门门可罗雀，青黄不接。蔡元培因读过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十分欣赏，遂聘他教授印度哲学。而那时的梁漱溟不过24岁，学历只有中学。要进北大这样一个群贤荟萃、百家争鸣的地方，名不见经传的梁漱溟自己也诚惶诚恐：“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元培却宽慰他：“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又劝道，“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就这样，蔡元培力排众议，梁漱溟壮胆上台，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3年夏，刘文典广看各家所著，博采众家之长，废寝忘食，日以继夜，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大作《淮南鸿烈集解》。付印前，他致信胡适，希望胡适作序，并提出具体要求：“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有求于人还这么“嚣张”，刘文典的“狂”可想而知。而胡适呢，是新文化的发起人之一，更是提出白话文的第一人。换了别人，这个序，写还是不写，是个大问题。可胡适为了不耽误出书，不仅破例为刘文典写了文言文序，而且长达四千余字，还是在病假之中完成。胡适之所以“放弃”主张，是因为他认为刘文典的著作“最精严有法”。序文公之于世后，不少人都说胡适复古了，可宽厚、豁达的他只是一笑了之。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这几句诗，可谓家喻户晓。而臧克家能够成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诗坛引人注目的新星，很大程度上缘于遇见了“伯乐”闻一多。1930年，臧克家考青岛大学。国文出了两道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另一个是“杂感”。两道任选一题，臧克家两题都做了。尤其是“杂感”，他信手拈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考数学却一塌糊涂，吃了个“鸭蛋”。结果，一门98分，一门零分，按理是名落孙山了，可放榜时，却赫然有名。原来，时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有感于臧克家的“杂感”，破格录取了这个“偏才”。
　　1943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逯钦立喜欢上了年轻女教师罗筱蕖。但要婚娶尚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战乱年代。家音全无，逯钦立想到搬动傅斯年这座大山。对于保媒拉纤，傅斯年从不感兴趣。可逯钦立是读书种子，再者，寒窗苦读的逯钦立早已过了当婚的年龄。于是，傅斯年大笔一挥，修书一封，为弟子牵线搭桥：“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言下之意，逯钦立的学养已堪比名士，有朝一日，必名震天下。之后，傅斯年又率史语所同仁为逯钦立作保，一对璧人终喜结连理。婚后，两人琴瑟和谐。而这也是傅斯年平生唯一一次当月老。
　　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有2个去美国读博士的名额。系里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只推荐了一名助教。叶企孙知悉后，想补上李政道。可系里的负责人说，李政道在学历上仅仅读完二年级，不符合读博士的资格。如果名额给他，必然引起风波。叶企孙却不以为然：“我们不能为学历所限，李政道有这样的才华，可以去。”一个19岁的大二学生，连本科学历都还没拿到，竟被推荐为留美博士，一时成为西南联大的重磅新闻，不服者甚至以政府明文向校方抗议。成为众矢之的的叶企孙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初衷。就这样，靠着叶企孙的推荐、帮助，李政道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四年后，李政道获得博士学位。又过几年，他与杨振宁在美国摘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
　　很多时候，只有“规矩”才能催生“方圆”。然而，蔡元培聘梁漱溟授课，胡适为刘文典作序，闻一多助臧克家上榜，傅斯年替逯钦立作媒，叶企孙荐李政道留学……无一不是违了“规矩”，可都成了“方圆”，而且是了不起的“方圆”。其实，他们不守“规矩”，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要成全人、成就人，这是他们的心灵高度和人格魅力，也是做人的一种绚烂至极的境界。
　　编辑 袁恒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