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年岁，张庆宜并不孤单。他精通电脑，与年轻人道别不忘加句：“email联系！”工科背景让他置身于国内最早接触计算机的人群。现在，不再是为了国家的工业信息化，而是为了搜索尽可能多的张自忠抗战资料。
　　1992年从天津经贸委技术改造部门退休后，张庆宜开始潜心研究与祖父相关的各种史实。他读到台湾版张自忠传，多有不满之处，希望通过台办与对方取得联系。“台办给了我一张条，一直压在我的玻璃板底下。”他根据纸条上的邮件地址联系，“怎么也发不过去。只好让国外的女儿发，一发就过去了。”
　　最初对方态度并不好，直到他发了自创的古体诗《宜城祭》，“因为我过去古文学得还可以。”他殉国于宜城，“庆宜”两字，张自忠在中原大战后的练兵场上脱口而出。张庆宜总觉得自己的名字与宜城有联系：“像是他冥冥中知道有此一战。”他在诗中写道：“苍天不解赐名训，泪干我知庆宜城。”
　　张庆宜把诗寄到台湾国史馆，第二期《国史馆馆讯》就登了出来。此后连续发了他4篇文章。这成为张庆宜最得意的学术成就。
　　老两口偶尔会到离家不远的餐馆吃饭。张庆宜在公共场合说起话来，依旧保持着在家时慢条斯理的语调。
　　走出餐厅，暗夜里霓虹闪烁，一群年轻人张扬地笑着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转过身向胡同的暗处默默走去。
　　要托人去探望大哥，张纪祖视为大事。几次三番打电话，思前想后捎去一盒人参。虽然努力紧跟时代，对津沪两地的高铁之快还是讶异不已。
　　回国6年，重新住到二十多年前一家人在上海住过的小楼里，虽然只能住在楼顶加盖的一层内。这年夏天太热，空调不得不24小时开着，夏天过后，张纪祖骨头酸痛得厉害。张庆宜也是从这里离开的，他在天津回想起上海的房子：“现在那里楼下成了居委会。”
　　这座楼挨着华山医院高干病房大楼，不久后另一栋高干大楼将在他们家阳台前竖起来：“这已经是一线天的阳光了，以后连这一线天都没有了。”这让张纪祖和老伴都有些焦虑，他们希望有办法制止。
　　二哥张庆安到华山医院看病时，顺路会到张纪祖住处坐坐，喝茶聊天。“他是局级干部，退休后看病高干待遇。”80岁的张庆安从钢铁厂退休后就做起了与钢铁相关生意，至今不停歇，“停不下来，忙着赚钱，电话不断。”
　　案头放着一本《炎黄春秋》，张纪祖密切关注里边的文章“有没有说真话”。他最近看到一本《蒋介石后传》，有些兴奋：“那本书说的都是真话。”
　　戴着老花镜，身材是七兄弟中最魁梧的一个，张纪祖坐下来给老兵写信：“寄些钱过去，虽然也不是什么富人家，几百块钱表个心。”写完，从眼镜背后望出来，询问日期，然后拿出刚找人刻的印章，哈一口气盖下去。
　　但凡与祖父相关的活动，张纪祖都会作为七兄弟的代表参加。2010年，张自忠逝世70周年，他被请到重庆参加纪念活动，同去的还有他的姑姑、张自忠女儿张廉云。 　　张纪祖熟练拼读出AK-47发明者名字时，卡拉什尼科夫还未去世。讲完AK-47的历史，他叹道：“这些你在马路上随便找个我这么大的老头问问，肯定没人知道。”
　　有朋友要去美国学法律找他咨询，他说：“坏透了。学个计算机、航空、物理、化学……哪个不好？学法律格格不入的，学的那套都对，可是回来哪行得通啊？法律、哲学、新闻都很危险，其他都可以学。”
　　2011年张纪祖夫妇跟着旅游团去了趟台湾，专程去了忠烈祠。“国民党给我爷爷修了一尊铜像，从辛亥革命开始，只有18尊铜像，我爷爷是其中一个。”
　　两年过去，张纪祖依然沉浸在台湾之行中：“那是个和谐社会，人与人之间少有仇恨和警惕心。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都没有。大陆幸亏改革开放，没改革开放，差一点全民无常识。你看现在银行三十多岁职员写的字，跟狗爬的一样。”
　　张纪祖在忠烈祠留下通讯地址，这让张灵甫的儿子在上海找到他。此后石觉的儿子也来探访，张纪祖在民国后人群体中找到些许归属感，也时常出席他们的活动，有商业的，也有简单聚会。“反正闲着也闲着，出去走走看看挺好的。至少社会比以前自由，生活也改善了。”

战乱与荣耀

　　张庆宜出生的时候，张自忠的军队整编成29军。他从出生后就跟着祖父的军队走。“长春抗战那会我们到了北京。后来爷爷训练都在北京，我们一直跟着他住。他已经是师长，家属都跟着他。”
　　在北京府右街旁的一所幼稚园上学，“现在国务院门口往前一点，快到北大第四医院。”退休后张庆宜还常去看看，“开始还有，现在大概都拆了。”
　　张庆宜记得祖父就任天津市长的日子：1936年6月18日。全家跟着搬到天津。“我们到天津，来不及盖房子，正好有个商人盖好了房子要租出去，祖父要来当市长，天津商会说要把房子送给他。祖父拒绝了，他们去问宋先生（宋哲元），宋先生说买。于是花6万大洋买了下来。”
　　天津的生活是显赫的。张庆宜记起小时候在大院里骑的自行车，“4个轱辘的。现在看上去很简单。那个时候是从日本进口的。”家人只允许张庆宜在院子里玩耍。
　　房子的前一排住着保卫人员，后面是厨房，还有专门请来种菜、打扫院子的人。“祖父要在家里面开个会，进出就都是汽车。祖父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上班的，天津市001号，警察看见都要敬礼。可是那个汽车啊，爷爷谁也不让坐，再大的事情也不行。他还有一辆自己买的旧福特，那辆汽车家里人是可以坐的。”
　　有一个专门的会议厅是张自忠开会的地方，他常在那儿。“大楼的一层基本上是爷爷和奶奶的卧室、会客厅，还有一个小的卧室。二层楼以上是我们住。爷爷对家里面要求严格极了。家里不允许骂人，尤其不能骂保姆阿姨这些帮着做事的。他们也不允许喊少爷、小姐，喊我父亲二先生。天津的传统，不叫大先生叫二先生。”
　　到天津后，奶奶发现得了子宫癌。“这也是抗战爆发后，我们一直没到内地的原因。当时能够治疗子宫癌的地方，整个亚洲只有上海雷锭医院，可以做放射治疗。”
　　为了躲避战乱，张自忠多次催促家人去香港，“可是香港没有雷锭医院。那会子宫癌唯一盼望有可能治好的，就只有放射治疗。也不敢手术，医疗条件和水平都比较差。所以只能去上海。”
　　两年后，张家迁移到了上海，最初住在29军办事处买的房子里。此后在上海经历了四五次搬家。张庆宜和老二张庆安、老三张庆隆开始在上海上小学。“老三上了一年级，念英文念晕乎了。母亲说，你回来吧，别念了。”那时没人能想到，老三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去美国的。
　　学校是位于霞飞路尽头的一所法国教会学校，一年级学英文，三年级加学法文，到了五年级，日本人来了，又加学日文。
　　到了上海，奶奶住进了广慈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前身）。“奶奶住的地方很宽敞，头等病房。戴白帽子的护理人员是个法国嬷嬷，住的那个地方小男孩不让去。”礼拜天，不到10岁的孩子们帮着奶奶把医院发的西式餐点偷偷吃了，吃完再把家里做的中餐送给奶奶吃。
　　老四张纪祖是1940年祖父在宜城阵亡后不久降生的，故名“纪祖”。
　　“爷爷去世时，奶奶已经子宫癌末期了。”死讯是在奶奶昏迷中告诉她的，“事先没敢告诉她。”奶奶去世后不久，珍珠港战役打响，租界也不再安全。
　　全家人悄悄上了火车，准备去西安避战。火车开到徐州附近就开不了了，一家子下车坐人力拉的棑子车，“穿个胶皮带，两个车轱辘，前面的人用肩膀扛着胶皮带拉。”跟随着从农村里一路逃难的人群，走一段，坐一段棑子车往西北赶，先跑到洛阳，再跑到西安。
　　前后走了几个月，走走停停，“到一个地方休息一下，找熟人呐，还要通关，过封锁线。从洛阳再坐火车到西安，中间过临潼，日本机枪还在扫射。当时叫闯关车，都是铁闷子车。”
　　带着张家四兄弟的，除了父母，还有一位张自忠先前的警卫，“他是到了西安以后才有枪的，那是冯治安来的时候留给他的。”
　　在西安停留一年多，1943年西安吃紧，全家再度被战火赶着往成都走。“那时候就有汽车了。自己买的一辆大汽车，一辆小汽车，在西安买车，开到成都，再把车卖掉，听说懂投资的话还能赚点钱，越往内地车就越紧张。”在成都，老六出生，取名“庆成”。
　　抗战胜利，全家离开成都前，先去了重庆。蒋介石在那里为张自忠举行国葬。“去重庆，是去为爷爷上坟。”
　　回家的路，一家人分了两路：老三、老四跟着父母从重庆飞回北平，“坐的是美国空军‘空中霸王号’”；老大、老二跟着姑姑和宋哲元的女儿，随冯玉祥坐船回上海。
　　“冯玉祥给了我们4张票，他说我们要念书，得早点回去。女的都有床位，男孩就睡在冯玉祥的舱门口，晚上把铺盖卷打开就睡，一早冯玉祥把我们踢醒。同船的还有李济深、徐悲鸿……他们都和我姑姑一样睡大间。白天我们就到姑姑那去，在船仓里，吃饭也跟他们一起。”
　　1945年六七月的夜晚，江面吹来的风还带着凉意。

国与家的十字路口

　　在北京住了不出两年，1948年傅作义召集大家开会，说“共产党要来北平了，我们要走了”。
　　这一家老小本是要去台湾的，“偏偏父亲身体不好，一时去不了。我妈想跟着国民政府的人走，我爸安慰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候，我们到重庆也是随便去，内战都是自己人，我们要是生活不好再去台湾也很容易。”
　　祖父留给张家的财产，是分布于北京、天津的几处房产，“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大多变成了公家的”。在天津，除了当年住的、如今变成会所的院子，还有两处小房子，“其中一处是祖父买给庆宜的。北京府右街的房子就大得去了。”张纪祖怀念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大房子。

离散与分歧

　　张家的家道开始中落。父亲开的厂很快就没有了。“他原想办个工厂能养家，实际上都白糟蹋了。织布梭子厂和羽毛球厂，他办了两个，都没办成。他人太好，总认为每个人都是好人，刚从学校毕业在军队里管财务，人家一说怎么困难，要多少钱，他就给人家多少钱。虽然从战乱里过来，但其实一直不懂做企业这些事。”
　　张纪祖不这么认为，“羽毛球厂、梭子厂和房子都被公私合营了。到59年家里没几个钱了。60年代就穷了。”
　　公私合营后，父亲没班可上了，每个月就拿定息，作为收走工厂的回报，一年发5%，7年后就不发了，那时工厂是国家的了。“定息后来就被说成剥削，虽然只拿几十块钱，也送了个资本家的名头。”
　　张庆宜是在“反右”时与家里“划清界限”的。
　　他当时是钢铁学院党总支副书记，管理10个学生支部。在他管辖的10个支部中，有两名“右派”选不出来。“他们问了我多次，我挨个数给他们听，看发言记录，我说人家没有反党，没有反社会主义，我怎么给人家套右派帽子？”结果张庆宜自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
　　他被发配回班里边念书边劳动，大炼钢铁。1958年又被揪出来。“他们在反右中查出我爷爷给我买了一栋房子，还以我的名字买了股票。实际我从来没管过，根本不知道这事。”张庆宜因此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
　　“划清界限，一是怕连累家里，自己也解脱了。不说我有财产么？现在划清界限，从此不再有经济上来往。”
　　50年代末60年代初，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出门上大学。“到了六弟，家里面就供不起了，跟老六商量，不念高中念中技校，他就去了汽轮机学校，分到上海汽轮机厂。再后来分到绵阳三线工厂。”从此老六就留在四川，加入民革，“他会张罗，现在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了。”
　　1963年，老四张纪祖也从南京大学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机械专业毕业，进入研究所工作，“环境越来越差，也没什么人真正上班，也没人管。” 　　“文革”开始时，张庆宜已被开除党籍，也难免被批斗。他被统一分配到唐山，在科研小组中管7个人。“我觉得有点窝囊，我这小组长跟着厂长一起挨批斗。后来喝了点酒就闹得半身不遂，然后就到天津养着。”等到“文革”势如破竹时，“我基本上没什么事，他们就把我忘记了。一直到整党，他们想起我来，说这人怎么还在那。”
　　调到天津，是张庆宜的意外之喜。“天津钢厂，有个造反派，当革委会副主任，是唐山矿业学院毕业的。她丈夫是唐山市写作班子组长。写作班子那会在革委会底下相当管事。她有个小孩，想调回唐山。当时调回唐山只有一个条件，找人兑换。我正在天津养病，钢铁学院的同学找到我家来问我，愿意回天津么？我当然说愿意。”张庆宜鬼使神差般回到曾经有过显赫生活的天津，虽然已经物是人非，却仍觉幸运。
　　上海的6个弟弟，此时正背负着祖父是“军阀头子”的骂名，都变成了“走资派”，一家子“低头不说话，说批斗就批斗，让干啥就干啥”。
　　他到北京探望时任积水潭医院党总支副书记的姑姑，“她1946年就加入了地下党，不与家中往来了。”
　　他看到姑姑被剃了“阴阳头”，“一边黑一边白，叫她推车子，她哪推得动，个子矮小，她说：老四啊，推一车子土上坡，真是推不动。我说：姑啊，乡下大姐推了一辈子，十五六岁就推，他们怎么推得动啊？他们也推不动！”
　　“文革”一起，留在大陆的国民党将领之间也不敢再有联系。“傅作义与我们家一向关系很好，也没再联系。他死得早，不然我们家也不会这么困难。”
　　1968年，父亲张廉珍去世。“他本来就有高血压，那段时间心情不愉快，被批被斗，就因为是资本家，多了几套房子，多了两个厂。”
　　独在天津钢厂做技术员的张庆宜，一直到“文革”后，才与上海的家人恢复了往来。改革开放一来，技术人员成了香馍馍，他被调到天津市经贸委，管技术改造。“当时我的权力很大啊，管市里面技术改造，钱都从我们这里走。”也是在这时，他接触了电脑。这份工作一直伴他到安静地退休。
　　张庆宜时来运转的时候，1980年，上海的四兄弟先后走出国门。“连英语都没学。老五学的是俄文，到美国才憋出来。老三有招数，老七中技校刚毕业就出去了。”到张纪祖去美国时，已经是1987年了。

异乡与故乡

　　到美国的四兄弟，老三成了克利夫兰大学终身教授，老五在纽约也是终身教授，老七开了家饭店当老板，老四则成了超市老板。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一个都没出去。现在三哥最好，在美国宇航局下面，还带4个美国空军研究生。他在国内时，在酒精厂做工人，不被重用。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师范学院，他最能念书。1979年中美建交，1980年就出国读研究生去了，学的是数学。老五是上海师范学院念的数学系，在纽约也教数学。”
　　不幸的是，前些年老三的三女儿在美国被人枪杀了，“好像是因为男女朋友的问题。”
　　张纪祖想在美国长期待下来，但妻子听不懂英文，“天天跟中国人混，广东话都学会了。”在美国，夫妇两苦恼、愤怒，闷得慌：“美国有美国的事，中国有中国的事。现在不一样了，从前谁回来？打死也不会回来的。”
　　在美国20年间，张纪祖很少回国。“回来就一两个礼拜。我回来倒不是看儿子，是看牙。美国看牙贵得很，我买飞机票回来看个牙，再回去也比那边便宜得多。”
　　虽说兄弟4个在美国，却很少见面。“在美国以谋生为主，就是赚钱，政治什么都很遥远。业务上事太多了，一不小心就没饭吃。”美国生活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老两口回国，更重要的是儿子不愿意出去。张纪祖给儿子办签证让他出去，“他不出去。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赚的钱很多。他几个同学到美国去了也平平，现在他更不愿出去了。我就这一个儿子。我儿子长得很好看，爷爷基因好。”
　　儿子在上海买房子，两百多万一下子就付完了，现在已涨到四百多万。“美国人哪里付得起啊！我们在哥伦布市的房子很便宜，十来万，也很大。十几年后卖掉，涨了1%。到中国这房价，一般美国人都买不起。还要雇阿姨，一个看孩子，一个打扫卫生。美国怎么用得起哦！”
　　2007年张纪祖携妻子回国，“回来后心里就没负担了，退休了，不用挣钱忙活了。儿子买了房，工作也挺好。要是儿子去美国，我就不回来了。”
　　回到国内，又开始怀念对岸。“美国生活方便，中国高速公路开车迷路，上厕所要好久。现在中国的人工快赶上美国了。你看我们家阿姨打扫卫生，一小时25块，美国最低工资就6美元，差不多就赶上了。我这屋子新造一年都不到，贴瓷砖，400块钱一个人，就80美元，也赶上美国公司了。哪有这种道理哦。通货膨胀太厉害。”
　　说起尚在美国的3个兄弟，张纪祖嘴里就蹦出了英文，还饶有兴致地拼写起来。他在电话里跟人争执沃尔玛的读音，“中国人再见说bye bye，这是50年代美国人说的，都改革了，美国人就一个字：bye。所以语言也在变，社会都在变，每天的社会都变得与从前不一样。”
　　回来后，“美国人还寄钱给我们，养我们呢。我们还是中国国籍，在美国交税满一定额度，就会有养老金。”
　　老二在国内的生意做大了，成了七兄弟中名副其实的“资本家”。连原本在美国的儿子也回来了，帮他一起打理生意。“包个工程7000万。美国哪里赚得到那么多钱啊，十来万美金已经算很不错的了。现在赚大钱根本不要到外国去，中国才是淘金地，有背景的和脑子好使的，都能赚到钱。”
　　“我们观念差不多，除了大哥，大哥是主流思想。”但几兄弟都承认，受苦最多的也是老大。
　　张纪祖解放后第一次去重庆北碚祖父的墓地，是“文革”出差时，后来每次去都扩大一点。
　　“85年大一点，95年又大一点，现在又大了。但还是没恢复原样，原来是44亩，现在是38亩，还有两个水塘，有4个鸭子。”张纪祖看到鸭子，说要花一两千块钱再买十来只，守墓的人告诉他，不行，鸭子本来有二三十个呢，都让附近农民给吃了，就这4只不想出去，其他都跑出去被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