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西装背心，嘴里叼着香烟，不停地坐在床沿修剪指甲，然后起身，披上西装，整理下衣袖，在昏暗的灯光下，数着一大叠钞票，再抽出一张餐巾纸，折成手绢模样，插入左侧上衣口袋，最后用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看了下腕上手表的时间，拉灭床头灯，离开阁楼……
　　这是电影《阿飞正传》尾声，梁朝伟最经典的一个镜头。梁朝伟身着西装的模样也嵌入人们记忆深处，久久无法忘怀……

　　西装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其结构源于北欧南部日耳曼民族服装。法国贵族菲利普从渔民服饰获得灵感，与一班裁缝潜心研究，设计出敝领、少扣，既便于行动，又保持传统服装的庄重。于是，今日所谓的“西装”便应运而生。数百年来，欧洲上流社会对男士西装极为讲究，因为它代表了穿着者的品位、格调与财富，正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台词所说的那样：“尽你的财力购制贵重的衣服，可是不要炫新立异，必须富丽而不浮艳，因为服装往往可以表现人格；法国的名流要人，就是在这点上显得最高尚，与众不同。”卡夫卡曾在日记里记下面对裁缝，选择西装时的尴尬与纠结：“当我听说，还要裁剪出西式服装坎肩，而且还得穿上一件上浆的硬衬衫时，我几乎对我的力量变得有信心了，因为这样一种穿法必须拒绝。我不想要这种式样的西服上装。……当我后来一直羞愧地躲避，没有说明，没有愿望地听任量体裁衣并试穿时，裁缝在理解上就更加产生惊疑了。”
　　中国第一套西装诞生于清末，由“奉帮裁缝”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所制作。历史算不得长。难怪张爱玲感叹：“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另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常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然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无论是北京、南京，抑或上海、广州那样的繁华都市，政商名流和文人骚客如宋子文、顾维钧、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陈光甫等，均以着西装为一种时尚与风潮。梁实秋腹笥深厚，对西装自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美学标准：“做裤子的材料要厚，可是我看见过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穿夏布的装裤，光线透穿，真是骇人！衣服的颜色要朴素沉重，可是我见过著名自诩讲究穿衣裳的男子们，他们穿的是色彩刺目的宽格大条的材料，颜色惊人的衬衣，如火如荼的领结，那样子只有在外国杂耍场的台上才偶然看得见！大概西装破烂，固然不雅，但若崭新而俗恶则更不可当。所谓洋场恶少，其气味最下。”
　　不过，那时候也有人对西装嗤之以鼻。林语堂在《论西装》一文里说：“在一般青年，穿西装是可以原谅的，尤其是在追逐异性之时期，因为穿西装虽有种种不便，却能处处受女子之青睐，风俗所趋，佳人所好，才子也未能免俗。至于已成婚而子女成群的人，尚穿西装，那必定是他仍旧屈服于异性的徽记了。人非昏聩，又非惧内，决不肯整日价挂那条狗领而自豪。在要人中，惧内者好穿西装，这是很鲜明彰著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如林语堂者，竟会对西装抱有如此深刻的偏见。
　　但是，像林语堂那样鄙视西装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听父亲讲，旧时候的上海，但凡有头有脸的人，总要置办几套西装。据说，做两套上等英国呢三件套西装，或许要花费一两黄金的代价。即便是写字间低等职员，起码也要备上一套像模像样的西装。因此，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不同层次西装店林立。高级定制店通常服务周到，店内装饰典雅。当客人走进店里，伙计鞠躬欢迎，奉上咖啡或茶，寒暄之间，需察言观色，从只言片语中了解顾客喜好，以便作恰如其分的推荐。做西装，选料为首要工序，按《上海赋》：“那时独尊英纺，而且必要纯羊毛……夏令品类派力斯、凡力丁、雪克斯丁、白哔叽等；冬令品类巧克丁、板丝呢、唐令哥、厚花呢等；春秋品类海力斯、法兰绒、轧别丁、舍维、霍姆斯本、薄花呢等。”选完料，就决定要商量西装款式。“三件头、两件头、独件上装，两粒钮、三粒钮，单排、双排，贴袋、嵌袋、插袋。还要商量夹里，半里、全里、羽纱……”然后，便是量尺寸。伙计量尺寸并非简单记录下一组数据，而是要根据客人不同身材，对固有尺寸進行弹性处理，以弥补身材之缺陷。最后一道工序是试样。伙计给客人试样时，通常“手捉划粉，口噙别针，全神贯注，伶俐周到，该收处别拢，该放处画线，随时呢喃着征询你的意见。其实他胸有成衣，毫不迟疑。而你，在三面不同角度的大镜前，自然地转体，靠近些，又退远些，曲曲臂，挺挺胸，回复原状，并腿如何，要‘人’穿‘衣’，不让‘衣’穿‘衣’。这套驯衣功夫，靠长期的玩世经验，并非玩世不恭”。
　　所以，一件定制西装，绝非普通商品，而是如同竹刻、紫砂茶壶、缂丝、青花瓷一般，是一件无法复制的珍贵艺术品。
　　选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