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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全刚开始服刑时，身份转变还适应不了，遇到以前的下属来探监，还会问，“我们那个项目怎么样了？”
“我先给你摆个故事嘛。”
说话的徐建全（化名），曾经在四川某县担任县委书记，因为受贿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如今已在金堂监狱服刑7年。
采访开始前，徐建全客气地表示，愿意配合接受采访，但是请求隐去身份信息。在徐建全的讲述中，一名同改（一起服刑改造）曾经接受了一次采访，报道中登了真名，被他女儿的男朋友看到，女儿的恋情因此告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面子了，虽然也应当直面身份，但还是希望尽可能不给家人带来影响。”徐建全说。
最初两个月喊不出“报告”
“报告！”
随着一声利落的报告、一个规矩的立正，李民安（化名）出现在管教室的门口，略显拘谨。
这名原川南文教系统干部，今年已经60多岁，他说，喊出的这一声“报告”，在入监之初，对他来说还真有点不容易。
一名曾经的县交通局副局长介绍，刚入监时，大声喊“报告”让他最为痛苦，最初两个月，怎么也喊不出口。
徐建全也回忆，警官喊名字时，应该答“到”，刚开始老是回答“哎”或者“在”，转不过来。
一名从事监狱管教工作近20年的狱警对记者感慨，“和过去的风光相比，他们最痛苦的是尊严的丧失”。徐建全也感慨：“失去自由后，人生很多基本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面对狱警或者来访者，职务犯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谦卑感，浸透于眼神、笑容、语气、动作。采访中，徐建全健谈，放松，但两个小时内，除了向进出办公室的其他狱警起立致礼外，他没有变换坐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左手向上、右手向下，谈到后面，才加入一些手势。采访李民安时，在并排就座的沙发上，李民安则一直挪动身体，试图以正面朝向记者表示尊重，他边想边答，相对谨慎。
担任了3年狱警的刘柯航说，刚毕业就职时的体会更明显。不久前还在讲台下听老师讲课，突然要给父辈甚至爷爷辈的职务犯讲监规，内心难免忐忑，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监区的职务犯服刑人员都比较规矩，也普遍尊重管教狱警。
来自外人尤其是熟人的目光，会是一种炙烤。
表现积极的徐建全，有时一年要进行上百场现身说法，经常遇到以前的下级、同学等。演讲结束，有些熟人会主动打个招呼，鼓励其好好改造，另一些人则会避免见面的尴尬。
大多数职务犯宁愿放弃这个挣奖励的机会，也不愿意参与现身说法，不愿在自由人面前展示囚徒之身，一遍遍自我剖析。
徐建全感慨，“很痛苦。如果讲得不投入，打动不了人；投入吧，非常痛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真正从内心正视现实、直面曾经的过错......”
“职务犯深受社会痛恨，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服刑人员，也少有人为这个群体说一句公道话。”徐建全认为，法槌敲响那一刻，就意味着赎罪的开始，他希望能得到和其他罪犯一样的目光。
潜藏的身份感
职务犯服刑人员身份的区别，还是在监狱生活的各个环节不经意流露。
徐建全透露，自己刚开始服刑时，身份转变还适应不了，遇到以前的下属来探监，还会问，“我们那个项目怎么样了？”回想当初，徐建全也忍不住好笑。
狱警眼里，大多数职务犯能够实现身份意识的转变，姿态放得很低，但也有服刑人员，时间久了会不经意流露一点爱指挥人等习惯。
四川金堂监狱教育科科长鲁仕红介绍，监狱格外注意针对职务犯的疏导教育，“因为相比其他服刑人员，职务犯心理落差较大”，并且，“别看职务犯大多文化水平高，但对法律了解得不细，并且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认为自己运气差。”因此，对职务犯，不仅要像其他犯人那样建立心理档案，还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心理矫正等跟进措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转换角色，积极投入改造。
鲁仕红警官说，职务犯自律性相对较强，无论入监教育还是平时管理，相比普通刑事犯好管点。职务犯之间也很少产生冲突。在所在监区的4年里，李民安只亲眼见到一起职务犯之间发生较大的争执，最后两个人公开检讨，还被扣了分。
爱读书、看报，是很多职务犯的特点。徐建全说自己每年可读三四十本书，每天还阅读大量报刊。他感慨“监狱是看书最好的地方，完全不受干扰。读书也是转移注意力的好办法，否则感觉服刑的日子很难过。”在监狱里，服刑人员还可以用个人账上的零花钱，根据监狱提供的订刊目录订阅报刊，徐建全订阅的是一些时政刊物。
有些职务犯还会阅读一些佛学经典。徐建全透露自己能够熟背心经、金刚经，因为“佛学教人看淡世事，读来可以平定心性、化解心绪”。
鉴于职务犯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一些，监狱就从中选了个别职务犯给其他服刑人员授课。根据监狱的教学安排，徐建全结合自己的特长，授课内容是藏羌民俗文化，现在班上有58名学员。他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
因为服刑前的身份特殊，这个群体受到的“关注”也格外强烈。
中央政法委5号文件《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出台后，职务犯的减刑、假释管理更加严格。平时同改们聊天，大多都是讨论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减刑假释政策，这半年来，讨论更热烈。
针对职务犯的情绪波动，金堂监狱专门召集职务犯进行了有关政策的解释。
没有一名受过“关照”的承包商来探监
官员落马后，往往感受到人情冷漠。但这并非全部。
徐建全称，入狱一段时间后，他原来任职县的一些乡、村干部赶到监狱，因为不符合亲属会见的规定无法探监。后来，根据帮教改造的需要，经监狱批准，他们履行有关手续后到监狱进行了帮教探视。
徐郑重对记者表示，以前在位时，从不收下属的钱。他被认定的受贿金额主要来自开发商。“从不收下属的钱”，似乎给了他心理安慰。从探视的人口中，徐建全听说有百姓曾经说他好话，同情他只是因为收受那些经商老板的钱而入狱。 “跟我一样不懂法。”接受改造后，徐建全对此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而曾经与他交往密切，他为之跑项目的承包商，却没有一人来看望过。“商人逐利，他来了对他没好处。”徐建全说。
相对于此，由于犯罪给亲人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也是让服刑人员最愧疚的。但亲人对职务犯的关心却也是真实的、是让他们倍感温暖的。
几年前，徐建全发现同监室一人晚上偷偷哭泣，追问之下，对方吐露实情：他落马后，妻子自杀，女儿寄养到亲威家，但为了挣生活费和为他交纳罚金，女儿最终辍学打工，后来当上了“小姐”……
这名父亲哭着发誓，出去以后无论想什么办法，一定不再让女儿受一点委屈。
类似的伤心，徐建全也有体会。以前，徐建全和女儿每天都会通电话或发短信，被控制以后，不知情的女儿多天联系不上父亲，焦虑以至晕倒。
“在这里，思考最多的是怎样度过刑期、怎样改造，出去以后回报亲人。”在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表达里，最愧对的是亲人，最带给希望的也是亲人。
亲人：此后人生的方向
回想起走进监狱的那一刻，多名职务犯表示，心态比较平和。
在他们的感受中，“东窗事发”的时候心理落差最大、最失落痛苦；在看守所时次之，那时关押在一起的人员结构复杂，加之自己的量刑面临不确定性；到了监狱，反而心定下来。“反正命运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李民安表示，进入金堂监狱后，这里实行职务犯集中关押，让他感觉更容易适应、能更好地投入改造。
徐建全则说，虽然心态稳定，但很多时候心里也很空，觉得这一生完了，直到后来慢慢调整过来，面对现实。两年多时间，徐在狱中利用休息、学习时间写了两本书，每本约30多万字。
对出狱的盼望，一方面出于对自由的期盼，同时也来自渴望弥补家人。“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职务、名誉、甚至尊严都没有了，只剩下亲人。”多名职务犯发出同样的感慨。
为了家人，他们大多积极改造、挣分，为接近自由，积累一分一秒的希望。而一说到扣分项目，他们表情立马变得严肃。
为了家人，他们不少人注意锻炼，“出去后不能再成为亲人的累赘”。
说起出狱后的打算，徐建全说，“我们这种情况，面子不需要了，只是现在就业难，以现在的年龄去打工，未必能找到工作。搞点管理可能还行，但又有谁愿意信任我们？所以只能考虑做点小生意。”
李民安则希望自己出狱后能够从事教育咨询方面的工作，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但出狱的希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职务犯普遍年龄偏大，有些人更是已到高龄、体弱多病。在金堂监狱的职务犯里，有几名70多岁的服刑人员，因为身体原因，获准不必参加劳动。“有的走路都有点蹁蹁倒倒的了。”徐建全介绍，以前同监区一名70多岁同改专门嘱咐他，要是自己不行了，记得把他背到医院。
采访结束，李民安也郑重拜托记者隐去他的姓名和曾经的职务，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仍然站在那里两只手揉抓着囚衣的下摆，沉默几秒钟后，突然弯身90度鞠躬……（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我先给你摆个故事嘛。”
说话的徐建全（化名），曾经在四川某县担任县委书记，因为受贿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如今已在金堂监狱服刑7年。
采访开始前，徐建全客气地表示，愿意配合接受采访，但是请求隐去身份信息。在徐建全的讲述中，一名同改（一起服刑改造）曾经接受了一次采访，报道中登了真名，被他女儿的男朋友看到，女儿的恋情因此告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面子了，虽然也应当直面身份，但还是希望尽可能不给家人带来影响。”徐建全说。
最初两个月喊不出“报告”
“报告！”
随着一声利落的报告、一个规矩的立正，李民安（化名）出现在管教室的门口，略显拘谨。
这名原川南文教系统干部，今年已经60多岁，他说，喊出的这一声“报告”，在入监之初，对他来说还真有点不容易。
一名曾经的县交通局副局长介绍，刚入监时，大声喊“报告”让他最为痛苦，最初两个月，怎么也喊不出口。
徐建全也回忆，警官喊名字时，应该答“到”，刚开始老是回答“哎”或者“在”，转不过来。
一名从事监狱管教工作近20年的狱警对记者感慨，“和过去的风光相比，他们最痛苦的是尊严的丧失”。徐建全也感慨：“失去自由后，人生很多基本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面对狱警或者来访者，职务犯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谦卑感，浸透于眼神、笑容、语气、动作。采访中，徐建全健谈，放松，但两个小时内，除了向进出办公室的其他狱警起立致礼外，他没有变换坐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左手向上、右手向下，谈到后面，才加入一些手势。采访李民安时，在并排就座的沙发上，李民安则一直挪动身体，试图以正面朝向记者表示尊重，他边想边答，相对谨慎。
担任了3年狱警的刘柯航说，刚毕业就职时的体会更明显。不久前还在讲台下听老师讲课，突然要给父辈甚至爷爷辈的职务犯讲监规，内心难免忐忑，但他很快发现，这个监区的职务犯服刑人员都比较规矩，也普遍尊重管教狱警。
来自外人尤其是熟人的目光，会是一种炙烤。
表现积极的徐建全，有时一年要进行上百场现身说法，经常遇到以前的下级、同学等。演讲结束，有些熟人会主动打个招呼，鼓励其好好改造，另一些人则会避免见面的尴尬。
大多数职务犯宁愿放弃这个挣奖励的机会，也不愿意参与现身说法，不愿在自由人面前展示囚徒之身，一遍遍自我剖析。
徐建全感慨，“很痛苦。如果讲得不投入，打动不了人；投入吧，非常痛苦。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需要真正从内心正视现实、直面曾经的过错......”
“职务犯深受社会痛恨，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的服刑人员，也少有人为这个群体说一句公道话。”徐建全认为，法槌敲响那一刻，就意味着赎罪的开始，他希望能得到和其他罪犯一样的目光。
潜藏的身份感
职务犯服刑人员身份的区别，还是在监狱生活的各个环节不经意流露。
徐建全透露，自己刚开始服刑时，身份转变还适应不了，遇到以前的下属来探监，还会问，“我们那个项目怎么样了？”回想当初，徐建全也忍不住好笑。
狱警眼里，大多数职务犯能够实现身份意识的转变，姿态放得很低，但也有服刑人员，时间久了会不经意流露一点爱指挥人等习惯。
四川金堂监狱教育科科长鲁仕红介绍，监狱格外注意针对职务犯的疏导教育，“因为相比其他服刑人员，职务犯心理落差较大”，并且，“别看职务犯大多文化水平高，但对法律了解得不细，并且会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比如认为自己运气差。”因此，对职务犯，不仅要像其他犯人那样建立心理档案，还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心理矫正等跟进措施，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转换角色，积极投入改造。
鲁仕红警官说，职务犯自律性相对较强，无论入监教育还是平时管理，相比普通刑事犯好管点。职务犯之间也很少产生冲突。在所在监区的4年里，李民安只亲眼见到一起职务犯之间发生较大的争执，最后两个人公开检讨，还被扣了分。
爱读书、看报，是很多职务犯的特点。徐建全说自己每年可读三四十本书，每天还阅读大量报刊。他感慨“监狱是看书最好的地方，完全不受干扰。读书也是转移注意力的好办法，否则感觉服刑的日子很难过。”在监狱里，服刑人员还可以用个人账上的零花钱，根据监狱提供的订刊目录订阅报刊，徐建全订阅的是一些时政刊物。
有些职务犯还会阅读一些佛学经典。徐建全透露自己能够熟背心经、金刚经，因为“佛学教人看淡世事，读来可以平定心性、化解心绪”。
鉴于职务犯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一些，监狱就从中选了个别职务犯给其他服刑人员授课。根据监狱的教学安排，徐建全结合自己的特长，授课内容是藏羌民俗文化，现在班上有58名学员。他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内容全部背下来。
因为服刑前的身份特殊，这个群体受到的“关注”也格外强烈。
中央政法委5号文件《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出台后，职务犯的减刑、假释管理更加严格。平时同改们聊天，大多都是讨论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减刑假释政策，这半年来，讨论更热烈。
针对职务犯的情绪波动，金堂监狱专门召集职务犯进行了有关政策的解释。
没有一名受过“关照”的承包商来探监
官员落马后，往往感受到人情冷漠。但这并非全部。
徐建全称，入狱一段时间后，他原来任职县的一些乡、村干部赶到监狱，因为不符合亲属会见的规定无法探监。后来，根据帮教改造的需要，经监狱批准，他们履行有关手续后到监狱进行了帮教探视。
徐郑重对记者表示，以前在位时，从不收下属的钱。他被认定的受贿金额主要来自开发商。“从不收下属的钱”，似乎给了他心理安慰。从探视的人口中，徐建全听说有百姓曾经说他好话，同情他只是因为收受那些经商老板的钱而入狱。 “跟我一样不懂法。”接受改造后，徐建全对此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而曾经与他交往密切，他为之跑项目的承包商，却没有一人来看望过。“商人逐利，他来了对他没好处。”徐建全说。
相对于此，由于犯罪给亲人的伤害是无可挽回的，也是让服刑人员最愧疚的。但亲人对职务犯的关心却也是真实的、是让他们倍感温暖的。
几年前，徐建全发现同监室一人晚上偷偷哭泣，追问之下，对方吐露实情：他落马后，妻子自杀，女儿寄养到亲威家，但为了挣生活费和为他交纳罚金，女儿最终辍学打工，后来当上了“小姐”……
这名父亲哭着发誓，出去以后无论想什么办法，一定不再让女儿受一点委屈。
类似的伤心，徐建全也有体会。以前，徐建全和女儿每天都会通电话或发短信，被控制以后，不知情的女儿多天联系不上父亲，焦虑以至晕倒。
“在这里，思考最多的是怎样度过刑期、怎样改造，出去以后回报亲人。”在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表达里，最愧对的是亲人，最带给希望的也是亲人。
亲人：此后人生的方向
回想起走进监狱的那一刻，多名职务犯表示，心态比较平和。
在他们的感受中，“东窗事发”的时候心理落差最大、最失落痛苦；在看守所时次之，那时关押在一起的人员结构复杂，加之自己的量刑面临不确定性；到了监狱，反而心定下来。“反正命运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李民安表示，进入金堂监狱后，这里实行职务犯集中关押，让他感觉更容易适应、能更好地投入改造。
徐建全则说，虽然心态稳定，但很多时候心里也很空，觉得这一生完了，直到后来慢慢调整过来，面对现实。两年多时间，徐在狱中利用休息、学习时间写了两本书，每本约30多万字。
对出狱的盼望，一方面出于对自由的期盼，同时也来自渴望弥补家人。“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职务、名誉、甚至尊严都没有了，只剩下亲人。”多名职务犯发出同样的感慨。
为了家人，他们大多积极改造、挣分，为接近自由，积累一分一秒的希望。而一说到扣分项目，他们表情立马变得严肃。
为了家人，他们不少人注意锻炼，“出去后不能再成为亲人的累赘”。
说起出狱后的打算，徐建全说，“我们这种情况，面子不需要了，只是现在就业难，以现在的年龄去打工，未必能找到工作。搞点管理可能还行，但又有谁愿意信任我们？所以只能考虑做点小生意。”
李民安则希望自己出狱后能够从事教育咨询方面的工作，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但出狱的希望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职务犯普遍年龄偏大，有些人更是已到高龄、体弱多病。在金堂监狱的职务犯里，有几名70多岁的服刑人员，因为身体原因，获准不必参加劳动。“有的走路都有点蹁蹁倒倒的了。”徐建全介绍，以前同监区一名70多岁同改专门嘱咐他，要是自己不行了，记得把他背到医院。
采访结束，李民安也郑重拜托记者隐去他的姓名和曾经的职务，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仍然站在那里两只手揉抓着囚衣的下摆，沉默几秒钟后，突然弯身90度鞠躬……（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