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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商业片大行其道、艺术片剑走偏锋的2006年,小成本低制作的《天狗》以其现实主义姿态呈现于中国影坛并获得业界的一致好评。本文主要从主题、影像风格、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从中国电影现实主义传统与中华民族美学传统角度解读这部电影。
关键词: 电影《天狗》 现实主义 “另类”主旋律
2006年的中国影坛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份饕餮大餐,各类菜肴形色相异,五味杂陈: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奢华登场,却再次于“申奥”征途上铩羽而归;艺术电影《三峡好人》、《我们俩》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殊荣,却在国内票房大战中郁郁不得志;而小制作、低成本的《疯狂的赛车》着实疯狂了一把,且与“另类”主旋律影片《天狗》一并让人们激动万分,也让一度失语的评论界重燃兴奋之火。《疯狂的赛车》将娱乐调侃黑色幽默发挥到极致,《天狗》则将伤疤撕裂针刺人心拷问灵魂,两部截然不同的影片却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对现实的关照。《天狗》尤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回归,它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心灵上“感动”、“震撼”,对道德、正义、良知等高尚品格的呼唤,更引起人们对电影背后的社会现实进行些许思考。
一、主题:回归传统与直面现实
当“第五代”导演集体转向古装武侠商业大片和好莱坞运作模式,“第六代”导演沉醉于个人体验与边缘人物生存记录的时候,中国电影似乎慢慢偏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走向了两个极端。事实上,现实主义题材从来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由于其丰富的社会内涵、浓郁的时代气息、逼真的反映生活,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艺术高峰[1]。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消费、享乐逐渐成为文化主流的现在,艺术的现实主义受到明显的削弱和改变,但是电影《天狗》给人们带来了震撼和感动,这种“久违的感动”一方面缘于它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它对人性的拷问和批判,对生命价值和道德操守的追问,这对于躲避崇高、否定神圣的时代,无疑是莫大的反讽与沉重地一击,而打动我们的正是天狗身上的守护与坚持,是“信仰作为人类不屈的精神力量的神圣与伟大”[2]。在任何社会环境,以及时代背景下,都不应抛弃良知、正义与信念,这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
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产品,对人们道德层面上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它能够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视听手段的运用产生出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效果,从而给观者带来情感的波动甚至观念的改变。而当代电影愈发朝着娱乐化物质化的方向发展,忽视其社会功能,抑或是对反伦理反道德反常规的行为加以浓墨重彩的表现以达到夺人眼球的效应。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被消解的危险,人们的灵魂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对此,电影不该以隔岸观火的姿态自娱自乐。在商业娱乐至上,以及艺术“无所作为”的国内电影市场中,《天狗》题材本身就有令人称道之处。它继承了纪实性审美的一些元素,相较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走“泛情化”路线,这部影片是坚硬而冷峻的,是血淋淋的现实,不避讳现实的丑恶,以及对卑劣人性的揭露,但同时指向鲜明,不放弃对观众的导向作用,以达到尖锐批判之效。光天化日下的杀戮,暗夜里的孤胆英雄以命相搏,夸张而富戏剧性的影像,让观者看到正义、良知等品格以经济、利益的名义被无情践踏,从而发出痛楚的悲鸣与警示。
相较于《我的父亲母亲》、《那山那人那狗》等影片对农村田园牧歌式的诗化,对淳朴民风的歌颂或是怀念,《天狗》则向我们呈现了农村落后、愚昧、矛盾、冲突的一面,是更为现实的书写,当农村从极端落后的封建王国中觉醒,伴随着商品经济与现代意识的冲击,必然带来灵魂的裂变。而影片所展示的這种蒙昧、残忍更能引发人们的忿恨与反思。
二、影像风格与叙事技法
《天狗》全片色调以灰暗为主,展示了一个落后、贫困、蒙昧的乡村图景,并营造了全片悲怆压抑的悲剧氛围。在摄影风格上,多用特写镜头及大量手持摄影,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同时注重造型的冲击力,原生态纪实性的影像与表意性主观镜头相结合,形成一种内在张力,强化批判与反思的效果。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张血迹斑斑的脸部特写,接着跟拍慢摇,给人以残忍紧张压抑的心理感受。在天狗退还礼品递烟的那场戏中,对村民冷漠的表情进行略带夸张的特写反衬出天狗的孤独与不被理解的境遇,并运用手持摄影的方式逐一展现,摇晃不稳定的镜头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一方面体现了影片的纪实性,另一方面则刻画了人物的复杂内心。
对比技巧的运用则是《天狗》在挖掘主题方面的另一大特色,我认为影片所采用的双线并行的叙事模式,在设置悬疑方面的效果并不强烈,对于好莱坞大片并不陌生的中国观众,这里所设置的悬疑在影片开始不久便昭然若揭;但这种叙事模式却使对比效果更为凸显,镜头在两条线索中的切换,产生戏剧化的对比、冲突,深刻表现了正邪、善恶的较量。强烈的戏剧冲突,给影片带来强烈的感染力,也使观众在情绪上对正义、坚守给予更多的赞美与崇敬,而对卑劣、残忍更加贬低与痛恨。最为经典的一处对比便是村民对天狗态度的迥然变化,当天狗被乱棒打倒在地血流满面的时候,镜头切换至开篇村民热情洋溢夹道欢迎的场面,二者形成强烈反差,在揭露人们内心深处的冷漠、虚伪、自私的同时,颂扬了一种信仰与坚守的精神伟力。
但是在视听语言的技法上,影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天狗击毙恶霸后给他的一个俯拍拉远的镜头,让人怀想起曾经看过的英雄史诗片,反而将一个平凡普通人再一次神话和拔高了。另外,在音乐的使用上和影片现实主义风格不够协调,陷入大部分主旋律影片的套路,在表现天狗英雄行径时极力用煽情音乐渲染凄凉悲壮的氛围,“最好的电影音乐是听不见的”,否则音乐的介入就会成为画蛇添足之举,不但无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反而露出做戏的马脚,因此在音乐的选择上应再多加斟酌。
三、形象塑造与演员表演
电影在形象塑造和角色设计上是较为成功的,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将主人公完美化、神圣化不同,天狗是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我们不必将天狗当作“神”膜拜,他平凡而真实,他是一个忠诚的复员军人、一个尽责的护林员、一个慈爱的父亲、甚至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因此才显得更加可爱、可敬。但是总体来看,他还是被“英雄化”了,他对村民,以及恶霸无理的迫害一味采取隐忍的态度,几乎从不主动反击,即是这种反击是合理合法的,他选择让亲人和自己一起默默承担痛苦。直到最后,他也是为了守护山林而死,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财产牺牲自我。而女主人公的形象则切近现实,更为丰满,她泼辣、明事理,也懂得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村长家取水、与村长太太厮打的一场戏是整部电影中最畅快淋漓的片段,而朱媛媛的表演在控制中又有爆发力,自然而不造作。在一部小成本、低制作的电影中,演员的表演对电影的的成败则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富大龙和朱媛媛不是明星,但都展现了作为一流演员的表演水准,淡去浮夸与炫耀,唯有质朴与真诚,让观者为之动容。
在村民和恶霸的形象塑造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导演的意图,即深刻批判其卑劣人性,这种略带夸张的表现手段对揭示主题有着关键作用,但漫画式的处理却将人性简单化,即恶者至恶,无论是老板筋还是小卖店店主,或是村长太太都被脸谱化,真实感欠奉。但是,既要在电影中丰满的展现所有人物形象,又要达到批判的目的也绝非易事。相比而言,村长的形象则较为真实,他胆小怕事,欺软怕硬,不愿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而当他得知恶霸已死后的一番“义正言辞”的控诉反而成为影片一点睛之笔,使得“吴县长”的形象并不像以往“主旋律”中领导形象那么光彩,暗讽某些领导层的软弱无能。
四、结语:光明的尾巴与“另类主旋律”
当《天狗》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及大学生电影节上捧回大奖、评论界专家界一致好评之时,来自民间的一些声音似乎就显得有些尖锐了。很多人认为影片的结尾是最大的败笔,与整部电影水平极度不符:天狗没有死,而是成了植物人,甚至感应到儿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而流泪。导演给了主人公一个光明的结局,象征精神不死;最后让政府官员正面介入调查,为“凶犯”平反,也似乎只是一种美好愿望。恩格斯曾指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是“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和斗争”[3],因此从美学层面来看,《天狗》的结局将悲剧性的故事正剧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批判的力度,减弱了人们内心的悲悯与惊赞。另外还有一些遮掩、隐匿着的深层矛盾,影片也没有给予直接的抨击,比如泮源村极度贫困、村民愚昧无知的根源所在。
“主旋律”历来是我国电影的特色与传统,而电影在本质上就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我国的“主旋律”电影如是,美国好莱坞大片亦如是。只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美学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传统美学注重“美”与“善”的结合[4]。《天狗》是中国式的,继承了中国美学一贯的传统,它所展示的是一个人的信仰、良心、正义和坚守,是牺牲小我,是舍生忘死,所呼唤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在这个物质金钱至上的时代,这种传统被逐渐弱化,个人利益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不知不觉丧失了对共同利益的认可。《天狗》的出现至少给予我们一种警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我们仍然必须坚守基本的道德与良知,我们得相信这个时代仍有甘于奉献,心怀信仰的人存在。
現代人渴望独立的思考和发掘事实真相,而以往的“主旋律”经常美化主人公,把光辉灿烂的图景展示给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真实,但在电影创作上却很难被观众认可和接受,“主旋律”就如同标签一般贯穿电影始末,一些元素如若表达得太过直白反而会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来说,《天狗》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它关照现实、揭露丑恶、批判劣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另类”主旋律。主旋律电影可以存在,或者说必须存在,但是在表现内容和表达手法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改进,要在真、善、美三者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学传统,因此,中国电影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4]彭吉象.影视美学.
[2]张煜.创作从内心出发——访天狗导演戚健.
[3]刘叔成.美学基本原理.
关键词: 电影《天狗》 现实主义 “另类”主旋律
2006年的中国影坛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份饕餮大餐,各类菜肴形色相异,五味杂陈:商业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奢华登场,却再次于“申奥”征途上铩羽而归;艺术电影《三峡好人》、《我们俩》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殊荣,却在国内票房大战中郁郁不得志;而小制作、低成本的《疯狂的赛车》着实疯狂了一把,且与“另类”主旋律影片《天狗》一并让人们激动万分,也让一度失语的评论界重燃兴奋之火。《疯狂的赛车》将娱乐调侃黑色幽默发挥到极致,《天狗》则将伤疤撕裂针刺人心拷问灵魂,两部截然不同的影片却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对现实的关照。《天狗》尤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回归,它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心灵上“感动”、“震撼”,对道德、正义、良知等高尚品格的呼唤,更引起人们对电影背后的社会现实进行些许思考。
一、主题:回归传统与直面现实
当“第五代”导演集体转向古装武侠商业大片和好莱坞运作模式,“第六代”导演沉醉于个人体验与边缘人物生存记录的时候,中国电影似乎慢慢偏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走向了两个极端。事实上,现实主义题材从来便是中国电影的传统,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由于其丰富的社会内涵、浓郁的时代气息、逼真的反映生活,被认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艺术高峰[1]。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消费、享乐逐渐成为文化主流的现在,艺术的现实主义受到明显的削弱和改变,但是电影《天狗》给人们带来了震撼和感动,这种“久违的感动”一方面缘于它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它对人性的拷问和批判,对生命价值和道德操守的追问,这对于躲避崇高、否定神圣的时代,无疑是莫大的反讽与沉重地一击,而打动我们的正是天狗身上的守护与坚持,是“信仰作为人类不屈的精神力量的神圣与伟大”[2]。在任何社会环境,以及时代背景下,都不应抛弃良知、正义与信念,这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本。
电影作为一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产品,对人们道德层面上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它能够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视听手段的运用产生出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效果,从而给观者带来情感的波动甚至观念的改变。而当代电影愈发朝着娱乐化物质化的方向发展,忽视其社会功能,抑或是对反伦理反道德反常规的行为加以浓墨重彩的表现以达到夺人眼球的效应。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被消解的危险,人们的灵魂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荡,对此,电影不该以隔岸观火的姿态自娱自乐。在商业娱乐至上,以及艺术“无所作为”的国内电影市场中,《天狗》题材本身就有令人称道之处。它继承了纪实性审美的一些元素,相较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走“泛情化”路线,这部影片是坚硬而冷峻的,是血淋淋的现实,不避讳现实的丑恶,以及对卑劣人性的揭露,但同时指向鲜明,不放弃对观众的导向作用,以达到尖锐批判之效。光天化日下的杀戮,暗夜里的孤胆英雄以命相搏,夸张而富戏剧性的影像,让观者看到正义、良知等品格以经济、利益的名义被无情践踏,从而发出痛楚的悲鸣与警示。
相较于《我的父亲母亲》、《那山那人那狗》等影片对农村田园牧歌式的诗化,对淳朴民风的歌颂或是怀念,《天狗》则向我们呈现了农村落后、愚昧、矛盾、冲突的一面,是更为现实的书写,当农村从极端落后的封建王国中觉醒,伴随着商品经济与现代意识的冲击,必然带来灵魂的裂变。而影片所展示的這种蒙昧、残忍更能引发人们的忿恨与反思。
二、影像风格与叙事技法
《天狗》全片色调以灰暗为主,展示了一个落后、贫困、蒙昧的乡村图景,并营造了全片悲怆压抑的悲剧氛围。在摄影风格上,多用特写镜头及大量手持摄影,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同时注重造型的冲击力,原生态纪实性的影像与表意性主观镜头相结合,形成一种内在张力,强化批判与反思的效果。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一张血迹斑斑的脸部特写,接着跟拍慢摇,给人以残忍紧张压抑的心理感受。在天狗退还礼品递烟的那场戏中,对村民冷漠的表情进行略带夸张的特写反衬出天狗的孤独与不被理解的境遇,并运用手持摄影的方式逐一展现,摇晃不稳定的镜头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一方面体现了影片的纪实性,另一方面则刻画了人物的复杂内心。
对比技巧的运用则是《天狗》在挖掘主题方面的另一大特色,我认为影片所采用的双线并行的叙事模式,在设置悬疑方面的效果并不强烈,对于好莱坞大片并不陌生的中国观众,这里所设置的悬疑在影片开始不久便昭然若揭;但这种叙事模式却使对比效果更为凸显,镜头在两条线索中的切换,产生戏剧化的对比、冲突,深刻表现了正邪、善恶的较量。强烈的戏剧冲突,给影片带来强烈的感染力,也使观众在情绪上对正义、坚守给予更多的赞美与崇敬,而对卑劣、残忍更加贬低与痛恨。最为经典的一处对比便是村民对天狗态度的迥然变化,当天狗被乱棒打倒在地血流满面的时候,镜头切换至开篇村民热情洋溢夹道欢迎的场面,二者形成强烈反差,在揭露人们内心深处的冷漠、虚伪、自私的同时,颂扬了一种信仰与坚守的精神伟力。
但是在视听语言的技法上,影片仍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天狗击毙恶霸后给他的一个俯拍拉远的镜头,让人怀想起曾经看过的英雄史诗片,反而将一个平凡普通人再一次神话和拔高了。另外,在音乐的使用上和影片现实主义风格不够协调,陷入大部分主旋律影片的套路,在表现天狗英雄行径时极力用煽情音乐渲染凄凉悲壮的氛围,“最好的电影音乐是听不见的”,否则音乐的介入就会成为画蛇添足之举,不但无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反而露出做戏的马脚,因此在音乐的选择上应再多加斟酌。
三、形象塑造与演员表演
电影在形象塑造和角色设计上是较为成功的,与以往的主旋律影片将主人公完美化、神圣化不同,天狗是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我们不必将天狗当作“神”膜拜,他平凡而真实,他是一个忠诚的复员军人、一个尽责的护林员、一个慈爱的父亲、甚至是一个懦弱的丈夫,因此才显得更加可爱、可敬。但是总体来看,他还是被“英雄化”了,他对村民,以及恶霸无理的迫害一味采取隐忍的态度,几乎从不主动反击,即是这种反击是合理合法的,他选择让亲人和自己一起默默承担痛苦。直到最后,他也是为了守护山林而死,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财产牺牲自我。而女主人公的形象则切近现实,更为丰满,她泼辣、明事理,也懂得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在村长家取水、与村长太太厮打的一场戏是整部电影中最畅快淋漓的片段,而朱媛媛的表演在控制中又有爆发力,自然而不造作。在一部小成本、低制作的电影中,演员的表演对电影的的成败则起着较为关键的作用,富大龙和朱媛媛不是明星,但都展现了作为一流演员的表演水准,淡去浮夸与炫耀,唯有质朴与真诚,让观者为之动容。
在村民和恶霸的形象塑造上,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导演的意图,即深刻批判其卑劣人性,这种略带夸张的表现手段对揭示主题有着关键作用,但漫画式的处理却将人性简单化,即恶者至恶,无论是老板筋还是小卖店店主,或是村长太太都被脸谱化,真实感欠奉。但是,既要在电影中丰满的展现所有人物形象,又要达到批判的目的也绝非易事。相比而言,村长的形象则较为真实,他胆小怕事,欺软怕硬,不愿承担责任,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而当他得知恶霸已死后的一番“义正言辞”的控诉反而成为影片一点睛之笔,使得“吴县长”的形象并不像以往“主旋律”中领导形象那么光彩,暗讽某些领导层的软弱无能。
四、结语:光明的尾巴与“另类主旋律”
当《天狗》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及大学生电影节上捧回大奖、评论界专家界一致好评之时,来自民间的一些声音似乎就显得有些尖锐了。很多人认为影片的结尾是最大的败笔,与整部电影水平极度不符:天狗没有死,而是成了植物人,甚至感应到儿子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而流泪。导演给了主人公一个光明的结局,象征精神不死;最后让政府官员正面介入调查,为“凶犯”平反,也似乎只是一种美好愿望。恩格斯曾指出:“悲剧的本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是“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和斗争”[3],因此从美学层面来看,《天狗》的结局将悲剧性的故事正剧化,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批判的力度,减弱了人们内心的悲悯与惊赞。另外还有一些遮掩、隐匿着的深层矛盾,影片也没有给予直接的抨击,比如泮源村极度贫困、村民愚昧无知的根源所在。
“主旋律”历来是我国电影的特色与传统,而电影在本质上就带有意识形态的烙印,我国的“主旋律”电影如是,美国好莱坞大片亦如是。只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美学强调“美”与“真”的统一,而中国传统美学注重“美”与“善”的结合[4]。《天狗》是中国式的,继承了中国美学一贯的传统,它所展示的是一个人的信仰、良心、正义和坚守,是牺牲小我,是舍生忘死,所呼唤的也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在这个物质金钱至上的时代,这种传统被逐渐弱化,个人利益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不知不觉丧失了对共同利益的认可。《天狗》的出现至少给予我们一种警示,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我们仍然必须坚守基本的道德与良知,我们得相信这个时代仍有甘于奉献,心怀信仰的人存在。
現代人渴望独立的思考和发掘事实真相,而以往的“主旋律”经常美化主人公,把光辉灿烂的图景展示给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掩盖真实,但在电影创作上却很难被观众认可和接受,“主旋律”就如同标签一般贯穿电影始末,一些元素如若表达得太过直白反而会适得其反。从这个角度来说,《天狗》虽然有不足之处,但是它关照现实、揭露丑恶、批判劣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是“另类”主旋律。主旋律电影可以存在,或者说必须存在,但是在表现内容和表达手法上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改进,要在真、善、美三者相互融合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学传统,因此,中国电影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4]彭吉象.影视美学.
[2]张煜.创作从内心出发——访天狗导演戚健.
[3]刘叔成.美学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