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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如何由过去十年的“振”向未来十年的“兴”转变，
需要新的发展动力，也就是说，要从产业、政策等方面重构动力源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决战序幕已经拉开。最受关注的区域战役，是任务最为艰巨的东北地区。自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发展。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中央认为，东北振兴目前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地方和市场该如何发力，才能推动东北振兴迈上新台阶？近日，《财经界》记者就东北振兴相关问题专访了我国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研究员。
金凤君从事老工业基地研究已经二十余年。他指出，自2003年实施振兴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北装备制造业和资源优势型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实力明显提升;现代农业实现了稳步发展;民生问题和社会氛围也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同时，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仍是东北地区最大瓶颈，新常态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如何由过去十年的“振”向未来十年的“兴”转变，需要新的发展动力，也就是说，要从产业、政策等方面重构动力源，才能推动东北振兴迈上新台阶。
努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东北振兴十年，没有一个城市形成类似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东新区的新机制与新模式。
金凤君认为，一个重要的教训在于东北地区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工业发展中贡献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5%左右（2014年为10%，贡献率排第二），而东北该行业的贡献率基本为零。2014年东北计算机产量仅占全国0.01%，集成电路仅占0.27%，手机占1.3%。
究其根源，东北地区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难以发挥培育新兴产业和孕育新兴业态的关键作用。
因此，对于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金凤君建议必须着眼于精准化施策。从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抓手上谋划新对策，使东北在“市场开拓”、“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出新路径。
具体思路建议是“固本增效、优二进三、聚势升力、创新驱动”。金凤君认为尤其要大力扶植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选择有条件的新材料、环境节能设备、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智能制造设备、光电子、农产品深加工、轻纺工业等为突破口，通过产业门类的扩容壮大实现第二产业的结构转型和优化。
同时，要努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促进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并努力营造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动力。力争到2020年左右，使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014年的44%提高到50%左右。
创新发展需要新支点
除了成长缓慢的新兴产业，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也给东北振兴带来新的挑战。
金凤君称，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大情况下，东北地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竞争力的任务将更加严峻。同时，东北在区域合作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不仅仅是三省一区合作的机制和路径没有建立，即使城市间有效的分工合作也需要重构或优化。此外，还有任务繁重的城市综合改造，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区域创新能力和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等。
未来，东北地区如何在挑战中取得新的发展，金凤君提出创新是重要路径，且要选择好创新新支点。
通过长期的研究，金凤君提出以各类“区”为支点构建新体制新模式的构想。
这一构想的具体思路是，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以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各类“产业区”等为抓手，改造提升现有的制造业聚集区，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支持一批（而不是几个）特色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营造创新驱动的氛围和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发展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高、专注与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东北地区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国家级“区”。金凤君认为，这是我国区域建设中的新机遇。从现有实践中不难看到，国家级新区正在承担全国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方位扩大开放的窗口、国家和区域体制机制创新的综合平台、以及统筹带动城乡区域发展的核心功能区等四个重大的战略使命，把握这些机遇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
重庆两江新区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案例。经济快速增长，五年GDP增长13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4倍以上;形成了计算机、汽车等多个超大型产业集群。此外，国际化水平也快速提高，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发展迅速。
因此，《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发[2014]28号文）中也提出“研究在东北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要求。
东北地区如何具体规划这些支点？在金凤君看来，国家级新区可以聚焦大连、哈尔滨和长春，综合改革试验区可选择沈阳等城市，产业转型与合作发展实验区则应放在有条件的三四线城市。
“以国家级‘区’为‘支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其率先形成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所依托城市的功能升级，并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城镇群及更大区域的发展，形成‘实验区-中心城市-城镇群-更大区域’的递推式区域发展模式。”金凤君说。
“给”与“改”结合的政策转变
自2003年国家正式启动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国家、省域以及地市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东北振兴。
金凤君认为，这些政策在时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呈波动式变化。以2007年为界点，前期主要强调“输血”功能，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给予直接的帮扶和补助政策。后期侧重内容已经从“直接输血”功能向“提升造血”功能转变。政策自身也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时期。 而且从空间层面上看，这些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东北地区区域政策主要是全区域政策为主，专门区域政策为辅。二是区域政策空间性随着时间发生着变化，由侧重全区域通用政策向强调子区域专门政策转变。但仍未在空间层面上形成分重点的发展战略和空间政策体系。目前，已有的部分政策已经失效或失去优势，也有一些政策力度不够或难以落实。
而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已经由“单项突破”的前期阶段进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的战略新阶段，新阶段的重点任务是引导东北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快速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
因此，金凤君指出，政策的重点方向应是改革开放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一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对外经贸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更大的范围、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进对内开放。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域外企业、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东北地区的市场，积极吸引域外资金参与投资建设。
关于如何建立机制与要素投入相结合的长效政策体系，金凤君提出东北创新发展政策需要一个重要转变，即“给”与“改”结合，注重体制机制和创新驱动相结合，政策设计上充分考虑国企改革、产业项目布局、创新工程设置对地方经济、就业的带动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突出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引导作用，大力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强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分工协作、城市化改造、社会环境建设等领域的政策深化设计和引导作用。
同时，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未来振兴政策的制定，必须着眼于精准化施策。从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抓手上谋划新对策，使东北在‘市场开拓’、‘ 转变方式’、‘ 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金凤君强调。
三方面激发市场活力
东北地区振兴需要国家、地方和市场合力。政策之外，市场力量如何释放？
金凤君对此提出三方面建议，首先，在营造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方面，要以各类产业区为平台，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改革试验，布局和组建一批基础研究中心，创建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加快机械、航空、汽车、轻工、电子等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创新与科研院所合作模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围绕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扶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和人才培训等。
其次，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应优化人才、资本、产业、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机制，激发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同时，努力破解政府直接参与创新资源配置偏重、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发挥不足、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创新管理体制滞后等问题，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改造东北传统产业，促进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第三，推动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产业合作。金凤君指出，三四线城市发展活力不足是东北地区振兴与发展难点之一。大部分城市依托资源建立起来的产业体系由于受资源、市场和产业本身竞争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不利的区位制约，面临较大困难。
他因此建议国家借鉴东部与西部地区“对口”支援的模式，以产业合作园区为平台，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发展状态好、经验丰富的城市，与东北有关城市结对子，在人才、管理、产业等方面合作，引进成熟的、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推动其创新发展，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潜力。
需要新的发展动力，也就是说，要从产业、政策等方面重构动力源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决战序幕已经拉开。最受关注的区域战役，是任务最为艰巨的东北地区。自2003年国家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中央一直高度重视东北地区的发展。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
中央认为，东北振兴目前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国家、地方和市场该如何发力，才能推动东北振兴迈上新台阶？近日，《财经界》记者就东北振兴相关问题专访了我国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专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金凤君研究员。
金凤君从事老工业基地研究已经二十余年。他指出，自2003年实施振兴战略以来成效显著，东北装备制造业和资源优势型产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实力明显提升;现代农业实现了稳步发展;民生问题和社会氛围也得到了巨大改善。但同时，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仍是东北地区最大瓶颈，新常态的背景下，东北地区如何由过去十年的“振”向未来十年的“兴”转变，需要新的发展动力，也就是说，要从产业、政策等方面重构动力源，才能推动东北振兴迈上新台阶。
努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
东北振兴十年，没有一个城市形成类似沿海经济特区、开发浦东新区的新机制与新模式。
金凤君认为，一个重要的教训在于东北地区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工业发展中贡献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达到15%左右（2014年为10%，贡献率排第二），而东北该行业的贡献率基本为零。2014年东北计算机产量仅占全国0.01%，集成电路仅占0.27%，手机占1.3%。
究其根源，东北地区公平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难以发挥培育新兴产业和孕育新兴业态的关键作用。
因此，对于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金凤君建议必须着眼于精准化施策。从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抓手上谋划新对策，使东北在“市场开拓”、“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出新路径。
具体思路建议是“固本增效、优二进三、聚势升力、创新驱动”。金凤君认为尤其要大力扶植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选择有条件的新材料、环境节能设备、电子信息、机电一体化、精细化工、生物制药、智能制造设备、光电子、农产品深加工、轻纺工业等为突破口，通过产业门类的扩容壮大实现第二产业的结构转型和优化。
同时，要努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促进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并努力营造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环境和动力。力争到2020年左右，使第三产业的比重从2014年的44%提高到50%左右。
创新发展需要新支点
除了成长缓慢的新兴产业，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也给东北振兴带来新的挑战。
金凤君称，在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大情况下，东北地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提升竞争力的任务将更加严峻。同时，东北在区域合作方面依然任重道远，不仅仅是三省一区合作的机制和路径没有建立，即使城市间有效的分工合作也需要重构或优化。此外，还有任务繁重的城市综合改造，有待进一步提升的区域创新能力和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问题等。
未来，东北地区如何在挑战中取得新的发展，金凤君提出创新是重要路径，且要选择好创新新支点。
通过长期的研究，金凤君提出以各类“区”为支点构建新体制新模式的构想。
这一构想的具体思路是，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以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各类“产业区”等为抓手，改造提升现有的制造业聚集区，推动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支持一批（而不是几个）特色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营造创新驱动的氛围和环境，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发展一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高、专注与细分市场的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东北地区的另一个重要“支点”是国家级“区”。金凤君认为，这是我国区域建设中的新机遇。从现有实践中不难看到，国家级新区正在承担全国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全方位扩大开放的窗口、国家和区域体制机制创新的综合平台、以及统筹带动城乡区域发展的核心功能区等四个重大的战略使命，把握这些机遇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
重庆两江新区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案例。经济快速增长，五年GDP增长133%，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4倍以上;形成了计算机、汽车等多个超大型产业集群。此外，国际化水平也快速提高，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发展迅速。
因此，《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国发[2014]28号文）中也提出“研究在东北地区设立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要求。
东北地区如何具体规划这些支点？在金凤君看来，国家级新区可以聚焦大连、哈尔滨和长春，综合改革试验区可选择沈阳等城市，产业转型与合作发展实验区则应放在有条件的三四线城市。
“以国家级‘区’为‘支点’，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其率先形成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所依托城市的功能升级，并通过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城镇群及更大区域的发展，形成‘实验区-中心城市-城镇群-更大区域’的递推式区域发展模式。”金凤君说。
“给”与“改”结合的政策转变
自2003年国家正式启动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国家、省域以及地市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进东北振兴。
金凤君认为，这些政策在时间上分布差异较大，呈波动式变化。以2007年为界点，前期主要强调“输血”功能，针对亟待解决的问题，给予直接的帮扶和补助政策。后期侧重内容已经从“直接输血”功能向“提升造血”功能转变。政策自身也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时期。 而且从空间层面上看，这些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东北地区区域政策主要是全区域政策为主，专门区域政策为辅。二是区域政策空间性随着时间发生着变化，由侧重全区域通用政策向强调子区域专门政策转变。但仍未在空间层面上形成分重点的发展战略和空间政策体系。目前，已有的部分政策已经失效或失去优势，也有一些政策力度不够或难以落实。
而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已经由“单项突破”的前期阶段进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的战略新阶段，新阶段的重点任务是引导东北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快速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
因此，金凤君指出，政策的重点方向应是改革开放与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一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对外经贸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更大的范围、更宽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扩大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大力推进对内开放。采取多种方式，吸引域外企业、各类生产要素进入东北地区的市场，积极吸引域外资金参与投资建设。
关于如何建立机制与要素投入相结合的长效政策体系，金凤君提出东北创新发展政策需要一个重要转变，即“给”与“改”结合，注重体制机制和创新驱动相结合，政策设计上充分考虑国企改革、产业项目布局、创新工程设置对地方经济、就业的带动作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突出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引导作用，大力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强化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区域分工协作、城市化改造、社会环境建设等领域的政策深化设计和引导作用。
同时，还有一点值得重视的是，“未来振兴政策的制定，必须着眼于精准化施策。从新思路、新模式、新机制和新抓手上谋划新对策，使东北在‘市场开拓’、‘ 转变方式’、‘ 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等方面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金凤君强调。
三方面激发市场活力
东北地区振兴需要国家、地方和市场合力。政策之外，市场力量如何释放？
金凤君对此提出三方面建议，首先，在营造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方面，要以各类产业区为平台，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改革试验，布局和组建一批基础研究中心，创建一批公共服务平台，完善重点产业技术基础体系。加快机械、航空、汽车、轻工、电子等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创新与科研院所合作模式，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围绕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扶持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重点开展行业基础和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产业化和人才培训等。
其次，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应优化人才、资本、产业、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机制，激发新活力，培育发展新动力，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同时，努力破解政府直接参与创新资源配置偏重、市场需求对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发挥不足、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创新管理体制滞后等问题，并积极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改造东北传统产业，促进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第三，推动东北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产业合作。金凤君指出，三四线城市发展活力不足是东北地区振兴与发展难点之一。大部分城市依托资源建立起来的产业体系由于受资源、市场和产业本身竞争能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加之不利的区位制约，面临较大困难。
他因此建议国家借鉴东部与西部地区“对口”支援的模式，以产业合作园区为平台，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发展状态好、经验丰富的城市，与东北有关城市结对子，在人才、管理、产业等方面合作，引进成熟的、可推广的经验模式，推动其创新发展，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