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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有一对著名的外交官夫妇陈叔亮大使与夫人康岱沙。陈大使资历很老,曾就读于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四大名校的辅仁大学,留学日本极负盛名的早稻田大学,1937年入党,是党内难得的高学历人才。1950年3月他们夫妇调入外交部后,陈曾任第二亚洲司司长,驻柬埔寨、罗马尼亚大使等职。康岱沙在外交部虽未当过司长和大使,其名气却非同小可,老一代的外交部人员几乎无人不知道她。笔者1964年进入外交部后曾听人讲,陈叔亮的“官大”,康岱沙的名气大。康岱沙的名气何以如此之大呢?这与她的家庭出身与投身革命的传奇经历有关。康岱沙离家出走奔赴延安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受其父母委托,成功劝说她回家。中共中央的副主席和夫人怎么会劝说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回家,又是如何劝说成功的呢?
康家二小姐偷偷奔赴延安
康家祖籍陕西省城固县。康岱沙的祖父康寿桐1890年到四川做官,曾先后任过三个县的知县,于是康氏大家族就在四川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个家族有多大呢?康寿桐娶了三房夫人,到康岱沙这一辈男女共23个孩子,其中有两个连康岱沙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康岱沙的父辈在四川从事金融业和实业,创办了一系列的公司,成为60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抗日战争期间,其二伯父康心如被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连任8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战时粮食极为重要,康岱沙的父亲康心之曾担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
康岱沙就是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温柔富贵乡”的家庭。父亲把他们兄弟姐妹送到上海就学,康岱沙在校吃饭时身边站着一个女佣,添饭加菜均由女佣伺候,平时生活杂事一样也不需要自己动手,大家小姐的派头可想而知。但康岱沙却无法安于过这样的家庭生活。她原名康青乡,1919年2月出生,出生3个月后就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十几岁的她通过目睹社会现状和看进步书刊,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了感触,同情劳苦大众,产生了叛逆心理。特别是,康岱沙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度过的,她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与腐败无能十分愤慨,非常向往革命。1937年上海沦陷前,父亲把他们兄弟姐妹接回重庆后,她开始参加学生运动,接触地下共产党组织,于1938年6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她向党组织提出到延安学习,然后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的请求。当父亲发现她有去延安的打算时,就说要把她和哥哥送到美国留学。父女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父亲说,如果她一定去延安,就登报声明与她断绝父女关系。不久,康岱沙不顾家庭的阻拦悄悄地离家出走,到延安投奔革命去了。此事成为重庆上层社会轰动一时的新闻。
周恩来邓颖超巧劝康家二小姐回家
也许康岱沙以为父亲真的要同她脱离关系,到了延安,她就把康姓取消,改叫岱沙,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革命道路。可父母爱女情深,骨肉之情岂是一句气话就能割舍的?康心之不但没有与康岱沙脱离父女关系,反而找到周恩来,求周恩来帮他找回宝贝女儿。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常驻重庆,康家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与其来往密切。康家何以是重要统战对象呢?康寿桐虽系清末官员,却倾向于维新变法,支持儿子们东渡日本留学,寻求变革之道。康岱沙的大伯父康心孚在日本曾组织中国留学生迎送和安排孙中山访日,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回国后他应蔡元培之邀任教北大,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因劳累猝死,年仅35岁。康岱沙的二伯康心如也参加了同盟会,但他弃文从商,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他尽一切努力支持团结抗战,曾给八路军和延安提供不少帮助。有一次突破国民党的阻挠给延安送了8卡车急需物资,分文不收。康岱沙的父亲康心之在金融界、实业界同样名气不小。康心之一家住在重庆领事巷10号,那里成为上层人士常来常往乃至临时寄居的地方,周恩来就多次到那里同国民党要员于右任、社会名流邵力子、著名报人张季鸾等交往。康岱沙的姐夫张平群当过国民党行政院发言人,也是通过康家与周恩来有过来往。
对这样一个家庭提出的请求,周恩来该如何应对?周恩来自己就是一个从封建家庭走出来的革命者,他对康岱沙的行为自然非常理解,不会对这样一个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泼冷水。一方面要爱护一位离家出走的进步女青年,保护她的革命志向,另一方面要对得起统一战线的朋友,有必要帮助他们把爱女找回身边。二者能够兼顾吗?
周恩来与邓颖超进行了认真的商讨,并找到了良策。利用回延安的机会,先由邓颖超找到岱沙,出面与这位20岁的姑娘谈心,慈善可亲的邓大姐拉着她的手在延河边上一面散步一面聊天。她们谈到岱沙来延安的经过,生活是否习惯,学习如何,等等。然后邓大姐问岱沙与妈妈的感情如何?岱沙说与妈妈的感情可好了,但与父亲闹崩了,现在不姓康了,与家庭没有关系了。就这样,谈话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正题。邓大姐沉思一会儿后对岱沙说:“你走后你的祖母去世了,你的母亲由于挂念你生病卧床不起。你父亲请求我们找到你,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啊?”岱沙坚定地说:“到延安来就是想到前方抗日打鬼子,不想回四川。”邓大姐平静地说:“你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的决心当然很好,谁也不能阻拦你。这就是恩来经常讲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嘛!但是,我问你,干革命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呢?是单枪匹马好,还是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好呢?”岱沙回答当然是人越多越好。邓大姐继续和蔼地说:“你打开地图看看,中国那么大,现在我们这些根据地一共才多大,才有多少人啊!我们要把全中国人民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你看,恩来同志和董老(董必武)他们,也没有直接去前线,而是到国统区去了,就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全民族抗战嘛。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回四川工作,是不是更具备有利的工作条件呢?你可以借助你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嘛。”邓大姐说:你岱沙不就是受别人影响参加革命的吗,为什么你不可以去影响别人呢?
邓大姐的一席话说得是何等朴实无华而道理深刻啊!听了这些话,岱沙还能无动于衷吗?邓大姐嘱咐她,赶紧脱下军装,穿一件普通衬衣,照张照片,给妈妈寄去,好让家里人放心。康岱沙回忆此事时没有讲她当时听到这些话内心如何,但人非草木,如是笔者,虽为男性,也会勾起思念妈妈、祖母、爸爸和全家的深情而热泪盈眶,并为邓大姐如此善解人意、体察人情而感动不已。我推测岱沙听了邓大姐的话是动了容的,因为她果然按邓大姐的指点,穿便装照相给家里寄去,不再与家庭“划清界限”,那个“康”字也最终又恢复原位放到了名字的前面。 接着,就是周恩来的约谈。一见面,周恩来就问岱沙:“耳朵怎么样?听力是否受到影响?”岱沙大为吃惊,自己因感冒高烧引起中耳炎,影响了听力,周恩来怎么知道了这事?周恩来的话使她心里暖融融的,特别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一个劲地点头,极力想表示自己挺好的。接着周恩来问她同家里联系没有。慢慢地岱沙情绪平静下来,谈话逐步深入。周恩来讲了统战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复杂性、艰难性,等等。岱沙回忆说:“周副主席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一点点攻破了我的心理防线,终于使我欣然接受了回大后方工作的任务。”就这样,周恩来、邓颖超引导康岱沙,不能把事情看成仅仅是回到父母身边,而是要利用家庭条件去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扩大抗战力量。这就解决了康岱沙父女之间的矛盾,既满足了父亲要女儿回到身边的愿望,又满足了女儿要革命要抗日的志向。
1940年5月,康岱沙跟随周恩来乘卡车沿着两年前的原路回到重庆。到重庆后,康岱沙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因为周恩来还有不少事情要向她耳提面命亲授机宜。周恩来在百忙中再次同康岱沙进行了长谈,他帮助康岱沙详细分析了她的家庭和主要成员,指导她应该如何对待出入康家的国民党元老、政要,耐心教育她如何看人、看事,具体指导她怎样开展工作。周恩来还详细谈了她的生活安排,叮嘱她一定要先把耳朵治好。让康岱沙吃惊的是,周恩来说:你还可以再争取让你父亲把你与哥哥送到美国去留学,不然就争取考上国内的大学。如今忆起此事,康岱沙仍然非常感慨,深为周恩来眼光之深远而大为敬佩。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人人都在埋头打仗的时候,他就考虑到要利用各种机会派我党人员去美国留学,实属远见卓识。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一天,康岱沙穿上办事处按周恩来、邓颖超的交代特意请人为她赶制的旗袍,帮她打扮了一番,周恩来、邓颖超要亲自乘车把康岱沙送到康家。汽车一直开进大门,直到院子里的网球场才停下。康岱沙的家人都在等候。车停下来,周恩来、邓颖超下车把康岱沙亲手交给了她的父母。康岱沙全家激动不已,一再向周恩来、邓颖超表示衷心感谢!她的庶祖母连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以后她母亲逢人便讲:“人家共产党讲情义,亲自把我女儿从延安送回家。共产党说到办到,真了不起!”康岱沙离家出走投奔延安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周恩来把康岱沙从延安带回交给她的父母,亲朋好友闻讯都来祝贺,又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
对康家二小姐“负责到底”
故事到此本可以为止了,但且慢,国民党那边怎能容忍呢!1943年夏天当改名康艾梅的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准备期末考试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康岱沙在狱中表现很好,牢记周恩来的指示绝不暴露自己的秘密党员身份,坚决不按特务的要求填写表格。家里找到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康岱沙嫂子的父亲李伯申担保,才把她救出来。她出狱后,国民党特务仍严密跟踪监视,随时有再遭逮捕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康岱沙再回延安。她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行前父亲前来与她见面,当父亲明白她为什么必须回延安后,不但没有要求她跟自己回家,反而出乎意料地拿出两个铁罐三五牌香烟,说:听说毛泽东先生烟抽得很凶,你替我把这些烟转给毛先生。他再三要求女儿一定要转达他对毛先生的敬意。最后,他还给女儿一叠钱。曾把爱女从共产党那里要回来的康心之,这一回要把爱女交给共产党。怀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复杂沉重心情,告别了女儿,默默地走了。
由于康岱沙曾经被捕过几天,回到延安,周恩来看了有关材料后又同她作过一次长谈。第二天,周恩来拿着一封封好的信对康岱沙说,这是你的“结论”,现在请龙飞虎陪同你去组织部,一定要把它交给负责组织工作的彭真同志。康岱沙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调查她,在中央组织部看到了这份周恩来亲自为她写的“结论”。恐怕就是这份“结论”成了康岱沙的终身“护身符”,使她在历次审干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诬陷之灾。
由于有上述经历,周恩来、邓颖超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始终关心着康岱沙。特别是回到延安后,可以说,周恩来、邓颖超对康岱沙给予了她自己的父母无法给予的慈爱。有一次康岱沙问邓颖超是如何认识周恩来的,邓颖超讲了经过,接着就问康岱沙有无男朋友。康岱沙说她与男朋友失去联系7年了,他名叫陈朗。他们相识于重庆,重逢在延安,后来却不知去向,不知死话。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康岱沙对找到陈朗已不抱什么希望。令康岱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周恩来、邓颖超竟然把她的陈朗找到了,原来他被派到隐蔽战线工作,改了名字叫陈叔亮。周恩来通过组织把康岱沙调到陈叔亮所在单位,让有情人终结连理。周恩来、邓颖超对康岱沙及其家庭做到了负责到底。
还需要笔者说其他什么话吗?这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如何对待朋友、对待青年、对待工作、对待人情的缩影,真是肝胆相照、体贴入微、出神入化、感人肺腑啊!所以凡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过的人都不能不敬佩他们,就连不少政治上的对手或敌人亦是如此。持各种立场和观点的人,在感到周恩来、邓颖超是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的同时,都首先把他们夫妇看成是品德高尚的人,是最懂人情的人,是正人君子,是最可信赖的人。难怪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难怪著名作家谢冰心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难怪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说:“我过去是信上帝的,现在周恩来就是我的上帝。”难怪尼克松总统说周恩来具有“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类似康岱沙这样受到周恩来夫妇关爱的故事可以举出多少?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受到过周恩来夫妇的真情关爱?又有多少人只不过与周恩来夫妇有过短暂接触、甚至仅一面之交,却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真诚和仁慈?还有多少人即使没有同周恩来夫妇见过面,却从人民对他们的广泛传诵中产生了对他们的爱戴?那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的。周恩来、邓颖超的魅力就是这样而来的。
(责任编辑 文世芳)
康家二小姐偷偷奔赴延安
康家祖籍陕西省城固县。康岱沙的祖父康寿桐1890年到四川做官,曾先后任过三个县的知县,于是康氏大家族就在四川形成和发展起来。这个家族有多大呢?康寿桐娶了三房夫人,到康岱沙这一辈男女共23个孩子,其中有两个连康岱沙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康岱沙的父辈在四川从事金融业和实业,创办了一系列的公司,成为60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董事、监事。抗日战争期间,其二伯父康心如被推选为重庆银行公会主席,连任8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战时粮食极为重要,康岱沙的父亲康心之曾担任四川省粮食储运局局长。
康岱沙就是出生成长在这样一个“温柔富贵乡”的家庭。父亲把他们兄弟姐妹送到上海就学,康岱沙在校吃饭时身边站着一个女佣,添饭加菜均由女佣伺候,平时生活杂事一样也不需要自己动手,大家小姐的派头可想而知。但康岱沙却无法安于过这样的家庭生活。她原名康青乡,1919年2月出生,出生3个月后就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十几岁的她通过目睹社会现状和看进步书刊,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了感触,同情劳苦大众,产生了叛逆心理。特别是,康岱沙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度过的,她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与腐败无能十分愤慨,非常向往革命。1937年上海沦陷前,父亲把他们兄弟姐妹接回重庆后,她开始参加学生运动,接触地下共产党组织,于1938年6月秘密加入共产党。她向党组织提出到延安学习,然后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的请求。当父亲发现她有去延安的打算时,就说要把她和哥哥送到美国留学。父女之间发生了尖锐冲突。父亲说,如果她一定去延安,就登报声明与她断绝父女关系。不久,康岱沙不顾家庭的阻拦悄悄地离家出走,到延安投奔革命去了。此事成为重庆上层社会轰动一时的新闻。
周恩来邓颖超巧劝康家二小姐回家
也许康岱沙以为父亲真的要同她脱离关系,到了延安,她就把康姓取消,改叫岱沙,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革命道路。可父母爱女情深,骨肉之情岂是一句气话就能割舍的?康心之不但没有与康岱沙脱离父女关系,反而找到周恩来,求周恩来帮他找回宝贝女儿。当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常驻重庆,康家是我党的重要统战对象,与其来往密切。康家何以是重要统战对象呢?康寿桐虽系清末官员,却倾向于维新变法,支持儿子们东渡日本留学,寻求变革之道。康岱沙的大伯父康心孚在日本曾组织中国留学生迎送和安排孙中山访日,成为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回国后他应蔡元培之邀任教北大,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因劳累猝死,年仅35岁。康岱沙的二伯康心如也参加了同盟会,但他弃文从商,走的是实业救国道路。他尽一切努力支持团结抗战,曾给八路军和延安提供不少帮助。有一次突破国民党的阻挠给延安送了8卡车急需物资,分文不收。康岱沙的父亲康心之在金融界、实业界同样名气不小。康心之一家住在重庆领事巷10号,那里成为上层人士常来常往乃至临时寄居的地方,周恩来就多次到那里同国民党要员于右任、社会名流邵力子、著名报人张季鸾等交往。康岱沙的姐夫张平群当过国民党行政院发言人,也是通过康家与周恩来有过来往。
对这样一个家庭提出的请求,周恩来该如何应对?周恩来自己就是一个从封建家庭走出来的革命者,他对康岱沙的行为自然非常理解,不会对这样一个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泼冷水。一方面要爱护一位离家出走的进步女青年,保护她的革命志向,另一方面要对得起统一战线的朋友,有必要帮助他们把爱女找回身边。二者能够兼顾吗?
周恩来与邓颖超进行了认真的商讨,并找到了良策。利用回延安的机会,先由邓颖超找到岱沙,出面与这位20岁的姑娘谈心,慈善可亲的邓大姐拉着她的手在延河边上一面散步一面聊天。她们谈到岱沙来延安的经过,生活是否习惯,学习如何,等等。然后邓大姐问岱沙与妈妈的感情如何?岱沙说与妈妈的感情可好了,但与父亲闹崩了,现在不姓康了,与家庭没有关系了。就这样,谈话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正题。邓大姐沉思一会儿后对岱沙说:“你走后你的祖母去世了,你的母亲由于挂念你生病卧床不起。你父亲请求我们找到你,把你送回去,你看怎么办好啊?”岱沙坚定地说:“到延安来就是想到前方抗日打鬼子,不想回四川。”邓大姐平静地说:“你投身革命、参加抗战的决心当然很好,谁也不能阻拦你。这就是恩来经常讲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嘛!但是,我问你,干革命是人多好还是人少好呢?是单枪匹马好,还是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好呢?”岱沙回答当然是人越多越好。邓大姐继续和蔼地说:“你打开地图看看,中国那么大,现在我们这些根据地一共才多大,才有多少人啊!我们要把全中国人民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你看,恩来同志和董老(董必武)他们,也没有直接去前线,而是到国统区去了,就是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全民族抗战嘛。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回四川工作,是不是更具备有利的工作条件呢?你可以借助你的家庭与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嘛。”邓大姐说:你岱沙不就是受别人影响参加革命的吗,为什么你不可以去影响别人呢?
邓大姐的一席话说得是何等朴实无华而道理深刻啊!听了这些话,岱沙还能无动于衷吗?邓大姐嘱咐她,赶紧脱下军装,穿一件普通衬衣,照张照片,给妈妈寄去,好让家里人放心。康岱沙回忆此事时没有讲她当时听到这些话内心如何,但人非草木,如是笔者,虽为男性,也会勾起思念妈妈、祖母、爸爸和全家的深情而热泪盈眶,并为邓大姐如此善解人意、体察人情而感动不已。我推测岱沙听了邓大姐的话是动了容的,因为她果然按邓大姐的指点,穿便装照相给家里寄去,不再与家庭“划清界限”,那个“康”字也最终又恢复原位放到了名字的前面。 接着,就是周恩来的约谈。一见面,周恩来就问岱沙:“耳朵怎么样?听力是否受到影响?”岱沙大为吃惊,自己因感冒高烧引起中耳炎,影响了听力,周恩来怎么知道了这事?周恩来的话使她心里暖融融的,特别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一个劲地点头,极力想表示自己挺好的。接着周恩来问她同家里联系没有。慢慢地岱沙情绪平静下来,谈话逐步深入。周恩来讲了统战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复杂性、艰难性,等等。岱沙回忆说:“周副主席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一点点攻破了我的心理防线,终于使我欣然接受了回大后方工作的任务。”就这样,周恩来、邓颖超引导康岱沙,不能把事情看成仅仅是回到父母身边,而是要利用家庭条件去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扩大抗战力量。这就解决了康岱沙父女之间的矛盾,既满足了父亲要女儿回到身边的愿望,又满足了女儿要革命要抗日的志向。
1940年5月,康岱沙跟随周恩来乘卡车沿着两年前的原路回到重庆。到重庆后,康岱沙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住在八路军办事处,因为周恩来还有不少事情要向她耳提面命亲授机宜。周恩来在百忙中再次同康岱沙进行了长谈,他帮助康岱沙详细分析了她的家庭和主要成员,指导她应该如何对待出入康家的国民党元老、政要,耐心教育她如何看人、看事,具体指导她怎样开展工作。周恩来还详细谈了她的生活安排,叮嘱她一定要先把耳朵治好。让康岱沙吃惊的是,周恩来说:你还可以再争取让你父亲把你与哥哥送到美国去留学,不然就争取考上国内的大学。如今忆起此事,康岱沙仍然非常感慨,深为周恩来眼光之深远而大为敬佩。早在抗日战争年代,人人都在埋头打仗的时候,他就考虑到要利用各种机会派我党人员去美国留学,实属远见卓识。
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一天,康岱沙穿上办事处按周恩来、邓颖超的交代特意请人为她赶制的旗袍,帮她打扮了一番,周恩来、邓颖超要亲自乘车把康岱沙送到康家。汽车一直开进大门,直到院子里的网球场才停下。康岱沙的家人都在等候。车停下来,周恩来、邓颖超下车把康岱沙亲手交给了她的父母。康岱沙全家激动不已,一再向周恩来、邓颖超表示衷心感谢!她的庶祖母连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以后她母亲逢人便讲:“人家共产党讲情义,亲自把我女儿从延安送回家。共产党说到办到,真了不起!”康岱沙离家出走投奔延安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周恩来把康岱沙从延安带回交给她的父母,亲朋好友闻讯都来祝贺,又成为传颂一时的佳话。
对康家二小姐“负责到底”
故事到此本可以为止了,但且慢,国民党那边怎能容忍呢!1943年夏天当改名康艾梅的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准备期末考试时,突然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逮捕。康岱沙在狱中表现很好,牢记周恩来的指示绝不暴露自己的秘密党员身份,坚决不按特务的要求填写表格。家里找到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康岱沙嫂子的父亲李伯申担保,才把她救出来。她出狱后,国民党特务仍严密跟踪监视,随时有再遭逮捕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康岱沙再回延安。她住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行前父亲前来与她见面,当父亲明白她为什么必须回延安后,不但没有要求她跟自己回家,反而出乎意料地拿出两个铁罐三五牌香烟,说:听说毛泽东先生烟抽得很凶,你替我把这些烟转给毛先生。他再三要求女儿一定要转达他对毛先生的敬意。最后,他还给女儿一叠钱。曾把爱女从共产党那里要回来的康心之,这一回要把爱女交给共产党。怀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复杂沉重心情,告别了女儿,默默地走了。
由于康岱沙曾经被捕过几天,回到延安,周恩来看了有关材料后又同她作过一次长谈。第二天,周恩来拿着一封封好的信对康岱沙说,这是你的“结论”,现在请龙飞虎陪同你去组织部,一定要把它交给负责组织工作的彭真同志。康岱沙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调查她,在中央组织部看到了这份周恩来亲自为她写的“结论”。恐怕就是这份“结论”成了康岱沙的终身“护身符”,使她在历次审干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诬陷之灾。
由于有上述经历,周恩来、邓颖超就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始终关心着康岱沙。特别是回到延安后,可以说,周恩来、邓颖超对康岱沙给予了她自己的父母无法给予的慈爱。有一次康岱沙问邓颖超是如何认识周恩来的,邓颖超讲了经过,接着就问康岱沙有无男朋友。康岱沙说她与男朋友失去联系7年了,他名叫陈朗。他们相识于重庆,重逢在延安,后来却不知去向,不知死话。这种情况在战争年代是司空见惯的事,康岱沙对找到陈朗已不抱什么希望。令康岱沙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周恩来、邓颖超竟然把她的陈朗找到了,原来他被派到隐蔽战线工作,改了名字叫陈叔亮。周恩来通过组织把康岱沙调到陈叔亮所在单位,让有情人终结连理。周恩来、邓颖超对康岱沙及其家庭做到了负责到底。
还需要笔者说其他什么话吗?这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如何对待朋友、对待青年、对待工作、对待人情的缩影,真是肝胆相照、体贴入微、出神入化、感人肺腑啊!所以凡与周恩来、邓颖超接触过的人都不能不敬佩他们,就连不少政治上的对手或敌人亦是如此。持各种立场和观点的人,在感到周恩来、邓颖超是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革命立场的同时,都首先把他们夫妇看成是品德高尚的人,是最懂人情的人,是正人君子,是最可信赖的人。难怪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共产党的。”难怪著名作家谢冰心说:“周恩来总理是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难怪著名妇科专家林巧稚说:“我过去是信上帝的,现在周恩来就是我的上帝。”难怪尼克松总统说周恩来具有“无与伦比的品格”,“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类似康岱沙这样受到周恩来夫妇关爱的故事可以举出多少?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角度受到过周恩来夫妇的真情关爱?又有多少人只不过与周恩来夫妇有过短暂接触、甚至仅一面之交,却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周恩来夫妇的真诚和仁慈?还有多少人即使没有同周恩来夫妇见过面,却从人民对他们的广泛传诵中产生了对他们的爱戴?那是不胜枚举,数不胜数的。周恩来、邓颖超的魅力就是这样而来的。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