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谢觉哉，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他虽身居高位，但从不以元老自居，不仅自己一生高风亮节、廉洁奉公，还严格要求家乡亲友特别是后辈子女，始终坚持公私分明、不搞特殊化。
　　这封家书写于1950年1月，当时谢觉哉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不久。消息传回湖南宁乡老家，乡亲们纷纷议论着，山沟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都想凭借谢觉哉的“官位”谋求一些特殊照顾，解决调动工作和改善生活待遇等问题。谢觉哉的两个儿子也想去北京看一看，谋个前程。得知亲属们的想法后，谢觉哉特地写了这封信回家，拒绝他们的请托。
　　谢觉哉信中的“焦官”，在湖南方言中意为不挣钱的官，与“肥差”的含义正相反。谢觉哉之子谢飘回忆说，“焦官”就是穷官，老百姓说，像我爸爸这样又不照顾家人，又不提携家人，又不拿钱的人，就叫作“焦官”。
　　信中提到的“周老官”，是谢家同村的一位长工，以勤恳老实闻名，一天到晚不停地做事。谢觉哉以“周老官”作比，意思就是说自己当的是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长工”。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并对搞特殊的那一套深恶痛绝。
　　1949年后，谢觉哉曾三次回到湖南，有两次到南馥冲老家。后来他多次提到这个经历：
　　“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目睹子女和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被破坏，谢觉哉很有意见，多次写信批评、教育：“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谢觉哉严厉批判浮夸风气，深切关心老百姓苦难现状。相较之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做派让人汗颜。
　　回乡时，谢觉哉專门召集家人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他问家里人是不是还记得1950年写的那封信以及附的那首打油诗，他说：“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们千万不能以为是我的亲属而有丝毫的优越感，那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本家有人做了大官，大家都要沾光受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但在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面前，是行不通的。
　　谢觉哉以身作则，注重对子女言传身教，他真切地希望子女们明白“居新社会学新本事”才能立足，而不是借助长辈的权势。1953年10月，谢觉哉又写了一封给两个儿子的家书，批评找关系、走后门的作风，要求子女多从事劳动生产，而不要只想着找个闲差度日：“北京有些升不了学的干部子女，一样要从事劳动生产，有的要回乡去……虽然劳动的方法不是一样，不劳动想吃饭的路，已经堵塞了。你们以为我这里总可以找到饭吃，我这里不是劳动生产机关。”谢觉哉指出，那种“想出去依靠人”、靠关系、搞特殊的观念是封建社会的错误观念，自己也不是封建社会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官僚。他希望子女们明白，党员干部的子女完全是与他人无异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到求学择业，小到衣食住行，都绝不能借着干部职权和地位搞特殊，更要带头做自力更生的表率。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其子女们自食其力，无人求官、无人经商。
　　“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谢觉哉留给子女的这句话，是从革命烽火中走来的老父亲对子女的耳提面命，更是一个共产党前辈写给后辈的肺腑之言。他对亲属、子女的严格要求，正是一个亲手结束旧时代、缔造新时代的革命者对共产党人道德标准和理想家风的生动诠释。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