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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万亿、千万亿？日前，关于征信市场空间有多大的讨论一时沸沸扬扬，估值越说越“邪乎”，最终以官方回应的一句“征信市场规模千亿属于忽悠”为定调，但逐利的资本市场似乎并未被这盆冷水浇得心灰意冷，在他们看来，一场布局了十多年的征信盛宴正在打开。
信用是企业融资症结所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向《经济》记者表示，完善征信体系，对于国家来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旦征信体系建立起来，就可以很快地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在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研究员邹平座看来，当前要想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要建设良好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很多，例如标准普尔为西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我们这方面真正好的信用公司不是很多。”邹平座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国民间的信用及金融生态环境已经恶化，特别是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都出现了不好的趋势，尤其是高利贷、P2P和担保公司跑路的情况，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环境和银行风险管理的信用环境。
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中国现在存在一个严重的信用不对称的问题，信用的基础是产权，我国是一个共有产权为主体的国家，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用不对称，国有企业融资易、成本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外加国企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一个严重的关系型融资，中国金融的超额评定是倾斜的。”邹平座表示，国家应该加强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问题。
一旦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企业去新三板融资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新三板也需要征信系统，方便投资机构识别企业信用。“这里的数据不透明、会计假账、招摇撞骗等问题很复杂，特别需要一个强大的、优质的征信系统。”邹平座说。
这样的征信系统的建立，也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诚信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就认定为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信用交易在各种商业交易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这就需要产生一批第三方征信机构”。
2020年的问卷能否达标？
实际上，近几年来，政策部门的信用建设意识有所提高。从2013年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开始，国家政策频出。2014年6月14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要基本建立；2014年9月4日，国家发改委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纳入政绩考核。这些政策为信用体系建设打开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距2020年的最终目标，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还有多远？
“这两年的情况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出来后，各部门有一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设施数据库的建设方面下了功夫，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信用研究专家陈新年向《经济》记者介绍称。
据陈新年介绍，从2000年之后，信用体系建设就处于加速推动的状态，作为参与起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专家，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为信用体系建设呼吁建言。“从整体来看，现在社会信息依然比较分散。真正有用的数据依然是支离破碎的，没有进行共享。”这让她感到十分忧心，因为每一份成就都来得太过缓慢。
对于这一点，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公司总经理秦凯也感同身受，在他兼任中关村信用数据库秘书长的几年间，深感“征信系统的建立实在太难了”。
“现在人民银行的征信机构管的只是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信用，但是这个太窄了。我们担保业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去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很多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根本查不到，那么企业在小贷、租赁、P2P网贷的信用行为就更不要提了，如果企业不披露，我们根本没法了解企业的债务情况。”
目前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数据，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全面获得。“商务信用信息、工商信用信息系统、法院判决文书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是不连接的。国家这几年花了很多钱，但信用环境还是不好。”陈新年说。
“《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至今，有多少地方政府部门真正落实了？国家一次次的下发文件，甚至还敲定时间表，然而各省、市、县、区级勉强也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规划纲要’后就又不动了。”新华征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不能只停留在教育、宣传的层面上，应该由社会舆论共同促进、监管。
征信市场究竟有多大？
对于“征信市场有千亿规模是忽悠”的说法，一些人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庞大的金融市场就摆在那里。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金融有几百万亿的规模，征信市场千亿市场规模也不是忽悠，说千亿市场可能还太少，有万亿规模甚至更多。”邹平座说。
新华征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对个人征信行业的理解多数仍然停留在卖征信报告的业态，这种理解已经过时。“目前个人征信市场仅为数亿元级别，虽然有数家公司此前运营并积累了一部分数据，但受到牌照限制风险，行业内普遍未对该市场投入资源，目前各征信公司已经着手加大资源投入。由于信用管理需求一直未被满足，因此在供需的方向一致情况下，我认为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未来将打造的征信产业链主要包含上游的数据供应商、中游的征信机构和下游的征信使用方。实际上，这三个方面的市场需求都不在少数。
“在美国，征信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征信机构获取信息需向信息提供者支付费用，而信息使用者使用信息也需要向征信机构按价付费。”新华征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做了信用评级后，在市场交易、融资贷款、大众消费、行政管理等方面，有了可供参考的信用标签，所以收费是可行的。 陈新年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市场需求。“假如我是一个雇主，要招聘员工，这个人的很多信用信息是不确定的，那我是否雇用他？然而现在社会上并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提供这样的数据。如果有这样的机构，在我要去上海跟一家企业合作时，就可以找到对方的资料，看它有没有诉讼记录，再决定要不要去合作，即便是付费，也值得。”陈新年说，信用机构的缺失，导致了现在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合作成本非常高，而失信的成本却很低。
即便是对于银行来说，也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征信体系的建立。“现在银行为什么愿意贷款给国企呢？觉得有国家信用做担保；为什么不愿意贷给小企业呢？就是因为没有这种信用信息。大家反复说征信中心已经有多少海量信息，但显然是不够的，否则为什么还惜贷呢？”陈新年说，互联网上的信贷机构，也亟需建立信用系统，没有抵押就把钱贷出去，风险太大。
“如果能够形成几家有规模的征信机构，那么市场需求也就能得到满足。”陈新年认为，这就要推动数据的开放。
谁来打破部门利益？
现在之所以很难取得个人和企业的全面信用数据，就是因为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在其成立、存续、衰退到破产的整个生命周期需要与工商、税务、行业主管部门、银行、消防、海关和司法等发生联系，目前重要数据均分散在各个主管部门，整合难度较大。
而信息由谁来归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陈新年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依然有行政壁垒需要打破。“现在就卡在这，谁都想以自己的数据库为基础做全国的数据库。央行可能认为，我有一些信贷数据，也需要一些非金融类的数据，别的部门的数据可以纳入到我的征信系统中来；工商部门就认为工商的信用数据也很重要，想把别的信息纳入到它的基础信息中去。”
面对这个难题，陈新年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不做全国数据库，而是大家分别自己做数据库，做好了之后互联互通。“但互联互通能实现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谁都把着不肯放。所以还是要建立一个权威部门，类似于一个公益性的组织，把这些信息统一起来，而不是交给具体哪个部委负责，它可以是官方办的，但不要有那么浓厚的部门色彩，也可以由几家部门共同参与治理，对信息的使用进行监督，以免利用信息谋利。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在一定的权限内共享自己的数据。”张承惠说，只有建立这样的一套机制才能完全打破部门间的各自为政。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征信平台的建立是一个综合性工作，非常不容易，“这就不单是中央和地方的问题，更是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问题，现在恰恰是每个部门自成一体，因此中央要有一个整体的考虑，避免各个地方各行其是”。
在陈新年看来，各个部门在建立信用市场方面，不要太多地考虑部门利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要成为某些部门争取项目资金的借口，每个部门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数据必须要进行开放，不要通过数据去赚钱，像一些增值服务，例如提供信用报告，不是政府部门该做的，要鼓励征信机构去做”。
“信用造假跟空气污染一样，对每个人都有伤害。如果走弯路，延缓了信用体系建设也很痛心，规划纲要要求在2020年完成目标，大家再拖下去，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陈新年说。
互联网能否实现倒逼？
互联网企业一向被各领域看成“颠覆力量”，他们进入征信市场或将倒逼整个信用体系的加速建设。
“有点竞争好，大家就比效率。”张承惠说。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所长王叁寿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征信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都会有这种民间辅助性的数据机构作补充。“大数据分析的一大特点是要基于数据量的大而全，民间数据处理机构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舆情分析等，能够有效补充征信体系建设所需要的数据、信息资源，这是完善征信体系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央行在征信机构开放方面的考量，使征信机构不断涌现。今后我们的征信平台也会出现像支付宝一样规模的、重量级的征信公司。这些公司会大范围地促进中国融资的平等化、信用的对称化、金融的民族化。邹平座说，中国需要打造一批质量好、技术强、系统好、守规则的征信公司，“8家根本不够，要进一步发展，但要规范发展，不能成为炒钱的公司，而是要建成高技术的、有水平的征信平台”。
陈贵表示，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展是中国信用体系建立的有效路径。“失信惩戒机制，仅靠行政司法等手段治标不治本。政府应当好信用法规制定者和全程监督的仲裁者，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过长、过深、过细必然产生不良后果。”
但这个市场多大程度对民间机构打开仍有待商榷。
“征信是数据，非常敏感，一些民间机构做评级可以，评级是在征信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信用来做一个评判，这个可以市场化，但是在采集数据这一块，还是应该由政府来管理。”秦凯表示，征信的市场化一定要把握好度。
此外从采集数据的可行性上看，也应该由政府负责这个领域。“他们从哪里能合法地找到数据？工商局的数据能给他吗？还是得花钱去买。现在的一些比较大的征信机构，他们采集数据怎么采集？有时候甚至是找一堆信息员到处跑，连招聘市场都去，把别人丢掉的个人简历都收集上来，作为它的数据，所以征集数据对民间的一些征信机构来说，太难了。”
信用是企业融资症结所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向《经济》记者表示，完善征信体系，对于国家来讲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旦征信体系建立起来，就可以很快地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在中国人民银行首席研究员邹平座看来，当前要想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要建设良好的信用评级机构。
“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很多，例如标准普尔为西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我们这方面真正好的信用公司不是很多。”邹平座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国民间的信用及金融生态环境已经恶化，特别是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信用关系，都出现了不好的趋势，尤其是高利贷、P2P和担保公司跑路的情况，严重影响到了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信用环境和银行风险管理的信用环境。
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制度，有利于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中国现在存在一个严重的信用不对称的问题，信用的基础是产权，我国是一个共有产权为主体的国家，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用不对称，国有企业融资易、成本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外加国企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一个严重的关系型融资，中国金融的超额评定是倾斜的。”邹平座表示，国家应该加强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融资难问题。
一旦信用体系建立起来，企业去新三板融资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新三板也需要征信系统，方便投资机构识别企业信用。“这里的数据不透明、会计假账、招摇撞骗等问题很复杂，特别需要一个强大的、优质的征信系统。”邹平座说。
这样的征信系统的建立，也是顺应了时代的需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诚信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就认定为进入信用经济时代，信用交易在各种商业交易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这就需要产生一批第三方征信机构”。
2020年的问卷能否达标？
实际上，近几年来，政策部门的信用建设意识有所提高。从2013年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开始，国家政策频出。2014年6月14日，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要基本建立；2014年9月4日，国家发改委将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纳入政绩考核。这些政策为信用体系建设打开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么距2020年的最终目标，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还有多远？
“这两年的情况是，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出来后，各部门有一些具体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设施数据库的建设方面下了功夫，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信用研究专家陈新年向《经济》记者介绍称。
据陈新年介绍，从2000年之后，信用体系建设就处于加速推动的状态，作为参与起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的专家，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为信用体系建设呼吁建言。“从整体来看，现在社会信息依然比较分散。真正有用的数据依然是支离破碎的，没有进行共享。”这让她感到十分忧心，因为每一份成就都来得太过缓慢。
对于这一点，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公司总经理秦凯也感同身受，在他兼任中关村信用数据库秘书长的几年间，深感“征信系统的建立实在太难了”。
“现在人民银行的征信机构管的只是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信用，但是这个太窄了。我们担保业都有一个共识，就是去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很多个人和企业的信用根本查不到，那么企业在小贷、租赁、P2P网贷的信用行为就更不要提了，如果企业不披露，我们根本没法了解企业的债务情况。”
目前对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数据，我们依然没有办法全面获得。“商务信用信息、工商信用信息系统、法院判决文书系统，这些系统之间是不连接的。国家这几年花了很多钱，但信用环境还是不好。”陈新年说。
“《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至今，有多少地方政府部门真正落实了？国家一次次的下发文件，甚至还敲定时间表，然而各省、市、县、区级勉强也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规划纲要’后就又不动了。”新华征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经济》记者表示，中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不能只停留在教育、宣传的层面上，应该由社会舆论共同促进、监管。
征信市场究竟有多大？
对于“征信市场有千亿规模是忽悠”的说法，一些人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庞大的金融市场就摆在那里。
“金融的基础是信用，金融有几百万亿的规模，征信市场千亿市场规模也不是忽悠，说千亿市场可能还太少，有万亿规模甚至更多。”邹平座说。
新华征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场对个人征信行业的理解多数仍然停留在卖征信报告的业态，这种理解已经过时。“目前个人征信市场仅为数亿元级别，虽然有数家公司此前运营并积累了一部分数据，但受到牌照限制风险，行业内普遍未对该市场投入资源，目前各征信公司已经着手加大资源投入。由于信用管理需求一直未被满足，因此在供需的方向一致情况下，我认为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未来将打造的征信产业链主要包含上游的数据供应商、中游的征信机构和下游的征信使用方。实际上，这三个方面的市场需求都不在少数。
“在美国，征信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征信机构获取信息需向信息提供者支付费用，而信息使用者使用信息也需要向征信机构按价付费。”新华征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做了信用评级后，在市场交易、融资贷款、大众消费、行政管理等方面，有了可供参考的信用标签，所以收费是可行的。 陈新年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也感受到了这种强烈的市场需求。“假如我是一个雇主，要招聘员工，这个人的很多信用信息是不确定的，那我是否雇用他？然而现在社会上并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提供这样的数据。如果有这样的机构，在我要去上海跟一家企业合作时，就可以找到对方的资料，看它有没有诉讼记录，再决定要不要去合作，即便是付费，也值得。”陈新年说，信用机构的缺失，导致了现在企业的用工成本和合作成本非常高，而失信的成本却很低。
即便是对于银行来说，也需要一个更为完善的征信体系的建立。“现在银行为什么愿意贷款给国企呢？觉得有国家信用做担保；为什么不愿意贷给小企业呢？就是因为没有这种信用信息。大家反复说征信中心已经有多少海量信息，但显然是不够的，否则为什么还惜贷呢？”陈新年说，互联网上的信贷机构，也亟需建立信用系统，没有抵押就把钱贷出去，风险太大。
“如果能够形成几家有规模的征信机构，那么市场需求也就能得到满足。”陈新年认为，这就要推动数据的开放。
谁来打破部门利益？
现在之所以很难取得个人和企业的全面信用数据，就是因为这些数据分散在各个部门。企业作为独立法人主体，在其成立、存续、衰退到破产的整个生命周期需要与工商、税务、行业主管部门、银行、消防、海关和司法等发生联系，目前重要数据均分散在各个主管部门，整合难度较大。
而信息由谁来归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陈新年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依然有行政壁垒需要打破。“现在就卡在这，谁都想以自己的数据库为基础做全国的数据库。央行可能认为，我有一些信贷数据，也需要一些非金融类的数据，别的部门的数据可以纳入到我的征信系统中来；工商部门就认为工商的信用数据也很重要，想把别的信息纳入到它的基础信息中去。”
面对这个难题，陈新年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不做全国数据库，而是大家分别自己做数据库，做好了之后互联互通。“但互联互通能实现吗？”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谁都把着不肯放。所以还是要建立一个权威部门，类似于一个公益性的组织，把这些信息统一起来，而不是交给具体哪个部委负责，它可以是官方办的，但不要有那么浓厚的部门色彩，也可以由几家部门共同参与治理，对信息的使用进行监督，以免利用信息谋利。发改委、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在一定的权限内共享自己的数据。”张承惠说，只有建立这样的一套机制才能完全打破部门间的各自为政。
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余凌云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征信平台的建立是一个综合性工作，非常不容易，“这就不单是中央和地方的问题，更是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问题，现在恰恰是每个部门自成一体，因此中央要有一个整体的考虑，避免各个地方各行其是”。
在陈新年看来，各个部门在建立信用市场方面，不要太多地考虑部门利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要成为某些部门争取项目资金的借口，每个部门都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数据必须要进行开放，不要通过数据去赚钱，像一些增值服务，例如提供信用报告，不是政府部门该做的，要鼓励征信机构去做”。
“信用造假跟空气污染一样，对每个人都有伤害。如果走弯路，延缓了信用体系建设也很痛心，规划纲要要求在2020年完成目标，大家再拖下去，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陈新年说。
互联网能否实现倒逼？
互联网企业一向被各领域看成“颠覆力量”，他们进入征信市场或将倒逼整个信用体系的加速建设。
“有点竞争好，大家就比效率。”张承惠说。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所长王叁寿也向《经济》记者表示，在征信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都会有这种民间辅助性的数据机构作补充。“大数据分析的一大特点是要基于数据量的大而全，民间数据处理机构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舆情分析等，能够有效补充征信体系建设所需要的数据、信息资源，这是完善征信体系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央行在征信机构开放方面的考量，使征信机构不断涌现。今后我们的征信平台也会出现像支付宝一样规模的、重量级的征信公司。这些公司会大范围地促进中国融资的平等化、信用的对称化、金融的民族化。邹平座说，中国需要打造一批质量好、技术强、系统好、守规则的征信公司，“8家根本不够，要进一步发展，但要规范发展，不能成为炒钱的公司，而是要建成高技术的、有水平的征信平台”。
陈贵表示，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展是中国信用体系建立的有效路径。“失信惩戒机制，仅靠行政司法等手段治标不治本。政府应当好信用法规制定者和全程监督的仲裁者，政府行政干预过多、过长、过深、过细必然产生不良后果。”
但这个市场多大程度对民间机构打开仍有待商榷。
“征信是数据，非常敏感，一些民间机构做评级可以，评级是在征信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信用来做一个评判，这个可以市场化，但是在采集数据这一块，还是应该由政府来管理。”秦凯表示，征信的市场化一定要把握好度。
此外从采集数据的可行性上看，也应该由政府负责这个领域。“他们从哪里能合法地找到数据？工商局的数据能给他吗？还是得花钱去买。现在的一些比较大的征信机构，他们采集数据怎么采集？有时候甚至是找一堆信息员到处跑，连招聘市场都去，把别人丢掉的个人简历都收集上来，作为它的数据，所以征集数据对民间的一些征信机构来说，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