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先生是民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行事风格和偏激主张历来褒贬不一。他确有一些独到的创见，如首称孙文为“孙中山”；首倡北洋政府总理为“执政”；敢于穿梭在军阀、猛人之间调停争讼；又曾被鲁迅骂为“老虎总长”、“落水狗”；生活在白话文时代，主张新旧文化“调合论”却六十年如一日用文言写作；借给毛泽东两万银圆不问用途慷慨解囊；90高龄仍笔耕不辍，终撰成巨著《柳文指要》，其书曾作为国礼馈赠给美国总统尼克松……
　　
　　
　　李大钊虽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章士钊的评语是“才不如识，识不如德”，以表示对他高贵品格的景仰。
　　从东瀛归国后，李大钊主篇《晨钟报》，章士钊则在北京大学执教，潜心治学。1918年2月，由章氏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当时章士钊所任图书馆主任即由李大钊接任。
　　1925年，章氏参加段祺瑞内阁。李大钊多次对章士钊夫人吴弱男说“行严(章士钊，字行严)沉溺太深”，恐难自拔，多次直言劝其“不要去趟政界的混水”。此后，二人很少晤面，但两人交情依然如故。李大钊夫人赵纫兰与章夫人吴弱男经常走动，李大钊有时亦来东城区魏家胡同章宅串门。后来，章氏三子拜李大钊为师，专攻政治经济学；李大钊之长女李星华亦拜章夫人为义母。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章士钊夫妇不遗余力设法营救。他曾找到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请他转告张大帅：“切不可为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继之，又奔走呼号，动员社会知名人士200多人联名请保李大钊先生生命。李大钊殉难后的第二天，章士钊夫妇拿着香烛和冥纸，来到宣武门外长椿寺，在李大钊灵前祭奠。章氏捶胸顿足恸哭，在场目击者无不潸然落泪。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校园内建立李大钊纪念室，章士钊已年届古稀，曾专程去瞻仰并赋诗抒怀。上款题的是“守常老兄”，下款落“士钊”。诗云：
　　隙尘何微微，朝夕通其辉。
　　人生多有托，君去独不见。
　　青林有蝉鸣，赤日无鸟飞。
　　裴回东南望，双泪空沾巾。
　　他睹物思人，不时喃喃自语，表达他对李大钊的思念之情。
　　
　　三
　　
　　章士钊是第一个称孙文为“孙中山”的人。孙中山先生初名汶，后作文，号逸仙，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曾化名“中山樵”。1903年，章氏为宣传“孙文主义”，最早翻译编写出《大革命家孙逸仙》的小册子，他取书中“中山樵”(日本姓氏)的“中山”二字，缀以孙先生本姓之后，称之“孙中山”。从此孙先生的英名尽为人知，孙先生对此称谓也表示认可。
　　章氏又是将北洋政府首脑称作“执政”的首倡者。1924年，段祺瑞出掌北洋政府，延请章士钊入阁任教育总长。章氏建言不称总理而称“执政”，段嫌这一官名不雅，连连摇头，章则坚持己见，认为谐音作“直政”预示好兆头，遂被段祺瑞采纳。但是这“段执政”为人不直，操持军政大权后干了许多祸国殃民的勾当。
　　
　　1904年春，章士钊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为会长，章为副会长。8月，华兴会决定11月1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与杨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不料因事机不密走漏风声，长沙起义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等人先后聚沪，计划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11月19日发生了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被捕，次日章去监狱探望万福华，被侦探跟踪，结果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到破坏，张继、章士钊等10多人被捕，因此再起义的计划中辍。后在蔡锷等社会贤达的营救下，章士钊等人被保释出狱。
　　章氏出狱后即赴日本寻求救国良策。1905年他回顾了过去的活动，特别是在上海被捕的经过，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志，感到内疚，“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无可收拾”；同时从日本的变法自强中，发觉教育的重要，因而思想起了变化。从此，他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章氏曾三次游学欧洲，研究西方哲学、政治学、法学，对康德、柏格森、马克思、弗洛伊德诸家学说均有翻译文字和论文，对逻辑学研究最下功夫。他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设计，主张政党内阁制，不灵；继主张联邦制，又不灵；遂向后转，主张复古，重圆中华帝国梦。他反对新文化运动，思想上鼓吹“新旧循环论”，政治上提倡“农业立国论”，成为后来“乡治派”的理论奠基人。他49岁应张学良之聘，任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被杜月笙待为上宾。杜聘其为法律顾问，执业律师。
　　1933年，南京政府审判陈独秀，章氏出庭为陈辩护，慷慨陈词力证陈氏无罪，一时令庭审法官举措失常。上海伪维新政府成立时，曾多次拉章氏入伙，均遭罢斥；国民党邀其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接见，赞其所撰“逻辑学”富有哲理，且深入浅出，邀他到中央训练团和中央警校授课。他不拿讲义，口若悬河，听者无不津津乐道。1943年，所著《逻辑指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