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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往往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和奥运金牌，而是在于国民的教育程度和生存质量，而图书馆系统的发达程度往往直接影响着国民的启蒙和教化。
曾经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这世上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一年前，一位名叫梁慧星的法学家，卖掉了北京的一处房产，获得了近百万元的资金，他和家人商议后决定用这笔资金在自己的家乡捐建一座图书馆。
梁慧星出生在四川省青神县汉阳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四川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地处成都西南部，距离成都110多公里。
那是一个读书奢侈的年代。在梁慧星的记忆中，当年这个小镇上曾有過一个文化站办的阅览室，面积十几平米，里面只有少量的民间故事、少儿读物和农业科技图书。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阅览室，给了梁慧星这个农家子弟一片求知的新天地。他当时一有机会就去这个阅览室看书，在那里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和爱好。人生是一次短暂又奇特的旅行，很可能，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阅览室，或者因为这个阅览室里的几本书，会把他引向外面更深远的世界。这一切，多么令人回味和感恩！
1962年夏天，走出这个偏远小山村的梁慧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后来他又考取了中国社科院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民法学研究，后来担任《法学研究》主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成为著名法学家。
梁慧星在图书馆落成仪式的致辞中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曾在汉阳镇生活了25年，小的时候，镇上那个小小的阅览室改变了我这一生。汉阳镇的父老乡亲给了我一个阅览室，我今天要还一个图书馆作为报答。”其实，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法学家梁慧星的这一行动的影响力显然已经超出了汉阳乡的天际。随后的日子里，周边乡镇里也传来了另一家图书馆即将开工兴建的讯息。
一个人，即便是一个名人，改变社会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我们无力改变一个大环境，就尝试去改变一个小环境。无数小环境发生了改变，大环境的改变还会远吗？学者熊培云也曾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他说：“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你让一个县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你就完成了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这两千盏灯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笔者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多年，直到今天，在自己的脑海里，一直深感这个世界上头号强盛的国家最富有冲击力的事物，并不是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也不是洛杉矶的好莱坞，而是千千万万个社区公共图书馆。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共有近12万个各类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大部分在社区乡镇）有9445个。按照美国三亿人口计算。平均2500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调查表明，每年至少有11亿人次光顾过公共图书馆。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主要由财政税收支持，设立管理委员会，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和提供服务。
有统计表明，中国在图书馆上花的钱，仅占GDP的0.01%左右，是美国的1/10。同时，由于美国GDP是中国的三倍左右，人口是中国的1/4，如果按照人均计算，美国的图书馆开支是中国的120倍。
在美国开车，随时可以看到路边竖立着公共图书馆的标志。在小城镇里，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规模通常都明显大于市政厅的建筑规模。美国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中最重要的免费公共空间，除了为人们提供免费读书、借书的机会之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文化聚会以及社交活动，成为连接社区居民的纽带。在美国大小城市的街头，乃至十分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随处可见手捧书本的人。美国人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图书馆免费借来的。
在美国，每年光顾公共图书馆的人次远远超过观看体育比赛、听音乐会以及参观博物馆的人次总和。孩子放学以后，如果父母不在家，需要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公共图书馆就是最好的选择；老年人希望排遣孤独和寂寞，在公共图书馆里安静地看书读报也是最佳的选择。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美国社会里庞大的公共图书馆已经完全融入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往往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和奥运金牌，而是在于国民的教育程度和生存质量，而图书馆系统的发达程度往往直接影响着国民的启蒙和教化。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不乏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譬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但是在中国的广大中小城镇，农村和边远地区，图书馆的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之大实在令人叹息。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希望看到，在中国大地上，有更多的像梁慧星教授捐建的汉阳镇图书馆那样的公共空间，里面有人在静静地读书，体验着人间天堂的感受。
曾经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公共图书馆馆长的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曾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这世上如果有天堂，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一年前，一位名叫梁慧星的法学家，卖掉了北京的一处房产，获得了近百万元的资金，他和家人商议后决定用这笔资金在自己的家乡捐建一座图书馆。
梁慧星出生在四川省青神县汉阳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四川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地处成都西南部，距离成都110多公里。
那是一个读书奢侈的年代。在梁慧星的记忆中，当年这个小镇上曾有過一个文化站办的阅览室，面积十几平米，里面只有少量的民间故事、少儿读物和农业科技图书。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阅览室，给了梁慧星这个农家子弟一片求知的新天地。他当时一有机会就去这个阅览室看书，在那里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和爱好。人生是一次短暂又奇特的旅行，很可能，一个人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阅览室，或者因为这个阅览室里的几本书，会把他引向外面更深远的世界。这一切，多么令人回味和感恩！
1962年夏天，走出这个偏远小山村的梁慧星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后来他又考取了中国社科院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民法学研究，后来担任《法学研究》主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成为著名法学家。
梁慧星在图书馆落成仪式的致辞中意味深长地说：“自己曾在汉阳镇生活了25年，小的时候，镇上那个小小的阅览室改变了我这一生。汉阳镇的父老乡亲给了我一个阅览室，我今天要还一个图书馆作为报答。”其实，这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法学家梁慧星的这一行动的影响力显然已经超出了汉阳乡的天际。随后的日子里，周边乡镇里也传来了另一家图书馆即将开工兴建的讯息。
一个人，即便是一个名人，改变社会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我们无力改变一个大环境，就尝试去改变一个小环境。无数小环境发生了改变，大环境的改变还会远吗？学者熊培云也曾在自己的家乡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他说：“中国有2000多个县，如果你改变一个县，就是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你让一个县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你就完成了两千分之一的改变。如果这两千盏灯一个个都亮起来，对于当下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种改变！”
笔者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多年，直到今天，在自己的脑海里，一直深感这个世界上头号强盛的国家最富有冲击力的事物，并不是纽约曼哈顿的华尔街，也不是洛杉矶的好莱坞，而是千千万万个社区公共图书馆。
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共有近12万个各类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大部分在社区乡镇）有9445个。按照美国三亿人口计算。平均2500人就拥有一个图书馆。调查表明，每年至少有11亿人次光顾过公共图书馆。在美国，公共图书馆主要由财政税收支持，设立管理委员会，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和提供服务。
有统计表明，中国在图书馆上花的钱，仅占GDP的0.01%左右，是美国的1/10。同时，由于美国GDP是中国的三倍左右，人口是中国的1/4，如果按照人均计算，美国的图书馆开支是中国的120倍。
在美国开车，随时可以看到路边竖立着公共图书馆的标志。在小城镇里，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规模通常都明显大于市政厅的建筑规模。美国公共图书馆作为社区中最重要的免费公共空间，除了为人们提供免费读书、借书的机会之外，还经常举办各种文化讲座、文化聚会以及社交活动，成为连接社区居民的纽带。在美国大小城市的街头，乃至十分拥挤的地铁和公共汽车上，随处可见手捧书本的人。美国人看的书，大部分都是图书馆免费借来的。
在美国，每年光顾公共图书馆的人次远远超过观看体育比赛、听音乐会以及参观博物馆的人次总和。孩子放学以后，如果父母不在家，需要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么，公共图书馆就是最好的选择；老年人希望排遣孤独和寂寞，在公共图书馆里安静地看书读报也是最佳的选择。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美国社会里庞大的公共图书馆已经完全融入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往往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和奥运金牌，而是在于国民的教育程度和生存质量，而图书馆系统的发达程度往往直接影响着国民的启蒙和教化。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不乏有世界一流的图书馆，譬如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广州图书馆等。但是在中国的广大中小城镇，农村和边远地区，图书馆的建设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之大实在令人叹息。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希望看到，在中国大地上，有更多的像梁慧星教授捐建的汉阳镇图书馆那样的公共空间，里面有人在静静地读书，体验着人间天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