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党中央交给上海的光荣使命，也是新时代出给我们的历史考题……”去年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的讲话言犹在耳。整整一年过去了，今年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全球卓越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再次成了题中之义。
　　上海市长应勇在1月27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到“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以及“进一步用好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标识度。”
　　在2019年上海两会召开之际，《新民周刊》记者专访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张涛甫教授。张涛甫认为，在全国来说，上海本就是一座注重文化氛围的城市，曾经开风气之先。在如今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道路上，上海应该主动追求文化上的主体性建构，实现自我超越。
　　从当年领全国风气之先，到未来领全球风气之先，将是从中国一线大都市到全球卓越城市的必然飞跃……

“口红效应”有价值

　　“上海是一个注重文化氛围、文脉，甚至有点小资情调的城市。”这是张涛甫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觉。
　　“小资”，曾经是个热词。不粗糙，不功利，注重生活品质，注重人文趣味，这些都是“小资”的标识。然而，在经济加速发展的年代，“小资”一词在许多地方似乎不大有人提了。
　　上海不然。2018年5月，莫斯科大剧院将尼古拉·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经典歌剧《沙皇的新娘》带到上海大剧院，开票当天1小时内，售出1200张票。更令国内一些剧院经营者惊奇的是，上海歌剧院推出的威尔第歌剧《纳布科》，在业内都算是“冷门”，却能在开演前半个月卖光门票。
　　“洋”的热，不代表“土”的冷。去年10月，作家贾平凹到上海做讲座。“他那一口高度乡土化地域化的陕西土话，许多上海人听不懂。” 张涛甫说，“但他的讲座照样叫座又叫好。这说明上海人对各种文化有天生的好奇感。从好奇感入手，接触、理解，再到接受或者拒绝这种文化，成为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没有好奇感，没有对新生事物广为接纳的胸怀，上海无法称之为上海，上海的文化也不会有与众不同的积淀。
　　张涛甫认为，就红色文化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上海开始的。再往前溯，百余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如果没有上海作为基础，很难想象会在北京如火如荼。

　　就海派文化来说，早年，无论主动地还是被动，西方近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第一落点都是上海。当年，上海在接触外来文化方面，领先度、开放度、接触度都有别于国内其他地方。这不仅缘于上海的地缘优势，还与一座城市的文化机制与精神向度相关联。尽管在有些年月里，这样的关联是不自觉的，但其决定了这座城市引领全国、开风气之先的一种走向。
　　就江南文化来说，其特有的那种细腻，重人文，亲自然……这些文化品味和韵致无不与江南山水和人文的浸润、化育无形关联，上海的江南文化是有外围渐次辐射过来的，上海开埠以来，一大批江南文人、知识分子前来谋生、置业寻梦，将他们身上的文化积累和生活方式也捎带过来了，沉淀、发酵，进而成长为新的文化疆域。
　　作为对媒介与社会、媒介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张涛甫向记者特别提到上海现代报刊历史。他认为，中国早期现代报刊媒介的发育，数上海最为成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文化生态和媒介生态。遥想百多年前，南起福州路，北到南京路，在如今的山东中路一带，曾有过名动中外的“报馆街”。1872年《申报》创立于此，1893年《新闻报》创立于此，1904年《时报》创立于此……而这样的传承没有断绝。譬如前些年纸质报刊又一次火热的时期，“东早”“外滩”，还有历史悠久的“新民”，按张涛甫的说法：这些报刊的调性，很难在其他城市出现。这些报刊的有些栏目，主要受众在上海，很有文化腔调。这说明了，上海这座城市天生有亲文化的基因。即便如今媒体告别纯印刷时代，上海媒体的调性依然有着传承。
　　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有意识地追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并对之有功能性安排。在张涛甫看来，如果单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去考量，诸如东方明珠塔、上海体育场、上海大剧院，都是未必值得去做的。“上海几乎是在别人围着高度物质主义的滚滚洪流时，就在做文化铺垫。”张涛甫解释道，“文化，有时候具有口红效应，其不一定能管得了肚子饿不饿，却具有象征意义。文化起到的作用，是养眼养心，是赏心悦目。上海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自觉进入文化建设的状态，是因为上海的传统、基础。”

“集聚效应”正当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不少城市相继进入相对自觉地进行文化建设的阶段。如果上海仍像过去一段时期一样进行文化建设，固然不能算故步自封，但肯定是没有脱离窠臼的。“去年的人代会提出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我觉得上海在文化上，就不能再是中国视野下的定位了。否则就不能实现自我超越。全球城市，全球视野，上海要告别过去‘追星’模式，告别那种复制、粘贴别人的模式。譬如世界上，别的国家的大都市有歌剧院，有科技馆，有博物馆，我们也得有，那还不是全球视野。全球视野，在于追求一种‘全球卓越’的文化定位。”张涛甫说，“我认为，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如果去简单复制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就没意思了。” 　　如今，走在纽约时报广场、中央公园，仍能感受到百多年前的辉煌，分明能感受到，纽约当年的成就是引领世界的。东京亦然，不过那又是1960年代起始的另一种风华。从现在到2035年，如果上海主动追求文化上的主体性建构，并成功实现自我超越的话，那么，必将引领当代世界风气之先。
　　作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张涛甫做一线调研时，对三个方面的情况特别关注：科创、文化、媒体。他坦承，在一些方面，上海还存在短板。以文化为例，他说：“我很难感受、把握上海整个文化发展的清晰脉络。现在上海的文化建设，仍是像盆景点缀一般。”此种点缀，一方面证明了上海这座城市是有文化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尚缺那么一些整链条的顶层设计和大手笔的战略布局。
　　从功利的角度理解上海当下的文化建设，张涛甫感觉其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譬如上海电影产业的效益就不错。但是，假若从文化的角度去衡量，就会发现，当下上海距离“文化之都”尚有一些距离。
　　以影业为例。上海电影传统足以让人回味良久，诞生过许多优秀国产片。从早年的《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到建国后的《南征北战》《女篮五号》，再到改革开放早期的《天云山传奇》《城南旧事》《巴山夜雨》，无论是反映哪些地区的人与事，这些电影都有浓浓的上海电影的味道。更不用说上海曾经涌现出那么多的电影明星。然而如今上海电影产业距离为“文化之都”增色，还有巨大的空间。

　　上海如果将来希望成为新的科创、文化方面的引领者、定义者，就必须超前定位。

　　如今许多人回忆上海的1930年代，感觉有滋有味。那是大众媒介——出版、电影等产业在上海形成集聚效应所留下的痕迹。如果希望50年后、100年后的人们对今日上海有深刻印象，构建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必不可少。张涛甫说：“单靠个体，无法成就高亮度。单靠一颗星，无法成为星河……”
　　从构建上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角度来说，张涛甫亦认为，需要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如今，浦东正在建造上图东馆、上博东馆和大歌剧院。在张涛甫看来，这些工程就不能再亦步亦趋学习别家，而要站在中国立场，站在上海方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高度去定位，从上海文化自身的逻辑出发，做好文化公共设施的定位和内涵建设。
　　提及为何要在浦东建造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等，張涛甫认为，这是在上海已有不错的市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提升。“几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如果只有一座体育场、一个歌剧院，在人们普遍小康以后，就显得容量不那么够了，且需要结构性调整以弥补功能性短板。”
　　从GDP增长的角度衡量，上海的演出场所、展览场所是否设置过多呢？这当然需要市场调研，但在张涛甫看来，即便这些文化艺术场所不能直接带来拉动GDP的经济效益，对于上海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不能完全以GDP去考量。”张涛甫说，“我们需要这些‘吃饱了撑的时候’的精神慰藉。文化上的补给，就是精神补品。没有这些东西，生活将是干涩、枯燥的。有了这些东西，整个城市就滋润起来了。”譬如文学创作、诗歌，有时候需要沙龙或者讲座作为滋培之土。以当年巴黎的沙龙为例，从单个沙龙的贡献来讲，似乎并没有太多建设性。但从文化本质上来讲，其成为一座城市的生活方式。一些伟大的思想、奇妙的创意，往往会不经意从某个朋友的沙龙闲谈中突发奇想出来。

　　“一座城市的节奏不能过于紧张，需要闲暇、留白与从容。”张涛甫认为，有时候在目标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人们的脚步不应该过于匆忙，也无需过于焦虑。与过去一些年相比，上海目前更需要把握节奏。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强调发展质量。而文化，恰恰能给一座城市的发展质量注入内涵，因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新起跑线”上选“赛道”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兴起，新的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层出不穷，与以往相比，堪称巨变。“很多城市都看到了这一点。目前，大家都在‘新起跑线’上选择‘赛道’，上海毫无疑问要抓住机会。”张涛甫说。
　　难度当然是不小的。以往城市发展更多依托地缘优势——譬如依水而生，譬如依交通枢纽而发展壮大，而如今，随着高铁、航空网的密织，城市间交通便利性上的差异正在缩小。譬如贵阳数谷，引领了贵州产业跨越式升级。上海要考虑的，就不该是领先别家几个身位的问题，而是需要寻求整数级的超越。
　　应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上海要“着力提升科技创新中心的集中度和显示度”。“上海如果将来希望成为新的科创、文化方面的引领者、定义者，就必须超前定位。”张涛甫说，“譬如在科技中心建设上，上海必须要有功能性的定位——究竟是硅谷式的，还是纽约式的？目前来看，张江高科技园区似乎有点硅谷式的感觉。”另一方面，在产业选择上，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设计，而非盲目的跟从资本的力量，不能放纵趋利性产业的驱动。张涛甫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不能过于放纵那种快感、欲望性的东西。上海比其他地方更早面临这些方面的诱惑，比如游戏产业、电竞产业，以及一些新兴产业非理性的繁荣，都要警惕。要给资本的逐利冲动加以笼头、缰绳。”
　　重新抢占科技制高点，并很好地与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结合起来，必将形成新的文化高地。然而，这一切需要人来支撑，其关键又在教育。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9年的重点工作，其中有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方面的内容。作为教育工作者，张涛甫赞同应勇所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他说：“教育的本质是人的培养。我所说的人，不是简单的单向度的人，应该是全面的人。过往，在实际操作中，一直存在功利性偏向，甚至把美育这样的无用之用功利化了。我觉得，教育不能精确和精致到每一个点位上，要有从容和留白。”张涛甫打比方说，教育就像用手抓沙子，抓得过紧，沙子反而会漏掉很多，不抓、完全放任，则也不行。“现在所有与教育相关的方面——学生、老师、家长、管理者，没有一方是轻松的。我觉得高考改革还要继续，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张涛甫说，“我们要建设全球卓越城市，必须要想到——人在哪里？我们的目的是提升这座城市人的生活品质。生活没有质量，城市就是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