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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国骙广州番禺的家里，墙上挂满了他八十岁后四处游历的留影。大多是他骑跨着马、狮、虎的镜头，不管它是真的，还是石头的。
他盯着照片中的自己，收不住一脸陶醉。“谁料得到……老夫还能开得弓，上得马啊。”叠声感叹里，他的食指勾成一个“九”字。
即使今年已经九十岁，周国骙仍是褐眉乌发。平日里喜欢穿一条白色西裤，更衬出他超越年龄的活力。就在十天前，他还独自拖着二十公斤行李，转徙青海、香港。
在青海“西宁监狱”大门口留影时，他一脸“到此一游”的满足感。脖子上挎着一个加长镜头相机，格外醒目。
“现在这玩意儿，只好用来当拍照的道具啦。”老头自嘲。当年，他能熟练地摆弄十多种美制、日制，或者西德进口的军用相机。
1957年，他潜入国内执行间谍任务时第一次被捕，在西北荒漠里服刑十七年（总刑期二十五年）。出狱不满四年，他又再因“特务罪”被判入狱十五年，直到过了退伍年龄。
时至今日，青年时代在凤山陆军学校结业式上的一幕，他仍记忆犹新。“蒋公（介石）点到我，问‘周国……这最后一个字，怎么念？’我反应很快，‘骙（音‘葵’），就是骏马强壮的意思。’”
大半生的间谍生涯，却有四十年在狱中度过。对一个1949年前投效国民党的年轻人来说，几乎葬送了他身为军人的前途；对一个根在大陆的老人而言，戴着“派遣特务”的帽子，又让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背负“反革命”的罪名。
从青海故地重游归来，他马不停蹄南下香港，在昔日“难友”面前“晒”了一圈西行见闻。他们感叹他“命硬”，身子骨也硬。
“从十一岁开始，我作息规律，不烟不酒，现在的健康，都拜三十年代蒋公搞‘新生活运动’所赐。”
当着他面提及过去，老头会不自觉地扬起下颚，脸上的笑意如回音般荡开，往事如坠莫测的深谷。
过关
只身在香港的几天，周国骙如老马识途，转悠着寻访旧景与故交。那里散落着他的“难友”，1949年后从事情报活动，在大陆“失事”被捕的台湾间谍们。
香港，曾是周国骙们从台湾潜入大陆的中转站。两岸关系紧张时期，情报人员一旦在对方地盘被捕，动辄被处极刑。香港这一身份暧昧的地带，遂成各方间谍暗战之所，有着“前进基地”之名。
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已到耄耋之年，同为在“前进基地”被吸收的谍报人员，他们在“工作”时不曾相识；但陷入大陆的牢狱之灾，却把他们的后半生捆绑在了一起。
今年八月的一次聚会上，一桌老人窃窃交谈，在国语、粤语和上海话间灵活切换，偶尔迸出一两句字正腔圆的英文。
大陆、台湾和香港，这海峡两岸三地构成了老间谍重要的人生版图。他们在大陆从事谍报工作，台湾是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治核心，而香港，是戏剧性地成为他们晚年所依赖的庇护之所。
简志均，今年已89岁，他在50年代做过英皇家空军的译员，后被国民党海工委吸收为一名间谍，1983年在上海被捕，判刑15年。姜建国，今年78岁，曾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上海特派员，1987年在上海落网，被判15年。林应彪，今年74岁，在汕头行过两年船，供述中他自称效命于台湾“中情局”（实为“军情局”），1983年被捕，判刑14年。最年轻的陶志芬，今年71岁，曾任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华东地区专员”，1984年在广东肇庆被捕，判刑15年。
周国骙在他们当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他持有香港、台湾两地居民身份，如今在粤、港、台三地闲居，奔走两岸出入自如。平时回广州番禺的家，他惯走莲花山入境。“这里过关手续简便，人少”。
从香港驶出的快船到莲花山，耗时不过一小时五十分。船入珠江水道，像是厌倦了两岸风景，他很快就在座位里睡着了。等到扯下黑色眼罩，虎门大桥正悬头顶。离靠岸还有五分钟，他醒来得正好，睡眠有如上了发条。
这次过关，不想却遇到了一点磕绊。
他随身携带的十来本在港出版的自传，被海关查扣。一位女公务员翻动着书页频频皱眉，耐着性子跟眼前的老头解释，“你这个书里的内容我们只能交上级部门审核，因为你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明白吗？”
“明白，明白……”老头脸上堆起谦卑的笑容，开箱安检的刹那，掠过的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很快隐匿不见。
随后填表、登记等一应手续，他毕恭毕敬地遵旨照办。临了，反倒是海关办事员说了一句，“厉害，厉害，当了五十年间谍，还做到过中校啊！”
直到1990年代初，从内地出入香港，还只有罗湖一个口岸。周国骙记得第一次入境香港，“挤不上罗湖的木桥，我们只能雇小工走水路。”
那是1949年，他只有二十五岁，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毕业后，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充任文员。在溃退的乱军中，他追随参谋长许亚殷夫妇，一路南逃至香港。“幸好表姐（许亚殷的妻子徐慧珠）懂几句粤语，在关口蒙混了过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港英当局对罗湖口岸加强了巡检。凡从内地离境过关、貌似有身份的人物，都会遭一洋、一华两名海关人员的盘诘。这个洋人，往往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五处（MI5）的特工。
“罗湖入境处的小楼空场上，常可以看到列队被扣留的男女，里面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尤其多。”周国骙说，效命于台湾当局的间谍人员，进可由此潜入大陆，活动于“情报一线”；退可留守香港，保持和“后方”的通畅联络。
而此时的周国骙，真假证件齐全。表面上，是九龙塘马头围道某诊所挂牌执业的“中医针灸师”。事实上，早在1955年，他已在台湾阳明山，宣誓就职国民党“军情局”大陆研究所中校。
“卖命钱”
国民党撤至台湾后，蒋介石签署了《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毛森、蒋经国等先后打出了“绥靖军”“救国军”的旗号，组织部队骚扰东南沿海；西南滇缅边境，残余的国民党军在李弥等指挥下，各张旗鼓“反攻大陆”。
周国骙则追随李弥，从高雄上船在曼谷登岸，再转乘长途汽车途径清迈，抵达“大本营”孟萨，加入了一支在云南、缅甸边境作战的“孤军”。他每晚都用一架使用干电池的简易收音机，收听台北“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 电波里传来的嘶嘶杂音，该波段时时受到昆明台的强力干扰。周国骙还是勉力把消息速记下来，再用刻蜡板油印，每周出一期《反攻》以振军心。这在谍报工作中，称为“心战”。
在瘴疠之地硬撑了三年，这支孤军在联合国的施压下回到了台湾。身为“有功之臣”，周国骙回台后晋级中校。在阳明山经过“一对一”的特训后，于1957年被作为“单兵”派回大陆。
最初知道“党国”赋予自己的使命是潜回大陆，是在淡水举办的台湾“国防部”游击干部训练班上。该班的班主任是1950年后长期把持岛内情报系统的“小先生”蒋经国。
班上除了少量旧“军统”“中统”人员，大部分是从大陆赴台的流亡学生中招考来的。因为有“中国新专”毕业的底子，周国骙所在的第十二军溃散后，他就经人介绍进入了“淡水班”。
“毕业之后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潜入大陆做地下工作，要么分发到各情报单位任职，没有第三条。”南方初秋的溽热加重了空气中的水分，周国骙的语调也滞缓了起来，起身拉上窗帘。
离开淡水的那个晚上，下着毛毛细雨。错过了到沙仑的小火车，他只得花二元叫了部三轮。这用光了身上的现钞。
待命出发前，每个人刚刚领到新台币240元的薪饷。“当时官价三元折银元一块，我们领了六十六个船形银元，另补新台币两元，外加棉毛衫一件。这就是当年‘革命’、玩命和卖命的本钱。”
同期的学员里，有的很快传出“失事”的坏消息。1954年，港澳报刊大幅报道过一则悬案。澳门某大厦，有一身份不明者跳楼自杀，等大批葡警赶至，现场只留下一些文书资料被焚化的痕迹。后来，周国骙知道，死者叫李超英，几天后，他的遗像就被供奉在台湾“国安局”小礼堂。
周国骙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监所、劳改营里，清理出两百多名活了下来的台湾特工，被遣送回台湾。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淡水班的人。”
他至今记得当年被招考入游训班的情形。应招考试时，考官只问了三个问题：你肯不肯为国家牺牲？你怕不怕死？派你去大陆你敢不敢？那时他二十六岁，什么都不在乎，心想要干就大干他一番，“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怕什么？
结训式，蒋介石在台上，一干学员在台下高唱，“冲进北京城，活捉毛泽东”。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国骙，满脑子是“反共抗俄，雪耻复仇”的念头。
“失事”
这次的登陆点锁定香港，也就是他随国民党军溃败后，撤离大陆的第一个落脚点。
在香港接他上岸的，是“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军统”时期的戴笠副手郑介民，在此纠集了一批人马，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此时效命于“南方执行部”的间谍，既有社会名流，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徐复观，更不乏贩夫走卒之辈。像周国骙这样直接从台湾派来的吃饷军人，属于“核心干部”；就地发展的一大批“外干”和“运用人员”，则难于计数。
香港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曾撰文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有着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这片情报人员的乐土，各方情报机构也极具膨胀。”
曾长期担任台“军情局”港澳、东南亚等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庞家钧，在盘点当年“前进基地”的情报工作时，有此记述，“我于一九八一年夏第三次派港工作……早年小小的香港，光情报局派驻的单位此时竟有三十个之多！”
台湾阳明山的单训，目标是把周国骙培养成一名“万能特工”，抵达“前进基地”香港，周国骙在站稳脚跟之后立图北上“反攻”。1957年，他从顾姓联络官手里拿了八百港币，身负“发展组织、架设电台”的任务，第一次登上了驶往北方的列车。
在前方等待他的是军人的光荣，还是间谍的宿命？周国骙没有多想。他更没想到的是，还未到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就被大陆的国安机关侦知了行踪。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
1957年12月26日，他前脚刚踏进阔别多日的上海老家，他就被二姐轰了出来。“快走，快走。一个礼拜前，派出所就已经有人上门，来打听你了。”
他赶紧掉头南下广州，并用密写信将情况通报“前进基地”。火车还没在广州站停稳，从上海来的国安人员，就将这个“美蒋特务”在车厢里抓获。
二进宫
1957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失事”后，周国骙起先都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徒刑的周国骙，在提篮桥一直被关押到北部湾事起（1964年，越战由此开启），才被转押到青海，进行劳动改造。
数百名“美蒋特务”两两铐在一起，被装进闷罐车，沿沪宁线从南京过江，转津浦线上徐州，再换陇海线西行。
按公安部规定，囚车不得在正规车站停靠，这辆“特务专列”走走停停，不时在支线上移进移出，花了七天才走完两天的行程。
在这样的夜里，他会徒生莫名的期待：相信墙外部队“反攻”在望。在荒芜的青海劳教农场，他甚至组织起“中华复兴社”。事败之后，又遭加刑十年。
“我算是幸运的，他们自己人比我还要苦。”周国骙褪下裤子，亮出屁股上弹片划过的瘀痕。那是因为他不听话，狱吏鸣枪示警所致。“我记得牢里还有个中共的安徽省厅级干部，直接被枪毙在监狱里。”
那年头外面正闹“三年自然灾害”，在青海的牢里，“我们每个礼拜，至少还有六两牛羊肉吃，比上海市的人均配给还要多；每个月还有四十几块工资，回老家的农村攀谈起来，羡慕的大有人在。”
1980年代“二进宫”时，他已年过六旬，本已在香港安享晚景。一位当年狱友请其介绍加入台湾情报系统，周国骙为他写了封介绍信，被国安部门截获后成了他一桩新的罪证。
回想起来，他颇为怀疑“当年是吃了钩子”。那时，正逢两岸关系再次紧张，他订阅的《香港时报》上，满天飞的都是两岸飞行员驾机投敌阵的消息。
在大陆，一股“打间谍”之风也在司法系统愈演愈烈。周国骙所在的七号楼囚室，眼见陆续充塞进更多的年轻人。陶志芬、姜建国、林应彪等，入狱时正值壮年，一判一二十年，出狱时几乎同为皓首老翁。
在那个时期，提篮桥监狱整编第七大队的第一、第二组，成为关押“派遣特务”的专号。他们多半一潜入大陆，即被安全机关盯上，还未及执行“任务”，就狼狈落网。 “这就是台湾军情系统的乱！”半辈子埋葬狱中，言及“失事”的肇因，周国骙的笑脸上青筋暴起。
同监室的姜建国，招供时的经历，让他摇头。“他们审了他很久，他都没有招。直到对方拿出证据：在芝山岩本部，他和台湾军情局的人吃饭的视频。让人无话可说。”
七大队二组组长陶志芬，同样怀疑自己是遭“地鼠”出卖。和周国骙一样，1984年，他携妻刚入境，目的是往北京“策反”时任北京邮电学院院长的叔父梁石。但夫妇俩刚在肇庆落脚，从上海远道赶来的国安人员就将他抓获。
陶志芬的上级吴华，又名吴道明。十年后，在台湾被以“泄露派赴大陆特工名单”等罪名遭起诉，酿成岛内轰动一时的“双面间谍吴道明案”。诉讼历时七年之久，台湾高等法院三次落槌，一审曾判其“唯一死刑”。
“有些基地指挥官在派遣情报员赴大陆之前，先把名单卖给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到情报员入境被俘或遭枪决，指挥官再以遗属名义向台湾申领抚恤金。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言及此，周国骙至今难于释怀，“这些‘地鼠’啊！”
在提篮桥狱中，周国骙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大寿。到那时，他对自己的处境已是安之若素。他甚至觉得，比起1957年进来的那次，中共对他们这群“反革命”已颇为优待，“至少有肉吃，小卖部有卖午餐盒罐头。”
结切与索赔
如今，在国内住着女儿盖的三层独栋楼，每年还可从台湾领取生息18%的退休金，周国骙过得可谓逍遥。
其他人因无军中经历，多没有台湾当局供养的“幸运”。五六年前，他们每人得了一笔台湾“军情局” 发放的两至三万美元不等的“结切金”，就被了断大半生的间谍生涯。现在，每月靠盘算着手头香港政府给予的三千多块综援金过活。
2007年4月，这群打着“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旗号的老头，出现在位于芝山岩的台湾“军情局”本部。除了从这里走出的周国骙，好些人是第一次迈进效命单位的门槛。
所谓“受难者协会”，实为台湾“敌前敌后作战返台国军官兵权益联合促进会”的香港分支团体。该组织专事为1949年后潜入大陆不幸被捕的特工人员，向台湾政府索赔，十年里在台发展了数百名会员。
由于1997年后不再适用“敌前敌后”的说法，周国骙等2007年在香港发起成立分会时，在警署改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选择在那个时间点公众亮相，他们显然经过了精心考量。随行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一语道破，“再过一年，就要进行台湾领导人换届选举，国民党此次志在必得，在此之前爆出这样不利的负面新闻，很可能扼住国民党未来四年命运的咽喉。”
代表“军情局”出面挡驾的王参谋，语尽商量的口吻：“请诸位高抬贵手，在2008年5月20日大选后，再行诉求索偿。”
此时在台湾“军情局”局长任上的沈世籍，属蓝营人物，在他之前三任局长，都是由陈水扁直接任免。“江南案”后，台湾军情局饱受公共舆论的责难，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也江河日下。
“军情系统的作为不会介入任何政党政治”，自丁渝州始（1998至1999年任台湾军情局长），成了历任长官首先恪守的戒律，以适应台湾肇始两党轮流执政后的新形势。
暗地里，老国民党员周国骙被他们说动，自愿退出了“受难者协会”。当年宣誓“效忠党国”的老间谍们，在国内已众叛亲离。如今出得牢房，却懵然发现成了无主的人。
由于从事工作的特殊属性，当年发展他们的上司，大多只留下一个联络代号，陶志芬等被告知“查无资料备案”。而单凭一份大陆的“特务罪”判决书，在台湾军情局方面，甚至得不到事实认可。
重新翻开三十多年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给陶志芬、简志均等所下达的一纸“特务罪”判决书，可以发现，“截获的密写信”被列为他们锒铛入狱的主要物证。
而所谓“密写信”，由这帮只经过突击受训的情报人员说来，“不过是用毛笔，沾着洗洁精与味精调制的溶液，吹干后再用普通墨水写上一层无关内容，然后投递到台湾方面的某指定信箱里。”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当年投寄“密写信”换回“经费”的指定邮箱，收到的大多是这群“老间谍”们的一封封申诉邮件。
为解决1949年后大陆“失事”间谍赔偿问题，台湾军情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代号“钟志强”。三十几封“老间谍”们投往“司法部”、“立法委”的上书，最后得到一概是“钟志强”的铁面回复：他们的诉求要么过了《军情法》的溯及期限，要么不适用《冤狱赔偿法》。
今年七月，陶志芬委托女儿亲往台湾军情局要求赔付入狱期间薪俸。从负责接待的王参谋嘴里，得来一句更为莫名的回复，“像你父亲那样在大陆‘失事’的情报人员，总数有十万，我们怎么赔得过来？”
出狱十年，活到九十岁的周国骙，越来越频繁地经历着当年的“战友”与“难友”相继亡故。“像我们这样的人，回到台湾的不过百来号，现在大陆和香港幸存的更少，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2007年上访台湾军情局后，这群老间谍在写下的《陈情书》里与其说饱含热望，不如说浸透着进退失凭的忧惧。“千盼万盼盼国民党重新执政，千望万望望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
岁月催人，周国骙却只轻描淡写了一句，“现在台湾变成轮流执政了。就算国民党现在愧对我们，但我一生没有愧对它。”
陶志芬 (71岁)
从事职业：技工
加入组织：1983年加入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被委任为华东地区专员
“失事经过”：1984年10月，奉派回大陆执行任务，策反时任北京邮电学院院长的舅父梁石，未及策反成功，即被上海市安全局在肇庆抓获，并截获其与三名“下线”的密写通信若干封。1985年7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特务罪判刑十五年。
生活现状：无生活来源。在香港和原配妻女生活在一起。患有陈旧性心脏病，曾在狱中保外就医，目前常往返于香港、大陆之间就医。
摄影_孙海
台湾间谍活动
1937年4月 蒋介石在大陆成立特务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来改称“保密局”，陈立夫任局长，戴笠担任处长。
1949年7月
“军统局”改为“保密局”，由大陆撤往台湾。
1950年代到1970年代
台湾的战略是确保“台澎金马”伺机反攻大陆。台谍几乎全部经香港进入大陆活动。
1970年代
蒋经国的后期，香港开始成为台湾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当时大陆逐渐开放，利用香港商人进行一定的训练、派进大陆就成为情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1985年
“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为“军事情报局”。
2000年以后目前在大陆活动的台谍大多数是被编内间谍发展的普通台胞。台湾情报部门只管提供经费、发布指令，至于这些“新手”的人身安全，就听天由命了。
台海间谍王
李克农
（1899～1962）
曾用名李震中。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龙潭三杰”之一，“中共特工王”之称。国共内战时期，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钱壮飞
（1895～1935）
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1年，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务。
袁殊
（1911～1987）
原名袁学易或名为学艺，化名曾达斋。他有中统、青红帮、日伪的伪装，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间谍人员。以多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的环境中与敌周旋，为党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
沈安娜
（1915～2010）
1939年入党。生前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2010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沈之岳
（1913～1994）
1964年6月起任“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并成了康生的得意弟子。国民党全面崩溃败退台湾后，还曾化装潜入大陆活动，在澳门指挥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全身而退。
唐纵
（1905～1981）
1945年9月起，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主持国民党在全国的警政。1949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同年赴台，初任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收编赴台特务人员，筹划特务情报作业。
郑介民
（1897～1959）
国民党上将，军统主要领导之一。1944年夏，准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月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1949年10月从香港转美国，秘密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力图使美国决定继续实行对华军援。
毛人凤
（1898～1956）
原名毛善余，后更毛人凤，浙江省江山人。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 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
戴笠
（1897～1946）
原名春风，字雨农，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担任军统局局长。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
他盯着照片中的自己，收不住一脸陶醉。“谁料得到……老夫还能开得弓，上得马啊。”叠声感叹里，他的食指勾成一个“九”字。
即使今年已经九十岁，周国骙仍是褐眉乌发。平日里喜欢穿一条白色西裤，更衬出他超越年龄的活力。就在十天前，他还独自拖着二十公斤行李，转徙青海、香港。
在青海“西宁监狱”大门口留影时，他一脸“到此一游”的满足感。脖子上挎着一个加长镜头相机，格外醒目。
“现在这玩意儿，只好用来当拍照的道具啦。”老头自嘲。当年，他能熟练地摆弄十多种美制、日制，或者西德进口的军用相机。
1957年，他潜入国内执行间谍任务时第一次被捕，在西北荒漠里服刑十七年（总刑期二十五年）。出狱不满四年，他又再因“特务罪”被判入狱十五年，直到过了退伍年龄。
时至今日，青年时代在凤山陆军学校结业式上的一幕，他仍记忆犹新。“蒋公（介石）点到我，问‘周国……这最后一个字，怎么念？’我反应很快，‘骙（音‘葵’），就是骏马强壮的意思。’”
大半生的间谍生涯，却有四十年在狱中度过。对一个1949年前投效国民党的年轻人来说，几乎葬送了他身为军人的前途；对一个根在大陆的老人而言，戴着“派遣特务”的帽子，又让他在历次政治斗争中背负“反革命”的罪名。
从青海故地重游归来，他马不停蹄南下香港，在昔日“难友”面前“晒”了一圈西行见闻。他们感叹他“命硬”，身子骨也硬。
“从十一岁开始，我作息规律，不烟不酒，现在的健康，都拜三十年代蒋公搞‘新生活运动’所赐。”
当着他面提及过去，老头会不自觉地扬起下颚，脸上的笑意如回音般荡开，往事如坠莫测的深谷。
过关
只身在香港的几天，周国骙如老马识途，转悠着寻访旧景与故交。那里散落着他的“难友”，1949年后从事情报活动，在大陆“失事”被捕的台湾间谍们。
香港，曾是周国骙们从台湾潜入大陆的中转站。两岸关系紧张时期，情报人员一旦在对方地盘被捕，动辄被处极刑。香港这一身份暧昧的地带，遂成各方间谍暗战之所，有着“前进基地”之名。
当年的幸存者如今已到耄耋之年，同为在“前进基地”被吸收的谍报人员，他们在“工作”时不曾相识；但陷入大陆的牢狱之灾，却把他们的后半生捆绑在了一起。
今年八月的一次聚会上，一桌老人窃窃交谈，在国语、粤语和上海话间灵活切换，偶尔迸出一两句字正腔圆的英文。
大陆、台湾和香港，这海峡两岸三地构成了老间谍重要的人生版图。他们在大陆从事谍报工作，台湾是他们曾经效力的政治核心，而香港，是戏剧性地成为他们晚年所依赖的庇护之所。
简志均，今年已89岁，他在50年代做过英皇家空军的译员，后被国民党海工委吸收为一名间谍，1983年在上海被捕，判刑15年。姜建国，今年78岁，曾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上海特派员，1987年在上海落网，被判15年。林应彪，今年74岁，在汕头行过两年船，供述中他自称效命于台湾“中情局”（实为“军情局”），1983年被捕，判刑14年。最年轻的陶志芬，今年71岁，曾任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华东地区专员”，1984年在广东肇庆被捕，判刑15年。
周国骙在他们当中年龄最长，资格最老。他持有香港、台湾两地居民身份，如今在粤、港、台三地闲居，奔走两岸出入自如。平时回广州番禺的家，他惯走莲花山入境。“这里过关手续简便，人少”。
从香港驶出的快船到莲花山，耗时不过一小时五十分。船入珠江水道，像是厌倦了两岸风景，他很快就在座位里睡着了。等到扯下黑色眼罩，虎门大桥正悬头顶。离靠岸还有五分钟，他醒来得正好，睡眠有如上了发条。
这次过关，不想却遇到了一点磕绊。
他随身携带的十来本在港出版的自传，被海关查扣。一位女公务员翻动着书页频频皱眉，耐着性子跟眼前的老头解释，“你这个书里的内容我们只能交上级部门审核，因为你看问题的角度和我们不一样，明白吗？”
“明白，明白……”老头脸上堆起谦卑的笑容，开箱安检的刹那，掠过的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很快隐匿不见。
随后填表、登记等一应手续，他毕恭毕敬地遵旨照办。临了，反倒是海关办事员说了一句，“厉害，厉害，当了五十年间谍，还做到过中校啊！”
直到1990年代初，从内地出入香港，还只有罗湖一个口岸。周国骙记得第一次入境香港，“挤不上罗湖的木桥，我们只能雇小工走水路。”
那是1949年，他只有二十五岁，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毕业后，在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充任文员。在溃退的乱军中，他追随参谋长许亚殷夫妇，一路南逃至香港。“幸好表姐（许亚殷的妻子徐慧珠）懂几句粤语，在关口蒙混了过去。”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港英当局对罗湖口岸加强了巡检。凡从内地离境过关、貌似有身份的人物，都会遭一洋、一华两名海关人员的盘诘。这个洋人，往往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五处（MI5）的特工。
“罗湖入境处的小楼空场上，常可以看到列队被扣留的男女，里面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尤其多。”周国骙说，效命于台湾当局的间谍人员，进可由此潜入大陆，活动于“情报一线”；退可留守香港，保持和“后方”的通畅联络。
而此时的周国骙，真假证件齐全。表面上，是九龙塘马头围道某诊所挂牌执业的“中医针灸师”。事实上，早在1955年，他已在台湾阳明山，宣誓就职国民党“军情局”大陆研究所中校。
“卖命钱”
国民党撤至台湾后，蒋介石签署了《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毛森、蒋经国等先后打出了“绥靖军”“救国军”的旗号，组织部队骚扰东南沿海；西南滇缅边境，残余的国民党军在李弥等指挥下，各张旗鼓“反攻大陆”。
周国骙则追随李弥，从高雄上船在曼谷登岸，再转乘长途汽车途径清迈，抵达“大本营”孟萨，加入了一支在云南、缅甸边境作战的“孤军”。他每晚都用一架使用干电池的简易收音机，收听台北“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 电波里传来的嘶嘶杂音，该波段时时受到昆明台的强力干扰。周国骙还是勉力把消息速记下来，再用刻蜡板油印，每周出一期《反攻》以振军心。这在谍报工作中，称为“心战”。
在瘴疠之地硬撑了三年，这支孤军在联合国的施压下回到了台湾。身为“有功之臣”，周国骙回台后晋级中校。在阳明山经过“一对一”的特训后，于1957年被作为“单兵”派回大陆。
最初知道“党国”赋予自己的使命是潜回大陆，是在淡水举办的台湾“国防部”游击干部训练班上。该班的班主任是1950年后长期把持岛内情报系统的“小先生”蒋经国。
班上除了少量旧“军统”“中统”人员，大部分是从大陆赴台的流亡学生中招考来的。因为有“中国新专”毕业的底子，周国骙所在的第十二军溃散后，他就经人介绍进入了“淡水班”。
“毕业之后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潜入大陆做地下工作，要么分发到各情报单位任职，没有第三条。”南方初秋的溽热加重了空气中的水分，周国骙的语调也滞缓了起来，起身拉上窗帘。
离开淡水的那个晚上，下着毛毛细雨。错过了到沙仑的小火车，他只得花二元叫了部三轮。这用光了身上的现钞。
待命出发前，每个人刚刚领到新台币240元的薪饷。“当时官价三元折银元一块，我们领了六十六个船形银元，另补新台币两元，外加棉毛衫一件。这就是当年‘革命’、玩命和卖命的本钱。”
同期的学员里，有的很快传出“失事”的坏消息。1954年，港澳报刊大幅报道过一则悬案。澳门某大厦，有一身份不明者跳楼自杀，等大批葡警赶至，现场只留下一些文书资料被焚化的痕迹。后来，周国骙知道，死者叫李超英，几天后，他的遗像就被供奉在台湾“国安局”小礼堂。
周国骙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在各监所、劳改营里，清理出两百多名活了下来的台湾特工，被遣送回台湾。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是淡水班的人。”
他至今记得当年被招考入游训班的情形。应招考试时，考官只问了三个问题：你肯不肯为国家牺牲？你怕不怕死？派你去大陆你敢不敢？那时他二十六岁，什么都不在乎，心想要干就大干他一番，“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怕什么？
结训式，蒋介石在台上，一干学员在台下高唱，“冲进北京城，活捉毛泽东”。时年二十七岁的周国骙，满脑子是“反共抗俄，雪耻复仇”的念头。
“失事”
这次的登陆点锁定香港，也就是他随国民党军溃败后，撤离大陆的第一个落脚点。
在香港接他上岸的，是“国民党南方执行部”。“军统”时期的戴笠副手郑介民，在此纠集了一批人马，进行半公开的活动。
此时效命于“南方执行部”的间谍，既有社会名流，如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徐复观，更不乏贩夫走卒之辈。像周国骙这样直接从台湾派来的吃饷军人，属于“核心干部”；就地发展的一大批“外干”和“运用人员”，则难于计数。
香港现代史学会会长胡志伟曾撰文称，“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有着东方‘卡萨布兰卡’之称。这片情报人员的乐土，各方情报机构也极具膨胀。”
曾长期担任台“军情局”港澳、东南亚等分支机构负责人的庞家钧，在盘点当年“前进基地”的情报工作时，有此记述，“我于一九八一年夏第三次派港工作……早年小小的香港，光情报局派驻的单位此时竟有三十个之多！”
台湾阳明山的单训，目标是把周国骙培养成一名“万能特工”，抵达“前进基地”香港，周国骙在站稳脚跟之后立图北上“反攻”。1957年，他从顾姓联络官手里拿了八百港币，身负“发展组织、架设电台”的任务，第一次登上了驶往北方的列车。
在前方等待他的是军人的光荣，还是间谍的宿命？周国骙没有多想。他更没想到的是，还未到此行的目的地，似乎就被大陆的国安机关侦知了行踪。难道有人走漏了风声？
1957年12月26日，他前脚刚踏进阔别多日的上海老家，他就被二姐轰了出来。“快走，快走。一个礼拜前，派出所就已经有人上门，来打听你了。”
他赶紧掉头南下广州，并用密写信将情况通报“前进基地”。火车还没在广州站停稳，从上海来的国安人员，就将这个“美蒋特务”在车厢里抓获。
二进宫
1957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失事”后，周国骙起先都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
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徒刑的周国骙，在提篮桥一直被关押到北部湾事起（1964年，越战由此开启），才被转押到青海，进行劳动改造。
数百名“美蒋特务”两两铐在一起，被装进闷罐车，沿沪宁线从南京过江，转津浦线上徐州，再换陇海线西行。
按公安部规定，囚车不得在正规车站停靠，这辆“特务专列”走走停停，不时在支线上移进移出，花了七天才走完两天的行程。
在这样的夜里，他会徒生莫名的期待：相信墙外部队“反攻”在望。在荒芜的青海劳教农场，他甚至组织起“中华复兴社”。事败之后，又遭加刑十年。
“我算是幸运的，他们自己人比我还要苦。”周国骙褪下裤子，亮出屁股上弹片划过的瘀痕。那是因为他不听话，狱吏鸣枪示警所致。“我记得牢里还有个中共的安徽省厅级干部，直接被枪毙在监狱里。”
那年头外面正闹“三年自然灾害”，在青海的牢里，“我们每个礼拜，至少还有六两牛羊肉吃，比上海市的人均配给还要多；每个月还有四十几块工资，回老家的农村攀谈起来，羡慕的大有人在。”
1980年代“二进宫”时，他已年过六旬，本已在香港安享晚景。一位当年狱友请其介绍加入台湾情报系统，周国骙为他写了封介绍信，被国安部门截获后成了他一桩新的罪证。
回想起来，他颇为怀疑“当年是吃了钩子”。那时，正逢两岸关系再次紧张，他订阅的《香港时报》上，满天飞的都是两岸飞行员驾机投敌阵的消息。
在大陆，一股“打间谍”之风也在司法系统愈演愈烈。周国骙所在的七号楼囚室，眼见陆续充塞进更多的年轻人。陶志芬、姜建国、林应彪等，入狱时正值壮年，一判一二十年，出狱时几乎同为皓首老翁。
在那个时期，提篮桥监狱整编第七大队的第一、第二组，成为关押“派遣特务”的专号。他们多半一潜入大陆，即被安全机关盯上，还未及执行“任务”，就狼狈落网。 “这就是台湾军情系统的乱！”半辈子埋葬狱中，言及“失事”的肇因，周国骙的笑脸上青筋暴起。
同监室的姜建国，招供时的经历，让他摇头。“他们审了他很久，他都没有招。直到对方拿出证据：在芝山岩本部，他和台湾军情局的人吃饭的视频。让人无话可说。”
七大队二组组长陶志芬，同样怀疑自己是遭“地鼠”出卖。和周国骙一样，1984年，他携妻刚入境，目的是往北京“策反”时任北京邮电学院院长的叔父梁石。但夫妇俩刚在肇庆落脚，从上海远道赶来的国安人员就将他抓获。
陶志芬的上级吴华，又名吴道明。十年后，在台湾被以“泄露派赴大陆特工名单”等罪名遭起诉，酿成岛内轰动一时的“双面间谍吴道明案”。诉讼历时七年之久，台湾高等法院三次落槌，一审曾判其“唯一死刑”。
“有些基地指挥官在派遣情报员赴大陆之前，先把名单卖给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到情报员入境被俘或遭枪决，指挥官再以遗属名义向台湾申领抚恤金。为了这点蝇头小利……”言及此，周国骙至今难于释怀，“这些‘地鼠’啊！”
在提篮桥狱中，周国骙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大寿。到那时，他对自己的处境已是安之若素。他甚至觉得，比起1957年进来的那次，中共对他们这群“反革命”已颇为优待，“至少有肉吃，小卖部有卖午餐盒罐头。”
结切与索赔
如今，在国内住着女儿盖的三层独栋楼，每年还可从台湾领取生息18%的退休金，周国骙过得可谓逍遥。
其他人因无军中经历，多没有台湾当局供养的“幸运”。五六年前，他们每人得了一笔台湾“军情局” 发放的两至三万美元不等的“结切金”，就被了断大半生的间谍生涯。现在，每月靠盘算着手头香港政府给予的三千多块综援金过活。
2007年4月，这群打着“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旗号的老头，出现在位于芝山岩的台湾“军情局”本部。除了从这里走出的周国骙，好些人是第一次迈进效命单位的门槛。
所谓“受难者协会”，实为台湾“敌前敌后作战返台国军官兵权益联合促进会”的香港分支团体。该组织专事为1949年后潜入大陆不幸被捕的特工人员，向台湾政府索赔，十年里在台发展了数百名会员。
由于1997年后不再适用“敌前敌后”的说法，周国骙等2007年在香港发起成立分会时，在警署改用了现在这个名字。
选择在那个时间点公众亮相，他们显然经过了精心考量。随行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一语道破，“再过一年，就要进行台湾领导人换届选举，国民党此次志在必得，在此之前爆出这样不利的负面新闻，很可能扼住国民党未来四年命运的咽喉。”
代表“军情局”出面挡驾的王参谋，语尽商量的口吻：“请诸位高抬贵手，在2008年5月20日大选后，再行诉求索偿。”
此时在台湾“军情局”局长任上的沈世籍，属蓝营人物，在他之前三任局长，都是由陈水扁直接任免。“江南案”后，台湾军情局饱受公共舆论的责难，在政治运作中的地位也江河日下。
“军情系统的作为不会介入任何政党政治”，自丁渝州始（1998至1999年任台湾军情局长），成了历任长官首先恪守的戒律，以适应台湾肇始两党轮流执政后的新形势。
暗地里，老国民党员周国骙被他们说动，自愿退出了“受难者协会”。当年宣誓“效忠党国”的老间谍们，在国内已众叛亲离。如今出得牢房，却懵然发现成了无主的人。
由于从事工作的特殊属性，当年发展他们的上司，大多只留下一个联络代号，陶志芬等被告知“查无资料备案”。而单凭一份大陆的“特务罪”判决书，在台湾军情局方面，甚至得不到事实认可。
重新翻开三十多年前，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给陶志芬、简志均等所下达的一纸“特务罪”判决书，可以发现，“截获的密写信”被列为他们锒铛入狱的主要物证。
而所谓“密写信”，由这帮只经过突击受训的情报人员说来，“不过是用毛笔，沾着洗洁精与味精调制的溶液，吹干后再用普通墨水写上一层无关内容，然后投递到台湾方面的某指定信箱里。”
在最近几年时间里，当年投寄“密写信”换回“经费”的指定邮箱，收到的大多是这群“老间谍”们的一封封申诉邮件。
为解决1949年后大陆“失事”间谍赔偿问题，台湾军情局专门成立了专案小组，代号“钟志强”。三十几封“老间谍”们投往“司法部”、“立法委”的上书，最后得到一概是“钟志强”的铁面回复：他们的诉求要么过了《军情法》的溯及期限，要么不适用《冤狱赔偿法》。
今年七月，陶志芬委托女儿亲往台湾军情局要求赔付入狱期间薪俸。从负责接待的王参谋嘴里，得来一句更为莫名的回复，“像你父亲那样在大陆‘失事’的情报人员，总数有十万，我们怎么赔得过来？”
出狱十年，活到九十岁的周国骙，越来越频繁地经历着当年的“战友”与“难友”相继亡故。“像我们这样的人，回到台湾的不过百来号，现在大陆和香港幸存的更少，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2007年上访台湾军情局后，这群老间谍在写下的《陈情书》里与其说饱含热望，不如说浸透着进退失凭的忧惧。“千盼万盼盼国民党重新执政，千望万望望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
岁月催人，周国骙却只轻描淡写了一句，“现在台湾变成轮流执政了。就算国民党现在愧对我们，但我一生没有愧对它。”
陶志芬 (71岁)
从事职业：技工
加入组织：1983年加入国民党大陆工作委员会，被委任为华东地区专员
“失事经过”：1984年10月，奉派回大陆执行任务，策反时任北京邮电学院院长的舅父梁石，未及策反成功，即被上海市安全局在肇庆抓获，并截获其与三名“下线”的密写通信若干封。1985年7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特务罪判刑十五年。
生活现状：无生活来源。在香港和原配妻女生活在一起。患有陈旧性心脏病，曾在狱中保外就医，目前常往返于香港、大陆之间就医。
摄影_孙海
台湾间谍活动
1937年4月 蒋介石在大陆成立特务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后来改称“保密局”，陈立夫任局长，戴笠担任处长。
1949年7月
“军统局”改为“保密局”，由大陆撤往台湾。
1950年代到1970年代
台湾的战略是确保“台澎金马”伺机反攻大陆。台谍几乎全部经香港进入大陆活动。
1970年代
蒋经国的后期，香港开始成为台湾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当时大陆逐渐开放，利用香港商人进行一定的训练、派进大陆就成为情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1985年
“国防部”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合并，成为“军事情报局”。
2000年以后目前在大陆活动的台谍大多数是被编内间谍发展的普通台胞。台湾情报部门只管提供经费、发布指令，至于这些“新手”的人身安全，就听天由命了。
台海间谍王
李克农
（1899～1962）
曾用名李震中。毛泽东称他为“共产党的大特务”，“龙潭三杰”之一，“中共特工王”之称。国共内战时期，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长。协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钱壮飞
（1895～1935）
原名钱壮秋，亦名钱潮，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1931年，及时将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告知中共中央；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革军委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务。
袁殊
（1911～1987）
原名袁学易或名为学艺，化名曾达斋。他有中统、青红帮、日伪的伪装，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间谍人员。以多重身份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的环境中与敌周旋，为党获取了大量的战略情报，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
沈安娜
（1915～2010）
1939年入党。生前任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1938年至1949年，在周恩来的指派下，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做速记员，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党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并从未暴露。2010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沈之岳
（1913～1994）
1964年6月起任“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局长，年轻的时候是军统高手，曾打入延安试图刺杀毛泽东，并成了康生的得意弟子。国民党全面崩溃败退台湾后，还曾化装潜入大陆活动，在澳门指挥刺杀刘少奇，失败后全身而退。
唐纵
（1905～1981）
1945年9月起，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主持国民党在全国的警政。1949年，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同年赴台，初任国民党“政治行动委员会”委员，负责收编赴台特务人员，筹划特务情报作业。
郑介民
（1897～1959）
国民党上将，军统主要领导之一。1944年夏，准确预言了盟军将在8月18日于诺曼底登陆，被美国军官称赞为“神机妙算”。1949年10月从香港转美国，秘密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力图使美国决定继续实行对华军援。
毛人凤
（1898～1956）
原名毛善余，后更毛人凤，浙江省江山人。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 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
戴笠
（1897～1946）
原名春风，字雨农，中华民国情报机关将领。曾负责国民政府情治机关，担任军统局局长。1928年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一手建立军统局这个以他为核心的庞大情治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