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上海发生“一月革命”，张春桥出任市革委会主任。就在这月及翌年4月，上海两次发生“炮打张春桥”事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张春桥妻子文静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也是张春桥多年来的一个心病。
　　文静生于1916年，原名李淑芳，笔名李若文，1933年加入共青团，后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在党校学习后于1943年春被分配至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干事。当时张春桥也在此任干事，两人相识、相恋。当年12月8日在日军“扫荡”中，文静被俘，经不起酷刑，半年后投敌叛变，被编入日军“宣传班”任班长，编写《我们不再受骗》《李老太太的悲哀》《弃暗投明》《玩火自焚》等文章和节目，鼓吹“中日亲善”，并亲自讲演、演出。她还参加日军的“反共同盟”，与日军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发反共传单，策反劝降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干部。
　　1945年6月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芳无处可藏，来到晋察冀投奔张春桥。此时张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他收留了李淑芳，给她改名为文静。1945年9月初，张春桥随报社一起进入张家口，将文静安排在编辑部资料科任编辑。李淑芳被俘、叛变在晋察冀不是秘密，很多干部都知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昔日的李淑芳就是今天的文静。
　　在张春桥的努力下，夫妻俩终于离开了晋察冀干部集中的华北，到了上海。1959年1月，张春桥进入上海市委任常委，不久将文静从新华社分社调到市委办公厅，以避免出头露面。
　　张春桥的另一个“心病”是自己的党籍问题。
　　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学在外调时发现张春桥曾经参加过非法组织“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内，1937年7月7日之前入党的是内战时期干部，之后入党的是抗战时期干部。建国后组织上审干时认定张是1938年8月在延安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为顾光斗、雄飞）。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坚持自己是内战的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心病”成了张春桥格外忌讳的政治软肋。
　　1967年1月，上海师大近2000人举行反对张春桥的示威游行，然后调查张春桥、姚蓬子（姚文元父亲）的历史，整理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过去写的文章。于是，张春桥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大多数负责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在他的指使下，制造了“三分钟抓一个反革命”的样板，将大批群众干部抓起来，大搞逼供信。参与张春桥外调者均被扣上“整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窃取国家机密”等罪名，遭长期迫害。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4月12日，市革委会组织组有两个人看了文静的档案，同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的历史的话。张春桥得知后大为恼火，在他的指使下，文静的全部档案被取走，密封在市革委会档案室。市委组织组那两个人被调离，受到折磨达8年之久。
　　上海市公安局曾成立一个30年代文艺黑线专案组。张春桥怕查到自己头上，下令把这个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和材料全部并入市革委会专案组，由他和王少庸控制。半年后以“旧公安人员不可靠”为由，将他们全部赶出专案组。
　　解放初期，上海公安局曾接管一批敌伪档案和30年代的报刊。江青说公安局有她的“特别档案”。张春桥立即指使当时负责公检法的空四军第一政委王维国，集中1000人，到公安局翻箱倒柜，“清理档案”，拿走涉及江青的资料50余册，查封30年代的书刊15000册，拿走张春桥、张春桥父亲、姚蓬子材料一大批。又以“收集无产阶级司令部材料”的罪名，将档案处两名处长、两名干部押送到北京长期关押，将处长王学纯迫害致死。
　　张春桥还直接指使王维国捏造了17件所谓“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侦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两位书记和97名公安干警打成反革命。一个处250多人，有137人以“侦察控制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被关押，51人被打成反革命。张春桥说公安干警“反动、顽固、狡猾”，对他们就是“要突出一个狠字”，“要像摘葡萄那样一串一串摘”。在公安系统大搞白色恐怖，刑讯逼供，对受讯者施以“抽筋”“剥皮”“坐地老虎凳”“假枪毙”等三四十种法西斯式的刑罚，手段之残忍，令人不寒而栗。
　　（摘自《作家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