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0岁的父亲买了一台杂牌冰箱，价格是2500多元。我上网查了下，只要1200元。
　　我很愤怒。父亲告诉我，冰箱是从一个熟人开的店里买的，品牌也是对方推荐的。我想说破这里面有欺诈，后来想想算了，除了怕搞僵父亲与这个熟人之间的关系外，也担心因为一台冰箱给父亲心里留下阴影。
　　年轻人买东西知道上专业电商平台比价，也知道一线的冰箱品牌有哪些，上当概率低。而老年人不会，他们买东西更多的是依靠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他们的生活经验是：熟人是可靠的。
　　几十年前，熟人真的是可靠的。在那个年代，人们以血缘、亲属以及居住地构成“熟人圈”，圈子真的很小。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了解，也相互依靠和相互帮助。在熟人社会里，一个人撒谎、欺骗的成本非常高，因为你骗了人，在那个很小的圈子里就没法立足了。在那个人口没有流动起来、一个村子里终年都不见有外地人的时代里，欺诈是很难形成市场的。
　　现在不一样了。中国每年有几亿人口在流动，首先是城里的“熟人圈”被打破了，原先对邻居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现在对门邻居住了几年了，也不知对方叫啥名，做啥工作。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撒谎和欺诈的成本要低得多。同样，相对封闭的农村也在发生改变，以宗族、亲属构建起来的紧密社会关系在慢慢松散解体，农民的“圈子”越来越大。现在的“熟人”与几十年前的“熟人”是完全不同的，那时的熟人有共同的生活场景，相互知根知底，现在不可能做到了。
　　而我父亲的错误在于，他仍然以为自己生活在当年真诚的“熟人社会”中。他既不会利用电商平台的透明比价方法规避欺诈，也不会承认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走远。
　　有专家说，中国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网络诈骗，是一个社会成长必经的“阵痛”。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必然会助长谎言的蔓延，因为比起满是亲戚世交的过去，现在很少有人真正认识身边的人，就更容易撒谎。于是，谎言和诈骗就成了“陌生人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作为最先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其“熟人社会”被打破，诈骗盛行，在经济领域，基于“熟人社会”里的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一样具有法律效应，法官可以凭一个人的陈述甚至谎言进行裁决。直到1671年，英国发生了一起影响西方法治的斗鸡案。
　　斗鸡案是这样的：有个英格兰人名叫约翰，贪图一只斗鸡，起诉斗鸡的主人，约翰说他们之间有口头合同，还请来朋友作伪证，结果法官判约翰胜诉。
　　后来斗鸡案被反转，真相披露后，舆论大哗。英国开始启动反欺诈与伪证立法，于1677年颁布著名的《防止欺诈与伪证法案》，在这部法律中有这样一条，标的不低于10英镑的合同必须有书面形式。后来美国的法律也借鉴了英国“白纸黑字”法律的精神。
　　这是在法律领域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告诉我们，在“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必须是要有条件的，一個人信任另外一个人，或是执法方要采信某人的口证，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链条，单凭“口供”或者“口述”是不能断案的。
　　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之所以层出不穷，缘于信用社会远远没有建立起来。除了需要统一打击之外，更重要的是诚信制度的建设。说白了，就是一个人从口腔里发出来的每一个单词，必须要有一种制度，使他说谎要付出代价；一个人如果要相信另外一个人的口头表达，必须有一种制度，要求对方提供必要物证作为信任链条，口说无凭。
　　如果能做到这两点，那么“陌生人社会”就可以顺利进入“信任社会”了，也就不可能发生用几个电话、QQ群里几段留言就可以骗人家几百万元的事情了。（摘自《中国青年》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