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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富士康集团而言，其近百万员工的规模，已经让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型社会。现在，这家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迫切要思虑的，或许不仅仅是其生产工厂的定位，而是其为外界指责的严格军事化管理模式。
从深圳梅林关出关，转梅观高速，远远就会看到“富士康华为”的路牌。在这条高速公路的两侧，坐落着中国最大也是最神秘的两家制造和科技企业，往东是华为，往西就是富士康。
“本厂区经政府批准核发设立，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违者送警法办！”在龙华东环二路与油松路交界的富士康南二门门口，富士康科技集团的上述招牌，红底白字，十分醒目。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发生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已发生了14起跳楼事件，他们的逝去，让家人痛不欲生，也让富士康成为舆论挞伐的风暴眼。
高大的围墙与铁丝藩篱内，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然井然运转。而在此间数月，富士康采取了比以往更为严格的出入证件检查程序，这种密不透风的保全方案扩展到这家工厂的诸多细节上，比如，员工在登上富士康厂车之前，必须出示工作证。而在大型车与小型车通道上，司机们也总是耐心地等待着保安的证件检查。所有的措施，都让这家被称为“代工之王”的企业在外界眼中，显得更为神秘。
“围城”
马忆雪(化名)守在清湖清宁路口的富士康清湖招募中心大门口，隔着自动伸缩门跟高大的保安问东问西。这个1993年出生的湖北女孩，依旧穿着过去富士康发的白色短袖工装，一双凉拖搭配了一条桃红色的牛仔裤，脚趾头涂得红艳艳的，眼线描得细细长长的。很潮。
富士康的招聘依然在进行中，只不过地点从过去的南二门换到了北门附近的清湖招募中心。招聘通告上写的是直到下午4点，但因为职位有限、门庭若市，而早早收场。翘首以待的等着进入富士康的年轻人，却依然不愿意散去。“3点过10分就招满了，你明天来吧，单子上写的是8点开始招，你最好7点到，得先排队”，这种情况在富士康是司空见惯的，保安大手一挥，神态颇带几分矜傲跟自得。
果然，在众人艳羡的眼神中，不过一个多小时下来，富士康的厂车已经拉走了满满4车通过了传说中的富士康面试“七道关”的年轻工人。跟诸多代工企业一样，富士康成为众多打工者从中国落后乡镇农村通往大城市的一个驿站。
在深圳这个冬天的下午4点多，马忆雪看到的是富士康CNSBG(通讯网络产品事业群)的招募公告，招募去广西南宁厂区工作的工人。从去年开始，富士康进行了大规模的内地建厂计划。所以现在，关于这家工厂往内地搬迁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而目前富士康的许多招聘都是针对深圳以外的地方，包括河南、广西、湖北等地。
雖然招募公告上写着，在广西南宁富士康厂区，包括加班费以及各种津贴在内的综合月收入约有1700元至2100元，但是，马忆雪的表情是多少有些失望的。对于她来说，南宁依然太遥远，她最想的是回到她的故乡武汉。
从今年3月至10月，马忆雪曾经在富士康的深圳龙华厂区工作，她所在的生产线负责帮iPhone(苹果)手机代工——这是马忆雪初中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只坚持了7个月。
“当时就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在车间里老是跑来跑去的，一天下来，腿都快断了，还不敢打瞌睡……我跟我妈说好辛苦，她就让我辞工了”，马忆雪来到富士康以后才烫的卷发扎成了辫子，随着她极快的语速，晃来晃去的。
马忆雪在富士康工作的这大半年间，富士康的深圳厂区发生过太多太多的震撼。在陆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之后，这家庞大的代工企业曾经在一周之内先后两次宣布加薪。此外，对于当地政府的介入调查与之后当地政府的加薪要求，以及将员工宿舍管理外包给本地物业公司以试图打消外界对其原有宿舍劳动制诟病的工作，富士康从来都没说过“NO”。
而马忆雪所看到的富士康的实际变化，一是，工人们的底薪确实是加了；二是，厂区内每一栋楼都安装上了密实的防护网。
辞职以后，马忆雪的生活由她的姐姐负责。年长马忆雪三岁的姐姐同样在富士康工作。姐妹俩在龙华厂区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天天上网聊QQ、做“米虫”的生活，让马忆雪觉得有点惬意，也多少闲得发慌。这段时间，她想得最多的是，两个月前她在富士康工作的时候，包括加班费在内，差不多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那些还在富士康的人，周末加加班，一个月就有3000多块了”。
现在回看自己两个月前从富士康的离职，马忆雪觉得，她多少是“有点鲁莽和草率的”。仿佛“围城”效应一般，进富士康以后想出来，出富士康以后又想进去……总之此刻，马忆雪后悔了。
“当时如果捱过去，现在就好了”，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不断地嘟囔着。因为她后来打听到，从富士康辞职或自离的工人，都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再进富士康。
马忆雪们更关心的显然是下个月的工资单。这个脸蛋圆圆的，看上去根本还像个孩子的姑娘，在富士康实习期间的第一个月工资是800元，她给母亲汇了500元，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元。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依然不断地往家里汇款。
最近，她又去龙华附近的小厂兜了一圈，发现很多小厂，“底薪才1100元，还要经常加班”。所以，马忆雪决定还是等待富士康的招聘，“等春节过了以后，再去报名，保险一点”，她很认真地说，不止一次地。
厂里
跟马忆雪不一样，22岁的郑远彬(化名)并不想马上就离开深圳。
这个瘦瘦高高、嘴唇上长了一圈细细茸毛的男孩子，16岁开始从故乡湖北襄樊出来闯荡。对于眼前这个已经打拼了5年的繁华都市，郑远彬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感，既亲近又疏离，饱含矛盾——这里生活便利，却让人觉得没有根基感，“还没想到回去以后做什么，但总是要回去的，叶落归根嘛！”
从2005年至2008年，郑远彬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的车间工作，做笔记本电脑模具。这个性格沉静的男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宅”，最多的时候，他可以一个月不出富士康的厂区，“富士康厂区里面什么都有，像那个德克士炸鸡，真是特别好吃！还有超市和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尽管，郑远彬从来没有尝试在那个“很大的游泳池”里面游过泳。
就整个富士康集团而言，其近百万员工的规模，已经让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型社会。现在，这家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迫切要思虑的，或许不仅仅是其生产工厂的定位，而是其为外界指责的严格军事化管理模式。
今年1月跳楼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的姐姐，22岁的马丽群，也曾在2008年9月上旬进入富士康工作了一年，在马丽群看来，在富士康，“每个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
这个来自河南许昌农家的姑娘，工作是完成焊接工序，马丽群的时间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在富士康工作时，她一个小时需要做八九十块集成板，只能不断地在心里默数“秒”，去完成5个焊点的焊接……这样的步骤做熟了以后，年轻的工人们才会变得像机器一样精准——这需要作为血肉之躯的个体付出极大努力去训练和承受。
“天天在心里数‘秒’，压力非常大，一边担心数得不够精确，另外，你还得担心‘陷阱测试’，就是说作业员工作时，如果没有发现IPQC(质保管控员)偷盗物品，就会被定义为物料失控，这在富士康里面是很严重的问题”，马丽群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她“就连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数秒，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了，下班时背痛得不得了，头也很痛”。
承接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的富士康，在原材料成本上，几乎无利可图。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赚取微薄的利润。在富士康极为常见的加班制度，曾被外界所诟病，它亦被指责是，一头对待工人如同机器的工业“怪兽”。
在这里，新人加班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如果做不完产量，他们会让你义务加班”，马丽群解释。
但是，跟那些迫切需要将这些简单重复的劳动换算成金钱的同龄人一样，郑远彬需要的却是加班，因为加班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而不加班则意味着坐吃山空。在当时，厂方会给每一个员工签填一个自愿同意加班的协议，积极地表示愿意加班，效果显然优于消极对抗，“我们出来就是为了赚钱的。如果你不签，可能到最后，你的线长、组长就连一个钟都不给你了！”郑远彬说。
陆广亮(化名)在富士康做的是冲床工作，这也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他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车间的粉尘污染，还有巨大的噪音，以及“绝对不能打盹，否则，机器是会吃人的”。
“那就是工伤了。工伤多好啊！有工资，还能休息，多美啊！”另一名女工方银翠(化名)接了陆广亮的话，随口答。
宿舍
马丽群曾居住的深圳观澜富士康星河宿舍，从这里步行到富士康厂区需要半小时。在通常的情况下，马丽群的作息大概是:清晨6点半起床，7点半进入车间，淡季的时候上班至到下午5点多，旺季的时候上班上到晚间8点多，差不多晚上10点休息。“如果违反规定，被本班干部包括线长、代理员发现了，会被批评。他们会用脏话骂你或是让你对着墙罚站”，马丽群说。
这也是富士康许多员工的工作时间表，每天如钟摆般精确。在这种刻板的生活之下，每天必须直面的是孤独与单调。
“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过，天天都是上班、下班、睡觉。天天都是。宿舍里的人都不怎么认识，我也不怎么跟他们说话”，郑远彬觉得，“很多时候，除了买个东西什么的，真的可以一天都不说话”。
19岁的湖南人李海，跳楼的那一天，5月25日，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李海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在富士康连发跳楼事件之后，一名网友用海子的诗来祝福新一代劳务工。
在马忆雪看来，其实工作时，每天都需要做一些“自我调节”。“总之，下了班以后你就不要想家，也不要去想上班的事情了。慢慢就会适应的。那些想不开的人，要不是因为谈恋爱，要不就是因为过不了新进厂的这段日子”，她这么总结道。虽然直到现在，马忆雪也还没有完全适应那样的工作节奏。
在富士康，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的所有其他人，这种称呼有点像“精神胜利法”，让他们跟其他所有人保持看上去平等的关系。
但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那种蔓延在人群之间的不信任感。马忆雪初来富士康上班的时候，住的是8个人一间的宿舍，同宿舍的女孩，她基本上都不认识，她将妈妈给的300多元放在宿舍的枕头底下，刚冲了个凉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了。这是刚刚进厂的马忆雪全部的生活费。她大哭了一场，给家里打电话，让妈妈再次汇款到深圳。此后，宿舍也相继发生过舍友钱被偷的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马忆雪还发现，“自己的沐浴露、洗面奶、搽脸的，经常被别人拿去用”，这些与陌生人相处的诸多生活细节，都让她深感很没有安全感。
直到现在，在深圳，马忆雪亲密的伙伴只有两个，一个是姐姐，还有一个是跟她一起从故乡来到深圳、同样在富士康上班的小姐妹。她养成了一个超越她年龄的谨慎习惯，即跟舍友们用道“防火墙”主动隔离，“不要相信任何人。连睡觉、上厕所的时候，都要钱不离身”。
马丽群当时居住的宿舍，一共有10个人，情况也大体相似，她的舍友分别来自不同的部门，并不相识，“上班的时候，同事之间不允许讲话、不允许东张西望，不能打瞌睡，头发不能外露，必须穿静电衣，戴静电帽，穿静电鞋。下了班之后，舍友之间也很少交流，因为宿舍是入职时，哪里有空位就随机安排进去的，流动性很大。如果有人生病，舍友也不清楚，每人上班时间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大家回到宿舍，很快就去睡觉了”。
青春
每天大約从下午5点半下班时分，一群身穿藏蓝色工服、甩着工牌的年轻人就陆续刷卡，从大门内鱼贯而出。深圳的冬天，感觉到的还是夏天的气息，不少人将外套一扯，各种颜色的短袖T恤就跳脱出来了，一如他们其实鲜明的个性。
995路公交车站站头，早已经挤了满满当当的人，这条连接富士康厂区外围的专线巴士，也是富士康员工最为熟悉的线路之一，靠近北门的清布路人行天桥正在修建，955路呼啸而过，卷过漫天灰尘。人流往各自的方向涌动。在富士康的四周，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网吧、杂货店、小吃铺、手机店、山寨服装店、大大小小的商业广场，平价旅馆，以及名不见经传的远高于城区密度的妇科医院。
在这个3平方公里却聚集着几十万人口的厂区，每一个门口，大致都可以看到如上图景。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人口密集、功能齐备的中等县城，现代生活的基本需要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切也都在发展中。
青春是打拼的本钱。但这里最不稀罕的就是青春。按照富士康集团提供的数据，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抱团生存——朋友，同事，爱人，亲戚，在这个南方的异乡，彼此依赖共生。
富士康厂区，谈恋爱的年轻人很多，差不多相似的工作节奏与并不大的圈子，都极易让爱情萌芽。人们经常可以在进富士康厂区的人流中，看到一对男孩、女孩携手相牵进出厂区的场景。厂区周围适合谈恋爱的地方并不多，要是在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一对在富士康工作的恋人如果都不加班，他们或许会选择到厂区旁的小河走走，也或许就干脆在油松路这样尘土弥漫的马路旁坐着，拥抱在一起，观往来人潮。“突然就换一个男女朋友的或同时谈几个的，都很多啊，好多人都不过是耍耍罢了”，马忆雪说。先后有两个男生追求过她，“一个长得像光良，一个长得像安七炫”，表白的场所，并不是那么浪漫，就在车间不远处。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事先曾被母亲反复告诫“不要在富士康里面谈恋爱”，所以，那几次表白终无下文。
但她总爱感叹，“富士康里面长得好看的男孩，长得漂亮的女孩，真的好多好多啊！”
信任是爱情存在的基石。来自陕西的陆广亮与他同在富士康工作的女朋友最终结了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本来就是高中同学。在异地的工作，让27岁的陆广亮与女朋友的感情，最终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果。
而爱情，对于郑远彬来说，还是一件奢侈品。在他看来，要想在富士康要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女朋友，风险是很高的，因为，“现在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去，在今年考了一个大专文凭。“学历高一点，以后总会好一点吧”，对于未来，他依然充满憧憬。
如果没有爱情，蓬勃的荷尔蒙，似乎无处安放。每月的10日，是发工资的日子，厂区里的小伙子说，这一天，他们出手大方，“周边的失足女就蜂拥而来了”。
此外，是去那些可以消磨时间的地方。富士康周围，多得是“一元网吧”、桌球城以及18元一个钟的廉价足浴，去亮点量贩式KTV也可以，富士康员工凭借工牌，有所谓“会员折扣”。10元钱一次的算命小地摊，到处都是，一些神情茫然的年轻人总是簇拥在这里，灰头土脸的算命先生从这些小伙子错落的掌纹中，“指点”着他们不甚明朗的命运。
而带蹦迪音乐的“大家乐溜冰场”，也是富士康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在迷离的彩灯下，在极速、酒精与高分贝的刺激下，一堆小伙子围着两三个姑娘起劲地狂欢，靠近姑娘们的位置，往往最能引起小伙子们的争抢。在这个时候，许多眼前的不快，许多平淡生活中的郁闷，或许都可能被暂时淡忘。
17岁的马忆雪从未使用过她生产的i－Phone手机。她的一个梦想是，“有一天，要是能够回到老家，去开一个小店，就好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的部分受访者使用了化名)
从深圳梅林关出关，转梅观高速，远远就会看到“富士康华为”的路牌。在这条高速公路的两侧，坐落着中国最大也是最神秘的两家制造和科技企业，往东是华为，往西就是富士康。
“本厂区经政府批准核发设立，未经许可不得入内，违者送警法办！”在龙华东环二路与油松路交界的富士康南二门门口，富士康科技集团的上述招牌，红底白字，十分醒目。
自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第一跳”发生至2010年11月5日，富士康已发生了14起跳楼事件，他们的逝去，让家人痛不欲生，也让富士康成为舆论挞伐的风暴眼。
高大的围墙与铁丝藩篱内，自1996年建立至今的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工业园区依然井然运转。而在此间数月，富士康采取了比以往更为严格的出入证件检查程序，这种密不透风的保全方案扩展到这家工厂的诸多细节上，比如，员工在登上富士康厂车之前，必须出示工作证。而在大型车与小型车通道上，司机们也总是耐心地等待着保安的证件检查。所有的措施，都让这家被称为“代工之王”的企业在外界眼中，显得更为神秘。
“围城”
马忆雪(化名)守在清湖清宁路口的富士康清湖招募中心大门口，隔着自动伸缩门跟高大的保安问东问西。这个1993年出生的湖北女孩，依旧穿着过去富士康发的白色短袖工装，一双凉拖搭配了一条桃红色的牛仔裤，脚趾头涂得红艳艳的，眼线描得细细长长的。很潮。
富士康的招聘依然在进行中，只不过地点从过去的南二门换到了北门附近的清湖招募中心。招聘通告上写的是直到下午4点，但因为职位有限、门庭若市，而早早收场。翘首以待的等着进入富士康的年轻人，却依然不愿意散去。“3点过10分就招满了，你明天来吧，单子上写的是8点开始招，你最好7点到，得先排队”，这种情况在富士康是司空见惯的，保安大手一挥，神态颇带几分矜傲跟自得。
果然，在众人艳羡的眼神中，不过一个多小时下来，富士康的厂车已经拉走了满满4车通过了传说中的富士康面试“七道关”的年轻工人。跟诸多代工企业一样，富士康成为众多打工者从中国落后乡镇农村通往大城市的一个驿站。
在深圳这个冬天的下午4点多，马忆雪看到的是富士康CNSBG(通讯网络产品事业群)的招募公告，招募去广西南宁厂区工作的工人。从去年开始，富士康进行了大规模的内地建厂计划。所以现在，关于这家工厂往内地搬迁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而目前富士康的许多招聘都是针对深圳以外的地方，包括河南、广西、湖北等地。
雖然招募公告上写着，在广西南宁富士康厂区，包括加班费以及各种津贴在内的综合月收入约有1700元至2100元，但是，马忆雪的表情是多少有些失望的。对于她来说，南宁依然太遥远，她最想的是回到她的故乡武汉。
从今年3月至10月，马忆雪曾经在富士康的深圳龙华厂区工作，她所在的生产线负责帮iPhone(苹果)手机代工——这是马忆雪初中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只坚持了7个月。
“当时就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在车间里老是跑来跑去的，一天下来，腿都快断了，还不敢打瞌睡……我跟我妈说好辛苦，她就让我辞工了”，马忆雪来到富士康以后才烫的卷发扎成了辫子，随着她极快的语速，晃来晃去的。
马忆雪在富士康工作的这大半年间，富士康的深圳厂区发生过太多太多的震撼。在陆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之后，这家庞大的代工企业曾经在一周之内先后两次宣布加薪。此外，对于当地政府的介入调查与之后当地政府的加薪要求，以及将员工宿舍管理外包给本地物业公司以试图打消外界对其原有宿舍劳动制诟病的工作，富士康从来都没说过“NO”。
而马忆雪所看到的富士康的实际变化，一是，工人们的底薪确实是加了；二是，厂区内每一栋楼都安装上了密实的防护网。
辞职以后，马忆雪的生活由她的姐姐负责。年长马忆雪三岁的姐姐同样在富士康工作。姐妹俩在龙华厂区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天天上网聊QQ、做“米虫”的生活，让马忆雪觉得有点惬意，也多少闲得发慌。这段时间，她想得最多的是，两个月前她在富士康工作的时候，包括加班费在内，差不多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那些还在富士康的人，周末加加班，一个月就有3000多块了”。
现在回看自己两个月前从富士康的离职，马忆雪觉得，她多少是“有点鲁莽和草率的”。仿佛“围城”效应一般，进富士康以后想出来，出富士康以后又想进去……总之此刻，马忆雪后悔了。
“当时如果捱过去，现在就好了”，现在，这个年轻的女孩不断地嘟囔着。因为她后来打听到，从富士康辞职或自离的工人，都要隔一段时间才能再进富士康。
马忆雪们更关心的显然是下个月的工资单。这个脸蛋圆圆的，看上去根本还像个孩子的姑娘，在富士康实习期间的第一个月工资是800元，她给母亲汇了500元，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元。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依然不断地往家里汇款。
最近，她又去龙华附近的小厂兜了一圈，发现很多小厂，“底薪才1100元，还要经常加班”。所以，马忆雪决定还是等待富士康的招聘，“等春节过了以后，再去报名，保险一点”，她很认真地说，不止一次地。
厂里
跟马忆雪不一样，22岁的郑远彬(化名)并不想马上就离开深圳。
这个瘦瘦高高、嘴唇上长了一圈细细茸毛的男孩子，16岁开始从故乡湖北襄樊出来闯荡。对于眼前这个已经打拼了5年的繁华都市，郑远彬有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感，既亲近又疏离，饱含矛盾——这里生活便利，却让人觉得没有根基感，“还没想到回去以后做什么，但总是要回去的，叶落归根嘛！”
从2005年至2008年，郑远彬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的车间工作，做笔记本电脑模具。这个性格沉静的男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很宅”，最多的时候，他可以一个月不出富士康的厂区，“富士康厂区里面什么都有，像那个德克士炸鸡，真是特别好吃！还有超市和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尽管，郑远彬从来没有尝试在那个“很大的游泳池”里面游过泳。
就整个富士康集团而言，其近百万员工的规模，已经让它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型社会。现在，这家巨无霸型的代工企业迫切要思虑的，或许不仅仅是其生产工厂的定位，而是其为外界指责的严格军事化管理模式。
今年1月跳楼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的姐姐，22岁的马丽群，也曾在2008年9月上旬进入富士康工作了一年，在马丽群看来，在富士康，“每个人的精神压力都很大”。
这个来自河南许昌农家的姑娘，工作是完成焊接工序，马丽群的时间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在富士康工作时，她一个小时需要做八九十块集成板，只能不断地在心里默数“秒”，去完成5个焊点的焊接……这样的步骤做熟了以后，年轻的工人们才会变得像机器一样精准——这需要作为血肉之躯的个体付出极大努力去训练和承受。
“天天在心里数‘秒’，压力非常大，一边担心数得不够精确，另外，你还得担心‘陷阱测试’，就是说作业员工作时，如果没有发现IPQC(质保管控员)偷盗物品，就会被定义为物料失控，这在富士康里面是很严重的问题”，马丽群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她“就连睡觉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数秒，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了，下班时背痛得不得了，头也很痛”。
承接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的富士康，在原材料成本上，几乎无利可图。包括富士康在内的代工企业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赚取微薄的利润。在富士康极为常见的加班制度，曾被外界所诟病，它亦被指责是，一头对待工人如同机器的工业“怪兽”。
在这里，新人加班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如果做不完产量，他们会让你义务加班”，马丽群解释。
但是，跟那些迫切需要将这些简单重复的劳动换算成金钱的同龄人一样，郑远彬需要的却是加班，因为加班就意味着更多的收入，而不加班则意味着坐吃山空。在当时，厂方会给每一个员工签填一个自愿同意加班的协议，积极地表示愿意加班，效果显然优于消极对抗，“我们出来就是为了赚钱的。如果你不签，可能到最后，你的线长、组长就连一个钟都不给你了！”郑远彬说。
陆广亮(化名)在富士康做的是冲床工作，这也是一个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工作。他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车间的粉尘污染，还有巨大的噪音，以及“绝对不能打盹，否则，机器是会吃人的”。
“那就是工伤了。工伤多好啊！有工资，还能休息，多美啊！”另一名女工方银翠(化名)接了陆广亮的话，随口答。
宿舍
马丽群曾居住的深圳观澜富士康星河宿舍，从这里步行到富士康厂区需要半小时。在通常的情况下，马丽群的作息大概是:清晨6点半起床，7点半进入车间，淡季的时候上班至到下午5点多，旺季的时候上班上到晚间8点多，差不多晚上10点休息。“如果违反规定，被本班干部包括线长、代理员发现了，会被批评。他们会用脏话骂你或是让你对着墙罚站”，马丽群说。
这也是富士康许多员工的工作时间表，每天如钟摆般精确。在这种刻板的生活之下，每天必须直面的是孤独与单调。
“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过，天天都是上班、下班、睡觉。天天都是。宿舍里的人都不怎么认识，我也不怎么跟他们说话”，郑远彬觉得，“很多时候，除了买个东西什么的，真的可以一天都不说话”。
19岁的湖南人李海，跳楼的那一天，5月25日，距离他来到富士康做工仅有42天。在留给亲人的遗书中，李海写道，现实与他对前途的期望差距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让他“失去生活的信心”。“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在富士康连发跳楼事件之后，一名网友用海子的诗来祝福新一代劳务工。
在马忆雪看来，其实工作时，每天都需要做一些“自我调节”。“总之，下了班以后你就不要想家，也不要去想上班的事情了。慢慢就会适应的。那些想不开的人，要不是因为谈恋爱，要不就是因为过不了新进厂的这段日子”，她这么总结道。虽然直到现在，马忆雪也还没有完全适应那样的工作节奏。
在富士康，工人们用“屌毛”来称呼除自己外的所有其他人，这种称呼有点像“精神胜利法”，让他们跟其他所有人保持看上去平等的关系。
但他们必须面对的是那种蔓延在人群之间的不信任感。马忆雪初来富士康上班的时候，住的是8个人一间的宿舍，同宿舍的女孩，她基本上都不认识，她将妈妈给的300多元放在宿舍的枕头底下，刚冲了个凉出来，却发现，钱不翼而飞了。这是刚刚进厂的马忆雪全部的生活费。她大哭了一场，给家里打电话，让妈妈再次汇款到深圳。此后，宿舍也相继发生过舍友钱被偷的事件，最后都不了了之。马忆雪还发现，“自己的沐浴露、洗面奶、搽脸的，经常被别人拿去用”，这些与陌生人相处的诸多生活细节，都让她深感很没有安全感。
直到现在，在深圳，马忆雪亲密的伙伴只有两个，一个是姐姐，还有一个是跟她一起从故乡来到深圳、同样在富士康上班的小姐妹。她养成了一个超越她年龄的谨慎习惯，即跟舍友们用道“防火墙”主动隔离，“不要相信任何人。连睡觉、上厕所的时候，都要钱不离身”。
马丽群当时居住的宿舍，一共有10个人，情况也大体相似，她的舍友分别来自不同的部门，并不相识，“上班的时候，同事之间不允许讲话、不允许东张西望，不能打瞌睡，头发不能外露，必须穿静电衣，戴静电帽，穿静电鞋。下了班之后，舍友之间也很少交流，因为宿舍是入职时，哪里有空位就随机安排进去的，流动性很大。如果有人生病，舍友也不清楚，每人上班时间不同，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大家回到宿舍，很快就去睡觉了”。
青春
每天大約从下午5点半下班时分，一群身穿藏蓝色工服、甩着工牌的年轻人就陆续刷卡，从大门内鱼贯而出。深圳的冬天，感觉到的还是夏天的气息，不少人将外套一扯，各种颜色的短袖T恤就跳脱出来了，一如他们其实鲜明的个性。
995路公交车站站头，早已经挤了满满当当的人，这条连接富士康厂区外围的专线巴士，也是富士康员工最为熟悉的线路之一，靠近北门的清布路人行天桥正在修建，955路呼啸而过，卷过漫天灰尘。人流往各自的方向涌动。在富士康的四周，分布着密密麻麻的网吧、杂货店、小吃铺、手机店、山寨服装店、大大小小的商业广场，平价旅馆，以及名不见经传的远高于城区密度的妇科医院。
在这个3平方公里却聚集着几十万人口的厂区，每一个门口，大致都可以看到如上图景。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个人口密集、功能齐备的中等县城，现代生活的基本需要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切也都在发展中。
青春是打拼的本钱。但这里最不稀罕的就是青春。按照富士康集团提供的数据，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抱团生存——朋友，同事，爱人，亲戚，在这个南方的异乡，彼此依赖共生。
富士康厂区，谈恋爱的年轻人很多，差不多相似的工作节奏与并不大的圈子，都极易让爱情萌芽。人们经常可以在进富士康厂区的人流中，看到一对男孩、女孩携手相牵进出厂区的场景。厂区周围适合谈恋爱的地方并不多，要是在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一对在富士康工作的恋人如果都不加班，他们或许会选择到厂区旁的小河走走，也或许就干脆在油松路这样尘土弥漫的马路旁坐着，拥抱在一起，观往来人潮。“突然就换一个男女朋友的或同时谈几个的，都很多啊，好多人都不过是耍耍罢了”，马忆雪说。先后有两个男生追求过她，“一个长得像光良，一个长得像安七炫”，表白的场所，并不是那么浪漫，就在车间不远处。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事先曾被母亲反复告诫“不要在富士康里面谈恋爱”，所以，那几次表白终无下文。
但她总爱感叹，“富士康里面长得好看的男孩，长得漂亮的女孩，真的好多好多啊！”
信任是爱情存在的基石。来自陕西的陆广亮与他同在富士康工作的女朋友最终结了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本来就是高中同学。在异地的工作，让27岁的陆广亮与女朋友的感情，最终有了一个美好的结果。
而爱情，对于郑远彬来说，还是一件奢侈品。在他看来，要想在富士康要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女朋友，风险是很高的，因为，“现在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学业中去，在今年考了一个大专文凭。“学历高一点，以后总会好一点吧”，对于未来，他依然充满憧憬。
如果没有爱情，蓬勃的荷尔蒙，似乎无处安放。每月的10日，是发工资的日子，厂区里的小伙子说，这一天，他们出手大方，“周边的失足女就蜂拥而来了”。
此外，是去那些可以消磨时间的地方。富士康周围，多得是“一元网吧”、桌球城以及18元一个钟的廉价足浴，去亮点量贩式KTV也可以，富士康员工凭借工牌，有所谓“会员折扣”。10元钱一次的算命小地摊，到处都是，一些神情茫然的年轻人总是簇拥在这里，灰头土脸的算命先生从这些小伙子错落的掌纹中，“指点”着他们不甚明朗的命运。
而带蹦迪音乐的“大家乐溜冰场”，也是富士康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地方。在迷离的彩灯下，在极速、酒精与高分贝的刺激下，一堆小伙子围着两三个姑娘起劲地狂欢，靠近姑娘们的位置，往往最能引起小伙子们的争抢。在这个时候，许多眼前的不快，许多平淡生活中的郁闷，或许都可能被暂时淡忘。
17岁的马忆雪从未使用过她生产的i－Phone手机。她的一个梦想是，“有一天，要是能够回到老家，去开一个小店，就好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文中的部分受访者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