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1982年，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如是说。
1940年入伍的富永正三，曾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第39师步兵第232团连长。但他没能进一步晋升——1945年被俘，并于1950年被送到位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6年后回到日本，富永正三由战犯变成了战争罪行的反省者，“回忆当时战争、揭露战争罪恶、控告当时的当权者——其余党至今仍健在”。在这条路上，有上千名“中归联”成员与他同行。
正如他的友人、日本作家木多胜一后来所说：只有“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才可能改变“不会反省的民族”，才可能使日本人“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无逊色地并列”。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排长了”
辽宁作家刘家常曾长期关注抚顺战犯管理所及其关押的战犯。如今这位73岁的老者还记得，正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藤田茂，热情出任“中归联”首任会长。
如果追究藤田茂的过往，一本装帧极简单的小书《三光》，成为那段历史不可缺少的注解。封面上的字血红，如同书名一样刺眼。
1938年8月，49岁的藤田茂参加侵华战争，于1945年3月成为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他后来在朝鲜向苏军投降，被引渡给中国。
侵华战争期间，藤田茂曾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刺杀比枪杀有效果’”。
他更曾命令“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1945年6月在济南，超过600名俘虏被用于“教育刺杀”。
细菌战、毒气战也多次出现在他的回忆中。
根据藤田茂口供，1945年5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
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他承认，自己曾经常训诫部下：士兵如果不刺杀活人，“胆子是壮不起来的”。
在藤田茂担任“中归联”会长期间，《三光》编纂面世。书中，曾经的日本军人们讲述了自己更多的劣迹——破开孕妇肚皮取出婴儿杀死，对农民做活人毒气试验，取被捕农民的活胆，以及“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
藤田茂的继任者富永正三也有类似经历。
1941年，日军见习士官富永正三在华培训最后一天的科目是“勇敢测验”，内容是“斩杀俘虏”。20多名蒙着眼睛、捆住双手的中国人，被带到长约5米、宽约3米的深坑周围。
示范者拔出军刀，用清水泼了刀刃，然后走到中国人身后，高举军刀，由上而下斜劈下去，“只见他‘哈依’一声喊叫，军刀落下，身首分离，头颅飞出一米多远，颈上喷出两条血柱，尸体掉下深坑。”
第一次亲眼看到残酷的杀人情景，富永正三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不过，轮到自己时，他还是“横下心来，砍掉一个俘虏的头颅”。
从此，“我感到自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排长了”。
刘家常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日本，这些经历不断被“中归联”老兵通过展览、演讲等形式揭露出来。还在抚顺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候，战犯们就有了“成立一个组织”的计划。
被歧视的归国者
这个想法源于战犯们在中国的际遇。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90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温久达记得，战犯们当时“身体都很好”，“我们的医疗制度很健全”。
1950年，名副其实的“杀人英雄”富永正三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陷入了绝望，“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鲜血呀！”
不久，重病的他被送入医院治疗。“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 ，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觉。”富永正三突然想到，那些被自己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
当年他用的药，是从国外进口、十分贵重的链霉素。死里逃生的他觉得，一度丧失的人性又回到了身上。
当年，上级要求一定要做好管理所的医疗工作，刘家常说：“不准跑一个，不准死一个。”
这背后是来自中国各地医务人员的努力。85岁的赵毓英如今要依靠助听器才能听清本刊记者的问话，可她清楚地记得，1950年自己根据东北卫生部转东北公安部通知，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被收押的战犯们“恐惧、精神不安定、血压特别不稳定”。普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占50%以上。
于是“一三五日本人、二四六汉奸”的医疗诊查工作制度迅速建立并严格执行。战犯病号的药，必须由医护人员亲手送到他们手中，看着他们服药完毕——60余年后，赵毓英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概括战犯们当年受到的对待。
那几年，管理所没出过医疗事故。可温久达记得，很多人对战犯们受到的待遇表示“气愤、反感、恨”，“上级让认真做工作。”
藤田茂在赵毓英印象中“学习积极”。到1956年6月日本战犯审判时，他被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
宣判后，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藤田痛哭：“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其实，藤田茂曾是战犯管理所中最顽固的战犯之一。得知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等被处以绞刑时，他身着军服、马靴，每天呼叫：“天皇陛下万岁！”
管理人员注意到两个细节：看日本影片《混血儿》，里面有美军强奸日本妇女所生的混血儿，因肤色受到讥笑时大哭，藤田茂也落下了眼泪。
另一个细节是1954年，藤田茂从妻子信中知道，姐姐全家在原子弹轰炸广岛时丧生，此后态度逐渐缓和。 1956年，关押在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次年，拥有1014名成员的“中归联”宣告成立。
它宣布自己将“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友好”。
回到祖国，“中归联”成员们在日本各地宣传，“讲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感谢中国，反战，要和平。”温久达说。
可是他们的境况举步维艰。日本右翼势力将他们作为对手或争取对象，时常阻挠。
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这些曾经在中国关押的军人们已经被洗脑。成员们被政府要求，交代他们在中国的言行。
在备受歧视的境况下，很多人不得不合伙租房，靠打短工维持生计。讲演时还有人受到威胁。
“中归联”后继组织、抚顺奇迹继承会负责人荒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成立“中归联”最大的困难就是，“受到周围日本人异样的眼光”。很多成员的家人，即便对中国怀有“感恩之心”，也认为这些会员们确被洗脑了。
向中国人汇报
1957年成立后，“中归联”组织设立了会长、副会长、常任理事长、常任委员长和事务局长负责日常工作。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它的分部，每两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作为最高决议机关，负责审议中归联相关预决算及活动事务。
到1967年，“中归联”一度分为“中归联组织”和“中归联”两个团体，前者仍由藤田茂负责，后者则由岛村三郎担任会长。直至1986年，富永正三成为合并统一的“中归联”会长。
不过，致力于中日友好一直是“中归联”的目标。例如，1957年该会发起了欢迎中国访日代表团活动，1963年发起了恢复中日邦交的3000万人署名活动，1972年发起了祝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活动。
向日本国民宣扬侵华战争真相的同时，“中归联”还协助相关团体在1957年送还了在日遇难的中国劳工遗骨，他们甚至还在东京的寺院悼念在日本死难的中国烈士。
1959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争论激烈。“中归联”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发布公开信，产生巨大影响。
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远东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藤田茂本来要将同为战犯的古海忠所写的信件当面交给岸信介，结果遭到拒绝。后来在3000万人签名活动中，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强调：“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
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公。
藤田茂于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归联”代表团访华，都受到了周恩来接见。1980年他去世前先后5次来中国。临终一刻，这位前日本陆军中将让家属把周恩来送给他的中山装穿在身上。
“谢罪”则始终在进行。
1990年，“中归联”成员土屋芳雄在中国进行了自己的“谢罪之旅”，关于这次行动的纪录片《人、鬼、人》，在当年日本举办的亚洲电视节上被评为“优秀电视纪录片一等奖”。1931年即参加侵华战争的主人公土屋芳雄，曾因屠杀和破坏抗日人员和组织有功，多次被日军授予勋章。
不过由于各方阻挠，“中归联”成立28年后的198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才收到以“中归联”名义发来的访日邀请函。在此之前，“中归联”成员已几度访问中国，特别是他们的“再生之地”辽宁抚顺。
当年随团出访日本的赵毓英记得，抵日后，“中归联”成员们扶老携幼前来诉说衷肠，“回国后有很多斗争，要转业，要生活，一切安定后，想向中国人汇报一下回国后的状况。”
赵毓英等人被轮番请到“中归联”成员家里，聊天，照相。劫后余生的囚徒们说，没有中国放他们回去，就没有他们的命，没有他们的幸福生活。
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伴随他们终生。
多年后，中国媒体工作者赵冬苓曾见到一位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日军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时光流逝，随着大部分成员逐渐去世，2002年，“人数少、无力量”的“中归联”最终宣告解散。
“中归联”的使命，被一个叫做“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承袭下来。当时不到30岁的熊武伸一郎，成为“继承会”的负责人。
“奇迹”的继承
每年都要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熊武伸一郎觉得，日本战犯们从这里走出去，获得新生，堪称世界奇迹——“抚顺奇迹继承会”的名字由此而来。
2002年“继承会”成立之时，约百人规模。当时尚在世的“中归联”成员担任“继承会”的顾问。
荒川对本刊记者介绍称，作为著作家、杂志编辑，熊武伸一郎也是被“中归联”宣传活动感动的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归联”会员个人在日演讲不下500次，出版个人专著百余部。
第一任“继承会”事务局长熊武伸一郎的队伍参差不齐，如刘家常的了解，其会员年龄最大的90多岁、小的18岁。
刘家常记得，2002年前后“继承会”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熊武的队伍里有曾经的日本战犯作为顾问，为人们讲述当年的情况，“讲到半夜两三点。”
赵毓英回忆，“‘继承会’成员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之时，不住旅馆住监舍”。有的战犯会特意从管理所抓一把土带回日本，死了要洒在坟上。
很多日本人携家带口来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有一次，还是孩童的刘家常看见，熊武伸一郎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到来，随身还带着花篮——“他母亲很支持儿子的选择”。
藤田茂的儿子藤田蒙也曾来管理所了解历史，他的子女名字中都带有“和平”字眼。
很多“中归联”成员的后代成为“继承会”的成员。赵毓英记得，该会会长野津加代子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8月3日，“继承会”访中团在野津加代子率领下来到抚顺。访中团一位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老者，冒着雨，一点一点蹭到平顶山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
更多的人出于更纯粹的目的加入“继承会”，现任事务局长荒川女士并非战犯的后代。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通过网络知道“中归联”的信息后十分感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痛悲剧，希望可以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为中日友好宣传和平社会。”
而今，“继承会”仍在积极搜集整理“中归联”的证言、资料、文献，举办讲座，并发行一些“中归联”的季刊。
荒川说，很多来到抚顺的会员，了解战争历史后，在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设想自己是当年的老兵，痛哭流涕。”
与之相应的是，日本国内不了解“继承会”的民众，“对此并不太关心。”
这让她觉得，要从各个层面推进中日关系发展。当然，这需要大环境——“对于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我不是很支持，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下一届领导人是以支持中日友好关系为主要原则的。”
1940年入伍的富永正三，曾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第39师步兵第232团连长。但他没能进一步晋升——1945年被俘，并于1950年被送到位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6年后回到日本，富永正三由战犯变成了战争罪行的反省者，“回忆当时战争、揭露战争罪恶、控告当时的当权者——其余党至今仍健在”。在这条路上，有上千名“中归联”成员与他同行。
正如他的友人、日本作家木多胜一后来所说：只有“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才可能改变“不会反省的民族”，才可能使日本人“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无逊色地并列”。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排长了”
辽宁作家刘家常曾长期关注抚顺战犯管理所及其关押的战犯。如今这位73岁的老者还记得，正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藤田茂，热情出任“中归联”首任会长。
如果追究藤田茂的过往，一本装帧极简单的小书《三光》，成为那段历史不可缺少的注解。封面上的字血红，如同书名一样刺眼。
1938年8月，49岁的藤田茂参加侵华战争，于1945年3月成为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他后来在朝鲜向苏军投降，被引渡给中国。
侵华战争期间，藤田茂曾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刺杀比枪杀有效果’”。
他更曾命令“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1945年6月在济南，超过600名俘虏被用于“教育刺杀”。
细菌战、毒气战也多次出现在他的回忆中。
根据藤田茂口供，1945年5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
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他承认，自己曾经常训诫部下：士兵如果不刺杀活人，“胆子是壮不起来的”。
在藤田茂担任“中归联”会长期间，《三光》编纂面世。书中，曾经的日本军人们讲述了自己更多的劣迹——破开孕妇肚皮取出婴儿杀死，对农民做活人毒气试验，取被捕农民的活胆，以及“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
藤田茂的继任者富永正三也有类似经历。
1941年，日军见习士官富永正三在华培训最后一天的科目是“勇敢测验”，内容是“斩杀俘虏”。20多名蒙着眼睛、捆住双手的中国人，被带到长约5米、宽约3米的深坑周围。
示范者拔出军刀，用清水泼了刀刃，然后走到中国人身后，高举军刀，由上而下斜劈下去，“只见他‘哈依’一声喊叫，军刀落下，身首分离，头颅飞出一米多远，颈上喷出两条血柱，尸体掉下深坑。”
第一次亲眼看到残酷的杀人情景，富永正三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不过，轮到自己时，他还是“横下心来，砍掉一个俘虏的头颅”。
从此，“我感到自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排长了”。
刘家常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日本，这些经历不断被“中归联”老兵通过展览、演讲等形式揭露出来。还在抚顺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候，战犯们就有了“成立一个组织”的计划。
被歧视的归国者
这个想法源于战犯们在中国的际遇。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90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温久达记得，战犯们当时“身体都很好”，“我们的医疗制度很健全”。
1950年，名副其实的“杀人英雄”富永正三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陷入了绝望，“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鲜血呀！”
不久，重病的他被送入医院治疗。“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 ，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觉。”富永正三突然想到，那些被自己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
当年他用的药，是从国外进口、十分贵重的链霉素。死里逃生的他觉得，一度丧失的人性又回到了身上。
当年，上级要求一定要做好管理所的医疗工作，刘家常说：“不准跑一个，不准死一个。”
这背后是来自中国各地医务人员的努力。85岁的赵毓英如今要依靠助听器才能听清本刊记者的问话，可她清楚地记得，1950年自己根据东北卫生部转东北公安部通知，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被收押的战犯们“恐惧、精神不安定、血压特别不稳定”。普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占50%以上。
于是“一三五日本人、二四六汉奸”的医疗诊查工作制度迅速建立并严格执行。战犯病号的药，必须由医护人员亲手送到他们手中，看着他们服药完毕——60余年后，赵毓英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概括战犯们当年受到的对待。
那几年，管理所没出过医疗事故。可温久达记得，很多人对战犯们受到的待遇表示“气愤、反感、恨”，“上级让认真做工作。”
藤田茂在赵毓英印象中“学习积极”。到1956年6月日本战犯审判时，他被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
宣判后，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藤田痛哭：“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其实，藤田茂曾是战犯管理所中最顽固的战犯之一。得知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等被处以绞刑时，他身着军服、马靴，每天呼叫：“天皇陛下万岁！”
管理人员注意到两个细节：看日本影片《混血儿》，里面有美军强奸日本妇女所生的混血儿，因肤色受到讥笑时大哭，藤田茂也落下了眼泪。
另一个细节是1954年，藤田茂从妻子信中知道，姐姐全家在原子弹轰炸广岛时丧生，此后态度逐渐缓和。 1956年，关押在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次年，拥有1014名成员的“中归联”宣告成立。
它宣布自己将“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友好”。
回到祖国，“中归联”成员们在日本各地宣传，“讲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感谢中国，反战，要和平。”温久达说。
可是他们的境况举步维艰。日本右翼势力将他们作为对手或争取对象，时常阻挠。
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这些曾经在中国关押的军人们已经被洗脑。成员们被政府要求，交代他们在中国的言行。
在备受歧视的境况下，很多人不得不合伙租房，靠打短工维持生计。讲演时还有人受到威胁。
“中归联”后继组织、抚顺奇迹继承会负责人荒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成立“中归联”最大的困难就是，“受到周围日本人异样的眼光”。很多成员的家人，即便对中国怀有“感恩之心”，也认为这些会员们确被洗脑了。
向中国人汇报
1957年成立后，“中归联”组织设立了会长、副会长、常任理事长、常任委员长和事务局长负责日常工作。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它的分部，每两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作为最高决议机关，负责审议中归联相关预决算及活动事务。
到1967年，“中归联”一度分为“中归联组织”和“中归联”两个团体，前者仍由藤田茂负责，后者则由岛村三郎担任会长。直至1986年，富永正三成为合并统一的“中归联”会长。
不过，致力于中日友好一直是“中归联”的目标。例如，1957年该会发起了欢迎中国访日代表团活动，1963年发起了恢复中日邦交的3000万人署名活动，1972年发起了祝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活动。
向日本国民宣扬侵华战争真相的同时，“中归联”还协助相关团体在1957年送还了在日遇难的中国劳工遗骨，他们甚至还在东京的寺院悼念在日本死难的中国烈士。
1959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争论激烈。“中归联”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发布公开信，产生巨大影响。
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远东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藤田茂本来要将同为战犯的古海忠所写的信件当面交给岸信介，结果遭到拒绝。后来在3000万人签名活动中，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强调：“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
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公。
藤田茂于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归联”代表团访华，都受到了周恩来接见。1980年他去世前先后5次来中国。临终一刻，这位前日本陆军中将让家属把周恩来送给他的中山装穿在身上。
“谢罪”则始终在进行。
1990年，“中归联”成员土屋芳雄在中国进行了自己的“谢罪之旅”，关于这次行动的纪录片《人、鬼、人》，在当年日本举办的亚洲电视节上被评为“优秀电视纪录片一等奖”。1931年即参加侵华战争的主人公土屋芳雄，曾因屠杀和破坏抗日人员和组织有功，多次被日军授予勋章。
不过由于各方阻挠，“中归联”成立28年后的198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才收到以“中归联”名义发来的访日邀请函。在此之前，“中归联”成员已几度访问中国，特别是他们的“再生之地”辽宁抚顺。
当年随团出访日本的赵毓英记得，抵日后，“中归联”成员们扶老携幼前来诉说衷肠，“回国后有很多斗争，要转业，要生活，一切安定后，想向中国人汇报一下回国后的状况。”
赵毓英等人被轮番请到“中归联”成员家里，聊天，照相。劫后余生的囚徒们说，没有中国放他们回去，就没有他们的命，没有他们的幸福生活。
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伴随他们终生。
多年后，中国媒体工作者赵冬苓曾见到一位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日军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时光流逝，随着大部分成员逐渐去世，2002年，“人数少、无力量”的“中归联”最终宣告解散。
“中归联”的使命，被一个叫做“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承袭下来。当时不到30岁的熊武伸一郎，成为“继承会”的负责人。
“奇迹”的继承
每年都要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熊武伸一郎觉得，日本战犯们从这里走出去，获得新生，堪称世界奇迹——“抚顺奇迹继承会”的名字由此而来。
2002年“继承会”成立之时，约百人规模。当时尚在世的“中归联”成员担任“继承会”的顾问。
荒川对本刊记者介绍称，作为著作家、杂志编辑，熊武伸一郎也是被“中归联”宣传活动感动的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归联”会员个人在日演讲不下500次，出版个人专著百余部。
第一任“继承会”事务局长熊武伸一郎的队伍参差不齐，如刘家常的了解，其会员年龄最大的90多岁、小的18岁。
刘家常记得，2002年前后“继承会”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熊武的队伍里有曾经的日本战犯作为顾问，为人们讲述当年的情况，“讲到半夜两三点。”
赵毓英回忆，“‘继承会’成员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之时，不住旅馆住监舍”。有的战犯会特意从管理所抓一把土带回日本，死了要洒在坟上。
很多日本人携家带口来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有一次，还是孩童的刘家常看见，熊武伸一郎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到来，随身还带着花篮——“他母亲很支持儿子的选择”。
藤田茂的儿子藤田蒙也曾来管理所了解历史，他的子女名字中都带有“和平”字眼。
很多“中归联”成员的后代成为“继承会”的成员。赵毓英记得，该会会长野津加代子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8月3日，“继承会”访中团在野津加代子率领下来到抚顺。访中团一位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老者，冒着雨，一点一点蹭到平顶山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
更多的人出于更纯粹的目的加入“继承会”，现任事务局长荒川女士并非战犯的后代。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通过网络知道“中归联”的信息后十分感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痛悲剧，希望可以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为中日友好宣传和平社会。”
而今，“继承会”仍在积极搜集整理“中归联”的证言、资料、文献，举办讲座，并发行一些“中归联”的季刊。
荒川说，很多来到抚顺的会员，了解战争历史后，在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设想自己是当年的老兵，痛哭流涕。”
与之相应的是，日本国内不了解“继承会”的民众，“对此并不太关心。”
这让她觉得，要从各个层面推进中日关系发展。当然，这需要大环境——“对于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我不是很支持，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下一届领导人是以支持中日友好关系为主要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