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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丽霞（1987-），女，山西临汾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2011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律史学界陆续有两本巨著问世，即泰格和利维的《法律与资本主义兴起》（1977）与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1983）。此二著作均以西方法律传统之形成为主题，然而所反映的观念，所得到的结论却大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通过阅读此二著作，对两部著作的观点对比分析，得出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并不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多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促成的，即西方法律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西方法律传统；多样性；复杂性
一、伯尔曼关于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宗教理想观
在《法律与革命》中，伯尔曼所称的“革命”是指，11世纪末期由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伯尔曼认为，这一次争端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能量源泉和内在动力。随后在社会以及法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是由这一争端引发的。
作为狂热的基督教徒，伯尔曼认为，宗教理想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与灵魂之所在。12世纪以后形成的教会法律体系与世俗法律体系都是教皇革命的产物。在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中，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象征，法律与宗教从来都是密切联系、乃至密不可分的，它们有着天然的一体性。然而在二十世纪，宗教信仰初次变成个人的私事选择，脱离法律单独存在，而法律却沦为幕后的权宜之计。法律与宗教天然一体性的关系被隔断，这一改变恰好突破了伯尔曼理论中的决定性论断。因此，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慌与不安，所以在《法律与革命》的后半部分中，他力图通过宗教对法律进行救赎——形成新的法律信仰。
二、资产阶级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
《法律与资本主义兴起》从兴起中的商人阶层与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入手，探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渊源。着重之点在于法律和各种制度如何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它们如何以新社会阶级取代旧有阶级的社会变革。此书亦可以《法律与革命》命名，但他的“革命”则是指11世纪至19世纪八百年间在资产阶级兴起过程中，新兴资本家即商人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谋取与自己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抗与争夺，以及由此促成的法理学革命。其主旨观点为：商人对法律体系的影响乃至改造，他们在不同时期利用当时的法律体制与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作着艰难而又顽强的抗争，以期建立维护自己经济、政治利益的社会制度。
商人阶层利用法律与统治阶层抗争的过程，亦是他们与和法律体系的互動过程，在公元1000—1804年八百年间此过程一直在缓慢而又艰难的进行着。而始终贯穿这八个世纪法律蜕变的主线，则是契约和产权观念的变化，即契约自由观念的逐步确立以及产权逐步走向绝对化，它们从其他社会因素中脱离出来，成为单纯的“私人”与“物”的关系。这两个发展，是现代法理学的基石，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三、西方法律传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伯尔曼的巨著旨在揭示宗教活动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泰格和利维的著作则含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八百年历程，旨在论证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商人阶层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特殊贡献，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对比此二著作的内容，不难看出两部著作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论述了，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过程中两种必不可少却又截然不同的源动力。
泰格和利维在著作中指出：“资产阶级在继承和创造的基础上为其自身设计了完美的的法律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罗马法、封建法、教会法、王室法、商人法、自然法等六个组成部分。通过此简介，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法律体系有着丰富的、复杂的渊源。尽管它们所起的作用、所具有能量大小有异，轻重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六个部分缺任何一种西方法律传统都将无法形成。此外，深究其成因这六个体系则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建立在的利益冲突基础上的不断争夺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利益集团与统治集团以及与其他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以及形式合理化则在不断的得到实现。因此，单纯强调任一体系的整体性、全局性影响都无法对西方法律传统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不仅是教皇改革等宗教活动的产物，也与11世纪至19世纪八百年建资产阶级兴起，对法律体系的影响乃至改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1世纪至19世纪的八百年间，教皇革命对西方社会法制进行了全局性的改造，与此同时东征的十字军与沿途东方各国进行着频繁的贸易，随后西方商人带来了东方现进的罗马法、商事惯例和商务知识等法制因素，这些复杂、多样的法律渊源，历经八百年的冲突，吸收与磨合，最终形成完备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此期间，不仅有无数商人大夫、教会民众、大学教授、统治官员的不息努力，同样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艰辛而又漫长的冲突、融合“磨合”，也是必不可少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法]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纪琨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2.
[2][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程洪奎，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摘要】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律史学界陆续有两本巨著问世，即泰格和利维的《法律与资本主义兴起》（1977）与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1983）。此二著作均以西方法律传统之形成为主题，然而所反映的观念，所得到的结论却大为不同，乃至截然相反。通过阅读此二著作，对两部著作的观点对比分析，得出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并不是由某一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多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促成的，即西方法律传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西方法律传统；多样性；复杂性
一、伯尔曼关于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宗教理想观
在《法律与革命》中，伯尔曼所称的“革命”是指，11世纪末期由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伯尔曼认为，这一次争端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能量源泉和内在动力。随后在社会以及法律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都是由这一争端引发的。
作为狂热的基督教徒，伯尔曼认为，宗教理想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核心与灵魂之所在。12世纪以后形成的教会法律体系与世俗法律体系都是教皇革命的产物。在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中，作为社会共同体的象征，法律与宗教从来都是密切联系、乃至密不可分的，它们有着天然的一体性。然而在二十世纪，宗教信仰初次变成个人的私事选择，脱离法律单独存在，而法律却沦为幕后的权宜之计。法律与宗教天然一体性的关系被隔断，这一改变恰好突破了伯尔曼理论中的决定性论断。因此，他感到了深深的恐慌与不安，所以在《法律与革命》的后半部分中，他力图通过宗教对法律进行救赎——形成新的法律信仰。
二、资产阶级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
《法律与资本主义兴起》从兴起中的商人阶层与没落的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入手，探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渊源。着重之点在于法律和各种制度如何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它们如何以新社会阶级取代旧有阶级的社会变革。此书亦可以《法律与革命》命名，但他的“革命”则是指11世纪至19世纪八百年间在资产阶级兴起过程中，新兴资本家即商人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谋取与自己经济实力相适应的社会地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反抗与争夺，以及由此促成的法理学革命。其主旨观点为：商人对法律体系的影响乃至改造，他们在不同时期利用当时的法律体制与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作着艰难而又顽强的抗争，以期建立维护自己经济、政治利益的社会制度。
商人阶层利用法律与统治阶层抗争的过程，亦是他们与和法律体系的互動过程，在公元1000—1804年八百年间此过程一直在缓慢而又艰难的进行着。而始终贯穿这八个世纪法律蜕变的主线，则是契约和产权观念的变化，即契约自由观念的逐步确立以及产权逐步走向绝对化，它们从其他社会因素中脱离出来，成为单纯的“私人”与“物”的关系。这两个发展，是现代法理学的基石，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三、西方法律传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伯尔曼的巨著旨在揭示宗教活动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泰格和利维的著作则含盖了西方资本主义形成的八百年历程，旨在论证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商人阶层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特殊贡献，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在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对比此二著作的内容，不难看出两部著作的作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论述了，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过程中两种必不可少却又截然不同的源动力。
泰格和利维在著作中指出：“资产阶级在继承和创造的基础上为其自身设计了完美的的法律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罗马法、封建法、教会法、王室法、商人法、自然法等六个组成部分。通过此简介，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法律体系有着丰富的、复杂的渊源。尽管它们所起的作用、所具有能量大小有异，轻重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言，六个部分缺任何一种西方法律传统都将无法形成。此外，深究其成因这六个体系则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建立在的利益冲突基础上的不断争夺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会利益集团与统治集团以及与其他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过程中，西方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以及形式合理化则在不断的得到实现。因此，单纯强调任一体系的整体性、全局性影响都无法对西方法律传统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总而言之，西方现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不仅是教皇改革等宗教活动的产物，也与11世纪至19世纪八百年建资产阶级兴起，对法律体系的影响乃至改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1世纪至19世纪的八百年间，教皇革命对西方社会法制进行了全局性的改造，与此同时东征的十字军与沿途东方各国进行着频繁的贸易，随后西方商人带来了东方现进的罗马法、商事惯例和商务知识等法制因素，这些复杂、多样的法律渊源，历经八百年的冲突，吸收与磨合，最终形成完备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此期间，不仅有无数商人大夫、教会民众、大学教授、统治官员的不息努力，同样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艰辛而又漫长的冲突、融合“磨合”，也是必不可少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法]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纪琨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2.
[2][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3][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程洪奎，沅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