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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通过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眼睛，记录了70年前的一场浩劫。去年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首映此片时，曾经赢得观众起立鼓掌1分多钟。但起立致敬的中国观众们，恐怕还不知道这部影片在北美社会里和政坛上引起了怎样的风波。
让西方人了解南京的真相
张纯如自杀前刚去过日军战俘营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离她家不远的公路附近，在自己的车内举枪自尽。她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张纯如的死讯刚刚公之于世的时候，许多人怀疑她是被日本右翼分子谋杀的。但当警方确定她的死属于自杀之后，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她患有抑郁症这个事实。当时，她因为《南京大屠杀》而长期受到威胁，在写作中又长期接触残酷恐怖的历史资料。在她去世前，她刚刚结束了在菲律宾巴丹岛日军战俘营的旅行，准备着手写第四部书。巨大的精神压力可能是她轻生的原因。
在张纯如去世前，她曾经向父母表示希望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影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想拍这部片子，也是因为我想向张纯如致敬。我不认为世界已经给了她应得的尊重;我不认为人们对她的书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王裕佳说。
他本想拍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但是考虑到已经有不少同类的影片，他开始考虑把张纯如的故事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合并在一起，做一个纪录剧情片。他请来一位女演员扮演张纯如，重新再现她的形象，通过时空交错的拍摄手法，讲述这位女记者是怎样一层层揭开这段黑暗的历史，而最后不幸被疾病吞噬的。
此外，这部影片包括许多历史片段和实地记录。张纯如的父母、当年协助她采访的教授、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都接受了采访。片中甚至还包括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论。
拍片之前，王裕佳咨询过一些导演和制作人。他得到的答案是:第一，纪录片不赚钱;第二，拍一部好的纪录片很贵。
“他们告诉我，一部破纪录片大概要花15万加元，一部差不多的纪录片要花20万加元，但是一部好纪录片就要花60万加元。那么一部好的纪录剧情片要花多少钱呢？大概得花100万到130万加元，”王裕佳说，“那真是不少钱啊！可是当时我兜里1分钱投资都没有。”
之后，王裕佳试图接触Avery-Tsui基金会，请求他们为影片捐款。这个家族从圣地亚哥北上旧金山与王裕佳会合，并一口答应捐款100万美元。他刚松了一口气，带着加拿大的教师访问团去了北京，忽然在机场接到一个电话：形势有变，对方需要重新考虑。
基金会集齐人马，坐在会议室商量的时候，王裕佳正坐在自己的车里，握着电话等待结果。此刻恐怕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间了。幸运的是，好消息从电话另一端传来，基金会通过了捐款的决定，王裕佳终于欢呼起来。
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史维会在筹款过程中没有接受任何政府的资助，全部捐款都来自民间。
郑启蕙:毛遂自荐出演张纯如
正当《南京大屠杀》剧组从大批应征扮演张纯如的演员里层层筛选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封邮件，信中直率地说:“你绝不会找到比我更适合扮演张纯如的人了！”
就这样，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华裔演员郑启蕙获得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并立刻被录用了。她的外貌与张纯如很相似，1.7米左右的个子，披肩长发，大眼睛。不过更相似的则是两者的背景，她们都是新闻系毕业生，都做过记者，都是华裔，都在北美出生。郑启蕙曾在环球电视台（Global TV）供职5年，曾拍过一部电影《断轨》（Broken Trail），《南京大屠杀》是她的第二部电影。
“她们性格也很像，都很开朗，都热心公益，”王裕佳说，“郑启蕙对社会公益很关心。”
王裕佳第一次见到郑启蕙还是在电视上。
“当时她已经被剧组录用了，但是还没来多伦多。我晚上在沙发上打盹，睁开眼一看，张纯如正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我心想，张纯如？这怎么可能？再仔细一看，啊！原来是郑启蕙。”
作为一名在北美土生土长的华裔，郑启蕙原本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18岁的时候，她正在阿尔伯塔大学念大一，偶然在《读者文摘》的封面故事上看到了张纯如。但直到7年之后，她才读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并为之震撼。她越来越想认识张纯如，但是在网上搜索才发现，张纯如居然已经自杀身亡。
郑启蕙去了旧金山，要求采访张纯如的丈夫，又去过斯坦福大学，查找关于张纯如的所有资料。她甚至想把张纯如写成剧本，自己写，自己演。
“我为什么想演张纯如？天哪，我怎么能不想演呢？……听过了她的故事之后，你怎么可能不想演她呢？”郑启蕙说。
“我看到了70年前那个小孩子”
拍片的过程对郑启蕙来说是一种挑战。她只会说英语和粤语，所以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时候，她要请当地人把南京话翻译成普通话，再请剧组里的翻译把普通话翻译成英语。
“每天翻译的时候，我耳朵里头就有好几个声音嗡嗡地响，实在没法专心。”郑启蕙回忆说。
后来，她试着不理她的翻译，集中精神看着受害者。
“我不再试图理解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我只是去接纳他的感情。这时候，我才真正被感动了，我看见他的身子在颤抖，我看见他努力支持自己去回忆……虽然我一点也听不懂。
“这些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是他们一旦说起过去的事情，他们就又回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们身体里的那个小孩子。你能看见昨天:他们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他们的语气也不一样了。当他们说:‘我妈妈，我姐姐……’的时候，他们完全又变成了70年前那个被吓坏了的小孩子。
“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一辈子不停向别人讲述他们的创伤的，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些人甚至觉得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原因——让别人知道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我要为失语者呐喊”
除了扮演张纯如之外，郑启蕙还是电影主题歌歌词的作者，但据她自己说，那完全是个意外。
“拍摄完的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睡了几个小时，脑子里总是响着几句话:‘I’ll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silenced for too long. Crying out for justice, silenced for too long……′（我要为失语者呐喊，他们沉默得太久。为正义呼喊吧，他们沉默得太久……）然后我就爬起来，40分钟内就把这个写出来了。”她说。
郑启蕙说自己本来是想写个说唱的，但是效果不怎么理想。她知道剧组里负责后期制作的岑宁儿唱歌不错，于是拿着这首“诗”就去敲人家的门。
二十出头的岑宁儿在香港长大，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毕业生，两位年轻姑娘平时混得很熟。她一开门，看见郑启蕙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挥舞着一张纸激动地说:“看我写出什么来了？”她读了一遍，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如果她很正式地交给我，我是不会谱曲的。我是搞后期制作的，我肯定就转手给负责音乐的人了。不过当时我想，干吗不试试呢……所以我谱了曲，录了音，给剧组负责人看了，结果他们很喜欢！”岑宁儿说。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名为《鸢尾花》的主题曲很受好评。王裕佳说，这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郑启蕙从没写过诗，岑宁儿也没有发表过音乐作品。
日本政府曾向加拿大施压
2007年11月中，这部剧情纪录片终于在温哥华、多伦多两地公映了。电影院里座无虚席。加拿大国务部长詹森·康尼也出席了公映仪式。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出现在多伦多的首映上，张绍进在放映过程中一直在擦眼泪。张盈盈说，虽然很多人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伤痛，但是失去女儿的伤痛却永远不能愈合。她只希望最终日本政府能承认历史错误并且道歉，她认为这部影片就是争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张盈盈并没有说错。在拍摄这部电影的同时，史维会在加拿大收集了1500个签名，给所有的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加拿大政府重视“慰安妇事件”，希望加拿大国会能够通过由华裔国会议员邹至蕙在2007年春天提出的“慰安妇法案”。法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事件”正式道歉，并把日本教科书内删除的所有有关“慰安妇”的史实重新加入。
事实上，在电影上演时，史维会已经从中国、韩国、菲律宾、荷兰请来4位慰安妇幸存者，请求她们在国会作证。从中国赶来作证的是来自山西的81岁慰安妇幸存者刘面换。
而这部电影的上映，无疑是给“慰安妇法案”添了一把柴。
“如果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能通过这样一个法案，那日本就不会再敢篡改历史。日本的经济现在发展并不理想，它也不敢与所有国家为敌，”王裕佳说，“作为一名华裔，我觉得中国、韩国这些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败的——二战结束了，我们却没能让西方国家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我们犯下的罪行。”
法案通过之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曾致电加拿大总理哈珀施加压力，而日本驻加大使也向加拿大议员、媒体及重要机构写过一封附着厚厚资料的信。不过不论是电话还是信件，似乎都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11月28日，“慰安妇法案”在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通过。继美国、荷兰之后，加拿大也加入了要求日本道歉的国家的行列。
法案通过了，但史维会的工作并未结束。他们已经说服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委员会，把日本侵华战争的资料加到十年级的历史课本里。他们也希望安省的老师们能理解这段历史。因此，他们一直在筹款，资助加拿大的老师去中国作调查。
不过王裕佳现在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他希望所有看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观众都明白，这部电影不是在宣扬复仇，而是在呼唤和平。
“我们希望人们能记住历史、认识历史，但不要被历史的仇恨所吞噬。”
让西方人了解南京的真相
张纯如自杀前刚去过日军战俘营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离她家不远的公路附近，在自己的车内举枪自尽。她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张纯如的死讯刚刚公之于世的时候，许多人怀疑她是被日本右翼分子谋杀的。但当警方确定她的死属于自杀之后，人们逐渐开始接受她患有抑郁症这个事实。当时，她因为《南京大屠杀》而长期受到威胁，在写作中又长期接触残酷恐怖的历史资料。在她去世前，她刚刚结束了在菲律宾巴丹岛日军战俘营的旅行，准备着手写第四部书。巨大的精神压力可能是她轻生的原因。
在张纯如去世前，她曾经向父母表示希望拍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影片，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我想拍这部片子，也是因为我想向张纯如致敬。我不认为世界已经给了她应得的尊重;我不认为人们对她的书的价值有足够的认识。”王裕佳说。
他本想拍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但是考虑到已经有不少同类的影片，他开始考虑把张纯如的故事和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合并在一起，做一个纪录剧情片。他请来一位女演员扮演张纯如，重新再现她的形象，通过时空交错的拍摄手法，讲述这位女记者是怎样一层层揭开这段黑暗的历史，而最后不幸被疾病吞噬的。
此外，这部影片包括许多历史片段和实地记录。张纯如的父母、当年协助她采访的教授、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都接受了采访。片中甚至还包括日本右翼分子的言论。
拍片之前，王裕佳咨询过一些导演和制作人。他得到的答案是:第一，纪录片不赚钱;第二，拍一部好的纪录片很贵。
“他们告诉我，一部破纪录片大概要花15万加元，一部差不多的纪录片要花20万加元，但是一部好纪录片就要花60万加元。那么一部好的纪录剧情片要花多少钱呢？大概得花100万到130万加元，”王裕佳说，“那真是不少钱啊！可是当时我兜里1分钱投资都没有。”
之后，王裕佳试图接触Avery-Tsui基金会，请求他们为影片捐款。这个家族从圣地亚哥北上旧金山与王裕佳会合，并一口答应捐款100万美元。他刚松了一口气，带着加拿大的教师访问团去了北京，忽然在机场接到一个电话：形势有变，对方需要重新考虑。
基金会集齐人马，坐在会议室商量的时候，王裕佳正坐在自己的车里，握着电话等待结果。此刻恐怕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间了。幸运的是，好消息从电话另一端传来，基金会通过了捐款的决定，王裕佳终于欢呼起来。
为了保证影片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史维会在筹款过程中没有接受任何政府的资助，全部捐款都来自民间。
郑启蕙:毛遂自荐出演张纯如
正当《南京大屠杀》剧组从大批应征扮演张纯如的演员里层层筛选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封邮件，信中直率地说:“你绝不会找到比我更适合扮演张纯如的人了！”
就这样，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华裔演员郑启蕙获得了一个面试的机会，并立刻被录用了。她的外貌与张纯如很相似，1.7米左右的个子，披肩长发，大眼睛。不过更相似的则是两者的背景，她们都是新闻系毕业生，都做过记者，都是华裔，都在北美出生。郑启蕙曾在环球电视台（Global TV）供职5年，曾拍过一部电影《断轨》（Broken Trail），《南京大屠杀》是她的第二部电影。
“她们性格也很像，都很开朗，都热心公益，”王裕佳说，“郑启蕙对社会公益很关心。”
王裕佳第一次见到郑启蕙还是在电视上。
“当时她已经被剧组录用了，但是还没来多伦多。我晚上在沙发上打盹，睁开眼一看，张纯如正在电视上接受采访。我心想，张纯如？这怎么可能？再仔细一看，啊！原来是郑启蕙。”
作为一名在北美土生土长的华裔，郑启蕙原本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杀。18岁的时候，她正在阿尔伯塔大学念大一，偶然在《读者文摘》的封面故事上看到了张纯如。但直到7年之后，她才读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并为之震撼。她越来越想认识张纯如，但是在网上搜索才发现，张纯如居然已经自杀身亡。
郑启蕙去了旧金山，要求采访张纯如的丈夫，又去过斯坦福大学，查找关于张纯如的所有资料。她甚至想把张纯如写成剧本，自己写，自己演。
“我为什么想演张纯如？天哪，我怎么能不想演呢？……听过了她的故事之后，你怎么可能不想演她呢？”郑启蕙说。
“我看到了70年前那个小孩子”
拍片的过程对郑启蕙来说是一种挑战。她只会说英语和粤语，所以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时候，她要请当地人把南京话翻译成普通话，再请剧组里的翻译把普通话翻译成英语。
“每天翻译的时候，我耳朵里头就有好几个声音嗡嗡地响，实在没法专心。”郑启蕙回忆说。
后来，她试着不理她的翻译，集中精神看着受害者。
“我不再试图理解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我只是去接纳他的感情。这时候，我才真正被感动了，我看见他的身子在颤抖，我看见他努力支持自己去回忆……虽然我一点也听不懂。
“这些人都已经八九十岁了，但是他们一旦说起过去的事情，他们就又回到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们身体里的那个小孩子。你能看见昨天:他们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他们的语气也不一样了。当他们说:‘我妈妈，我姐姐……’的时候，他们完全又变成了70年前那个被吓坏了的小孩子。
“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一辈子不停向别人讲述他们的创伤的，但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有些人甚至觉得这是他们活下去的原因——让别人知道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
“我要为失语者呐喊”
除了扮演张纯如之外，郑启蕙还是电影主题歌歌词的作者，但据她自己说，那完全是个意外。
“拍摄完的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睡了几个小时，脑子里总是响着几句话:‘I’ll give voice to the voiceless, silenced for too long. Crying out for justice, silenced for too long……′（我要为失语者呐喊，他们沉默得太久。为正义呼喊吧，他们沉默得太久……）然后我就爬起来，40分钟内就把这个写出来了。”她说。
郑启蕙说自己本来是想写个说唱的，但是效果不怎么理想。她知道剧组里负责后期制作的岑宁儿唱歌不错，于是拿着这首“诗”就去敲人家的门。
二十出头的岑宁儿在香港长大，是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毕业生，两位年轻姑娘平时混得很熟。她一开门，看见郑启蕙穿着睡衣站在门口，挥舞着一张纸激动地说:“看我写出什么来了？”她读了一遍，就知道“这是好东西”。
“如果她很正式地交给我，我是不会谱曲的。我是搞后期制作的，我肯定就转手给负责音乐的人了。不过当时我想，干吗不试试呢……所以我谱了曲，录了音，给剧组负责人看了，结果他们很喜欢！”岑宁儿说。
电影播出之后，这首名为《鸢尾花》的主题曲很受好评。王裕佳说，这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郑启蕙从没写过诗，岑宁儿也没有发表过音乐作品。
日本政府曾向加拿大施压
2007年11月中，这部剧情纪录片终于在温哥华、多伦多两地公映了。电影院里座无虚席。加拿大国务部长詹森·康尼也出席了公映仪式。
张纯如的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出现在多伦多的首映上，张绍进在放映过程中一直在擦眼泪。张盈盈说，虽然很多人都说时间可以治愈伤痛，但是失去女儿的伤痛却永远不能愈合。她只希望最终日本政府能承认历史错误并且道歉，她认为这部影片就是争取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张盈盈并没有说错。在拍摄这部电影的同时，史维会在加拿大收集了1500个签名，给所有的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加拿大政府重视“慰安妇事件”，希望加拿大国会能够通过由华裔国会议员邹至蕙在2007年春天提出的“慰安妇法案”。法案要求加拿大政府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事件”正式道歉，并把日本教科书内删除的所有有关“慰安妇”的史实重新加入。
事实上，在电影上演时，史维会已经从中国、韩国、菲律宾、荷兰请来4位慰安妇幸存者，请求她们在国会作证。从中国赶来作证的是来自山西的81岁慰安妇幸存者刘面换。
而这部电影的上映，无疑是给“慰安妇法案”添了一把柴。
“如果世界上的每个政府都能通过这样一个法案，那日本就不会再敢篡改历史。日本的经济现在发展并不理想，它也不敢与所有国家为敌，”王裕佳说，“作为一名华裔，我觉得中国、韩国这些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失败的——二战结束了，我们却没能让西方国家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我们犯下的罪行。”
法案通过之前，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曾致电加拿大总理哈珀施加压力，而日本驻加大使也向加拿大议员、媒体及重要机构写过一封附着厚厚资料的信。不过不论是电话还是信件，似乎都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11月28日，“慰安妇法案”在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通过。继美国、荷兰之后，加拿大也加入了要求日本道歉的国家的行列。
法案通过了，但史维会的工作并未结束。他们已经说服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委员会，把日本侵华战争的资料加到十年级的历史课本里。他们也希望安省的老师们能理解这段历史。因此，他们一直在筹款，资助加拿大的老师去中国作调查。
不过王裕佳现在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他希望所有看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的观众都明白，这部电影不是在宣扬复仇，而是在呼唤和平。
“我们希望人们能记住历史、认识历史，但不要被历史的仇恨所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