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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2月，36岁的迟福林从北京调任海南，参与海南省的筹建。此前，他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到海南后担任了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
1991年，他参与创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历任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院长。如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已经成为推动海南改革发展的重要智库。
在海南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迟福林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开放就是内在的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海南有一个特殊的关键词是“全国最大的特区”，如何总结海南作为经济特区的探索和实践？
迟福林：海南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南的今天。未来海南的发展，如果没有更大的开放，没有更大程度的改革，也难以创造更好的明天。
如果未来海南再用3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美丽的宝岛，根本的推动力还是要尽快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这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对于推动海南成为中国开放改革的排头兵，成为南海、“一带一路”上的先导力量，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987年，海南的经济总量尽管也很低，但比深圳还略高一点，可是今天再和深圳比，可能只等于深圳的五分之一左右。应该说深圳的发展比海南的发展要快得多，海南尽管发展也很快，但和深圳比有明显的差距，而且差距有所扩大。
为什么？可能还是要在开放改革上寻找原因。首先，深圳由于毗邻香港，在开放力度上比海南更大。第二，深圳在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上，进展比较快，尤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给深圳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体系形成的速度比较快，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在这个背景下，深圳产生了很多创新力量、创新主体，所以深圳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了以高科技、数字经济引领全国发展的重要区域，成为中国创新发展最快的地方。
深圳的经验，很值得海南学习。总体上看，这种差距，不仅是总量的差距，发展的差距，更是在开放改革上的差距。海南建省办特区，一开始就探索要推向国际市场，探索建立特别关税区，探索全岛的大开放，但由于多种原因，很多探索没有变成实践。
后来的国际旅游岛，是产业开放上的重大突破，但国际旅游岛存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矛盾。尽管产业开放政策给海南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建设国际旅游岛提出海南要逐步成为国际购物中心，但以免税问题来说，快十年了，尽管免税额有所提高，但距离类似香港的国际购物中心，差距还很大。
第三，更应该关注的是，岛屿经济体如何发展？海南和深圳不同，深圳和香港有地缘优势，海南没有地缘优势，形成了自身发展的很多劣势，要靠什么来突破？靠更大程度的开放。海南从开始探索建立特别关税区，到现在海南努力想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都是探索岛屿经济体到底怎么发展。岛屿经济体实际上更依赖于开放，有多大的开放，就有多大的发展。
岛屿经济体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岛内外的经济联系，自身的市场环境，具体政策往往难以起到政策设计者最初的目标，所以必须在更大开放的模式中，才能形成自己一系列的发展优势。我们在开放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更大开放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破题，仍然是需要按照十九大精神探索的重大课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海南的发展，有一种声音认为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海南未来如何重拾“特”字？
迟福林：在相当一段时期，大家议论海南，都会提到“特区不特”，“大特区没有大开放”，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海南特区如何“特”起来？第一，开放方面要特起来，岛屿经济体才能活起来，发展才能快起来。第二，市场化改革要特起来，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三，行政體制要特起来，海南虽然是一个省，但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能不能采取扁平化的管理方式，能不能把过去一建省那种改革劲头发挥出来。
海南真要特起来，要努力实现四大目标：中国扩大开放的先行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试验区、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和泛南海经济合作先导区。
要摆脱政策依赖
中国新闻周刊：海南未来的发展，如何进一步争取有利的政策支持？同时如何摆脱对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
迟福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岛屿经济体，仅靠政策是有问题的。中央支持海南发展，从具体政策上给了很多，但存在三个制约。第一，岛屿经济体，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决定在政策执行上缺乏更大市场。第二，在政策执行能力上，也存在制约。第三，岛屿经济体存在惰性，所谓惰性，就是过度的政策依赖。政策越没落实好，越需要更多特殊政策。
根本上看，还是开放度决定了政策的落实程度。不仅要给政策，同时一定要扩大开放。所以海南在开放模式的选择上极为重要，现在全球开放模式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贸易港，如果有了这一条，很多具体政策就变活了，就不再围绕着具体政策打转，而是从开放上下功夫。
第二，要把政策和体制变革结合起来。比如，海南在搞的多规合一，如果这项改革做深、做广、做大，会产生很多政策产生不了的效应，所以应该更重视体制变革对于落实政策的重大作用。
第三，海南要大政策，而不是小政策，要摆脱政策依赖。尤其是开放的大政策，改革的大政策，比如自由港和多规合一改革，两个一结合，很多政策就会变活，岛屿经济体也会变活。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但以旅游为主要突破口的开放模式，也有不少争论，你怎么看？
迟福林：首先来看国际旅游岛产生的背景。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当时的希望是搞特别关税区，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实现。海南在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发展一度在全国排名倒数几位徘徊。当时感觉整个区域开放的可能性小了，但是怎么办呢？只能产业开放，而产业开放的突破口在旅游。
1991年，他参与创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历任常务副院长、执行院长、院长。如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已经成为推动海南改革发展的重要智库。
在海南特区成立30周年之际，迟福林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开放就是内在的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海南有一个特殊的关键词是“全国最大的特区”，如何总结海南作为经济特区的探索和实践？
迟福林：海南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南的今天。未来海南的发展，如果没有更大的开放，没有更大程度的改革，也难以创造更好的明天。
如果未来海南再用30年的时间，建设一个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美丽的宝岛，根本的推动力还是要尽快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而这些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对于推动海南成为中国开放改革的排头兵，成为南海、“一带一路”上的先导力量，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987年，海南的经济总量尽管也很低，但比深圳还略高一点，可是今天再和深圳比，可能只等于深圳的五分之一左右。应该说深圳的发展比海南的发展要快得多，海南尽管发展也很快，但和深圳比有明显的差距，而且差距有所扩大。
为什么？可能还是要在开放改革上寻找原因。首先，深圳由于毗邻香港，在开放力度上比海南更大。第二，深圳在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上，进展比较快，尤其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给深圳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在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体系形成的速度比较快，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在这个背景下，深圳产生了很多创新力量、创新主体，所以深圳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了以高科技、数字经济引领全国发展的重要区域，成为中国创新发展最快的地方。
深圳的经验，很值得海南学习。总体上看，这种差距，不仅是总量的差距，发展的差距，更是在开放改革上的差距。海南建省办特区，一开始就探索要推向国际市场，探索建立特别关税区，探索全岛的大开放，但由于多种原因，很多探索没有变成实践。
后来的国际旅游岛，是产业开放上的重大突破，但国际旅游岛存在体制和政策之间的矛盾。尽管产业开放政策给海南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建设国际旅游岛提出海南要逐步成为国际购物中心，但以免税问题来说，快十年了，尽管免税额有所提高，但距离类似香港的国际购物中心，差距还很大。
第三，更应该关注的是，岛屿经济体如何发展？海南和深圳不同，深圳和香港有地缘优势，海南没有地缘优势，形成了自身发展的很多劣势，要靠什么来突破？靠更大程度的开放。海南从开始探索建立特别关税区，到现在海南努力想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都是探索岛屿经济体到底怎么发展。岛屿经济体实际上更依赖于开放，有多大的开放，就有多大的发展。
岛屿经济体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和岛内外的经济联系，自身的市场环境，具体政策往往难以起到政策设计者最初的目标，所以必须在更大开放的模式中，才能形成自己一系列的发展优势。我们在开放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更大开放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仍然是一个尚未完全破题，仍然是需要按照十九大精神探索的重大课题。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海南的发展，有一种声音认为出现了“特区不特”的现象，海南未来如何重拾“特”字？
迟福林：在相当一段时期，大家议论海南，都会提到“特区不特”，“大特区没有大开放”，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海南特区如何“特”起来？第一，开放方面要特起来，岛屿经济体才能活起来，发展才能快起来。第二，市场化改革要特起来，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三，行政體制要特起来，海南虽然是一个省，但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能不能采取扁平化的管理方式，能不能把过去一建省那种改革劲头发挥出来。
海南真要特起来，要努力实现四大目标：中国扩大开放的先行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试验区、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和泛南海经济合作先导区。
要摆脱政策依赖
中国新闻周刊：海南未来的发展，如何进一步争取有利的政策支持？同时如何摆脱对特殊政策的路径依赖？
迟福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岛屿经济体，仅靠政策是有问题的。中央支持海南发展，从具体政策上给了很多，但存在三个制约。第一，岛屿经济体，由于自身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决定在政策执行上缺乏更大市场。第二，在政策执行能力上，也存在制约。第三，岛屿经济体存在惰性，所谓惰性，就是过度的政策依赖。政策越没落实好，越需要更多特殊政策。
根本上看，还是开放度决定了政策的落实程度。不仅要给政策，同时一定要扩大开放。所以海南在开放模式的选择上极为重要，现在全球开放模式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贸易港，如果有了这一条，很多具体政策就变活了，就不再围绕着具体政策打转，而是从开放上下功夫。
第二，要把政策和体制变革结合起来。比如，海南在搞的多规合一，如果这项改革做深、做广、做大，会产生很多政策产生不了的效应，所以应该更重视体制变革对于落实政策的重大作用。
第三，海南要大政策，而不是小政策，要摆脱政策依赖。尤其是开放的大政策，改革的大政策，比如自由港和多规合一改革，两个一结合，很多政策就会变活，岛屿经济体也会变活。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海南“国际旅游岛”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但以旅游为主要突破口的开放模式，也有不少争论，你怎么看？
迟福林：首先来看国际旅游岛产生的背景。1988年海南建省办特区，当时的希望是搞特别关税区，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实现。海南在上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经济发展一度在全国排名倒数几位徘徊。当时感觉整个区域开放的可能性小了，但是怎么办呢？只能产业开放，而产业开放的突破口在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