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老作家胡正在太原去世。山西许多作家都写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韩石山一向很“牛”，在胡正的灵前却不由得跪下。他说：想也没想，就那么跪下了。好像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我的敬重之情，感恩之情。想当初，批判精神污染，还在县城教书的他被当成了靶子。胡正却不管这些，抓紧把他调进省作协，还安排他当了《黄河》杂志副主编。六十岁上下的这一代山西作家，大多都有着被马烽、西戎、胡正等人发现、培养、扶植的经历。周宗奇说，当自己在一些报刊发表了十篇中短篇小说之后，依然难以从煤矿井下走上来，改变处境。是马烽、西戎、胡正到基层找“好苗子”时发现了他。李锐说，当他刚从插队知青变为钢铁厂工人时，“胡正和西戎同志来到了临汾”，从此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最终“在马烽老师的直接帮助下”调入《汾水》编辑部。张石山原先是火车司炉，“文革”中牵连到“反标事件”，山西作协调他时遇到阻力，西戎说：这个人有人命没有？没有人命，给我调来！郑义在晋中师专上学时，写出轰动一时的小说《枫》，后也被西戎千方百计调入山西作协。这一拨儿当时的青年作家，先后被推上《山西文学》、《黄河》主编、副主编的位置，背后都是时任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胡正拍板。可以说，有马烽、西戎、胡正做伯乐，方有八十年代文学界的晋军崛起。
　　当时中国文坛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省份是湖南。湘军的阵势也不亚于晋军。读康濯的纪念文集，知道古华、莫应丰、韩少功、谭谈、谢璞、张扬、曹育轩、叶蔚林、水运宪、叶之蓁、蔡测海、刘舰平、何立伟、彭见明等这些湖南的才俊，都得到过康濯的支持和提携。他为《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发表一锤定音；为《爬满青藤的木屋》、《芙蓉镇》的修改与作者长夜之谈；为张扬的平反出狱奔走呼喊、不遗余力。
　　如果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会看到许多文坛新秀的崛起，都有老作家的帮助。赵树理发现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初稿时，还有着很多错别字和图画符号。赵树理和康濯都帮助陈登科修改过稿子，使小说得以出版。此类文坛佳话履履传颂，不一而足：冯雪峰之于杜鹏程，陈企霞之于徐光耀，茅盾之于茹志鹃，孙犁之于铁凝；乃至叶圣陶之于丁玲，鲁迅之于萧红、萧军，胡风之于七月诗人与作家，郁达夫之于沈从文，沈从文之于汪曾祺；周扬之于延安鲁艺的学员，丁玲之于文学研究所的学员，可以说伯乐发现千里马，是文坛的规律性现象。
　　艺术需要天赋。文学是语言艺术，自然也需要天赋。现代高等教育引入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人才方式。大学可以培养学者，却很难培养作家。作家的写作能力实质上都是凭着一定天赋，靠着自己的悟性摸索出来的。但新作家被社会承认，往往需要已经获得社会承认的老作家的发现和认可。尤其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一个无名作家写得再好，如果得不到发表和出版的机会，还是会被埋没。过去实行国家把文学全都包下来的体制，一个有文学才华和潜质的人，能不能获得体制的认可，对于他天赋的发挥，显得至关重要。所以，一个执掌作家协会领导权的老作家，或者一个有权发放通行证的出版社或杂志社的主编、责编，既可以让一个新作家破土而出，也可能让一个天才永远埋没。北京、上海这些文化中心城市，出作家多一些不奇怪；而到了省城一级，有的出作家多，有的出作家少，同样的大历史环境，文学发育程度差别很大，其中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的作家协会有没有伯乐当家。有，就可能使新作家在几年内成群地涌现；没有，就可能让当地的文坛一派萧条。
　　这种老作家和新秀之间的发现与被发现，提携与被提携的关系，古往今来成为一种特殊的师徒关系。那些声望高、气场大，或在体制内握有评奖、人事安排权力，善于慧眼识珠，有发现新秀的历史自觉性的人，往往成为一方文坛的盟主。盟主不同于行政隶属关系，而是艺术修养、文化声望和人格魅力的体现。
　　丁玲曾经是这样一位伯乐，一位盟主。她在五十年代前期，提携过徐光耀、陈登科等一批有才华的作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不幸，到了八十年代，她还想再现当年的辉煌，却遇到了极大的困扰。给她当过秘书的王增如，最近发表了长文《丁玲与中国》（《江南》二○一○年六期），对丁玲晚年遇到的困扰有生动的披露。
　　一九八四年四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在主任丁玲的提议下，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一九八三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二十篇作品。当时邀请了二十多位中青年作家，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等获奖者都没有到会，获奖作家座谈会却成了老作家的聚会。中青年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丁玲又摆家宴，请邓刚、史铁生和唐栋三位获奖的年轻作家来家吃饭，以表达对他们才华的欣赏，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创作，并请了几位老作家作陪。王增如观察：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小时，老作家说得多，尤其丁玲说话多。三个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绝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都有些失望。晚饭毕，青年作家告辞说：“丁老，这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走了，我们还要去冯牧同志那里看看。”冯牧和丁玲住在一个大院。丁玲听了，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一九八五年，冯牧主持《中国作家》创刊座谈会，八十多位当红作家都出席了，其中包括未曾出席丁玲主持的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年轻作家对丁玲与对冯牧的不同态度，使丁玲的内心真正受到了刺激。
　　对这种反差，王增如有如下评说，老作家们对于几个年轻人要去看冯牧，很有点想法：“现在的一些年轻人，你把心掏给他们也不行，他要看你有没有实权。”“你也不能怪他们，作协那里掌握着出国、评奖的大权，我们这些老家伙有什么？连发表一篇稿子的权力都没有，人家凭什么要和你好？”
　　这样推测当时的青年作家们的心理，主要着眼于现实功利角度。但我觉得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其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左右问题，其二是山头问题，其三才是利益问题。
　　丁玲在一九七九年获得改正，重归文坛以后，在一些场合发表过相对正统的言论。这些言论与社会舆论对她的心理期待有很大距离。于是，这位五十年代的大右派，到八十年代被视为左派；而五十年代的左派周扬，却被当成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责令检讨。这种格局，使关心现实的青年作家们，情感很容易倾向周扬以及接近周扬的冯牧一边。
　　山头在官方的作家协会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周扬从“左联”到延安鲁艺到新中国成立后执掌中国文艺界领导权到新时期重新恢复工作，始终是一个盟主的角色。但左翼新文学的盟主不是一个，而是多个，互相形成不同的山头。三十年代在上海，周扬与鲁迅就有摩擦，由鲁迅而冯雪峰、胡风、丁玲是一个脉络；从周扬到张光年、冯牧等人是又一脉络，实际上不同山头的对垒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末。中国的青年作家，一进文坛，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不同山头的对垒之中。这就是中国大陆官方文坛的历史和现状。某一青年作家未必想投身某一山头，但山头之外还有多少追求独立的空间，却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两个山头的对峙，或暗中较劲，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价值尺度，要么是你“右”我“左”，要么是你“左”我“右”，要么是你“左”我更“左”，要么是你“右”我更“右”。从最左到最右，是一个何其宽阔的价值光谱！如果在出版自由，价值多元的空间里，一个刊物、一个社团自可以寻找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趣味，自己的价值定位。但在当时，处于价值光谱中间地带又有艺术才华的文坛新秀，几乎都已经聚集到了冯牧的麾下。因为当丁玲戴着沉重的历史问题的枷锁重归文坛的时候，周扬已经先一步成为文坛思想解放的领袖。丁玲创办《中国》的初衷，曾经是想帮助老作家们有一个发表文章的园地，但一个杂志的生命力还是要靠对广大读者的吸引，所以把当红的文学新秀团结在自己杂志的周围，也是丁玲的心愿。况且丁玲与一些老作家们是真心喜欢像《那人那山那狗》、《琥珀色的篝火》、《船过青浪滩》、《兵车行》这样的作品，特别是对《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赞赏，并没有青年作家想象的成见。甚至表示说：写得相当好，水平相当高，我们也在陕北生活过，可我们没有写出来。丁玲设家宴作为与作家们交流的一种方式，也是她的传统风格。结果是慢了一拍。丁玲送来的温暖至多不过是锦上添花。
　　山头的对垒和左右的冲突并非完全重合。丁玲虽然被视为“左”，但她支持和信任的《中国》副主编牛汉甚至比周扬麾下的作协主事人更右，他接纳了比当时号称思想解放的文坛主流更前卫也更边缘的作者。在八十年代，有一些比主流更先锋的青年作者处于边缘地带，还受着打压，需要雪中送炭。毕竟，受到胡风案不白之冤的牛汉是有眼光有魄力的，他通过《中国》给这些更边缘的探索者提供一个表达的出口。
　　因此我想，无论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青年作家们，还是在艺术表达上更前卫的作家们，都在伯乐与山头之间遇到了尴尬和无奈。伯乐对于文学的发育无疑是积极因素，山头对于文学的发育却可能成为负面因素。山头对伯乐功能的扭曲，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