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情结
　　20年前（本文应成文于1998年），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學者的来信。他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居然录取了我。
　　更难预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10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向季羡林先生请教
　　北大的性情、学风，或者说是北大的精神，在北大的先生们身上表现得尤为典型。
　　记得我初留北大工作时，去参加校外的一次会议，住在西苑饭店，并和季羡林先生同住一室。季先生总是准时参加会议，而且正襟危坐。会上发言人离题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季先生便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动。我抑制不住好奇，问季先生在做什么，季先生答道，这个时间可以用来复习外语单词。
　　当时我正翻译一部英国的法律专著，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我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只好打扰季先生，请他释难。季先生当即作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译。我一时还不理解他说的“先”字是什么意思。这天晚上，季先生没有在会上住。第二天返回后，他又向我说明了这个词的来由，有几种含义，解释得近乎详尽。
　　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
　　龚祥瑞先生的提携
　　我在读本科的时候，3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龚祥瑞先生向我们讲授英美法律课程。
　　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开始涌动着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先生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他以为他的学生们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给了我，并要求我作补充乃至删改。大概是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
　　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署有龚先生的名字。
　　厉以宁先生的名单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大病一场。我在大病初愈后，和许多比我小10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
　　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对北大的传统体会尤深的自然是北大的那些先生们，他们在用身心进行着传授。于是这传统便被人格化了，表现为一种境界，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和境界经过时间的孕育，便衍生出一种气度，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
　　 （摘自《北大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