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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雍正继位时谣言四起、风雨满城的境况不同，乾隆的继位是妥妥的，基本听不到任何持异议的声音。初登大宝的乾隆雄心勃勃地要成为远迈尧舜的圣明之君，他大兴改革，立志要一改雍正朝的弊政。
雍正朝的最大举措就是反腐惩贪，整肃官场，钳制言官，制造了三十多件文字狱案。于是，乾隆从“广开言路”着手，声称先帝时，因朝内贪腐太重，实施高压政策纯属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情形已经变好，希望各级官僚都踊跃上折子奏事，畅所欲言。
乾隆虽然已经发话，但经过雍正长达13年的严酷打压，没有人敢做出头鸟，满朝一片沉默。乾隆有些气闷，一再下旨，恳切求言。这种情况下，言官只好发声，但所上的无非都是些报告各种祥瑞、各地贡物之类的折子。乾隆大为不满，他明确指出，自己需要的是对施政治国有帮助的批评和建议。接下来，批评和建议来是来了，可都千篇一律地批评皇帝工作太投入、太忘我，不知爱惜身体，建议皇帝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龙体等。乾隆苦笑着摇了摇头，这绝不是他所想要的儒家思想下的君臣治理形态。为了消除官员的疑虑，乾隆不得不发布谕令，明确宣布要修正父道，走开明、宽松的平康正直之路。
原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雍正四年（1726年）参奏河南巡抚贪赃枉法之事，被雍正发配到新疆。谢济世读了乾隆的谕旨，认为惴度到了圣意，大胆上书。他提出，如果皇上要听真话，必先禁止臣子私下告密，公开大臣的奏章，给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真正的监察权；另外，要宽恕讲错话的言官，文字狱那一套坚决不能要。他从自己的不幸遭遇出发，大胆上书，投石问路。求言心切的乾隆对谢济世的奏折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将之召回，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负有言事、建议、检举专责，在此背景下，连续上了几道奏疏，所议论的开荒、虚报、重税等问题都是前朝雍正的政策。乾隆一一嘉许深纳。其中，工科给事中曹一士所上的折子更是大斥文字狱，说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曹一士还特别举例说文人汪景祺仅仅因为粗心大意漏写了皇上纪年，就招致杀身大祸，这让朝廷形象在民众心里一落千丈。乾隆颔首称是，命人取下挂在菜市口被风吹雨淋了十几年的汪景祺头颅，下谕旨禁止诬告他人，称自己“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新皇帝这样通情达理，而且声明以后不会再搞文字狱，举朝额手称庆。看得出，言官的春天就要来了。于是，许许多多针对政务建设的奏折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不过，新皇帝刚刚上台，可供批评和规谏的东西一时还找不到，大家检举和批评的都是雍正朝的政务。对这些批评，乾隆全部笑纳，并继续下谕旨求言。
四川巡抚王士俊大受鼓舞，上了一道猛料：《密陈四事折》。王士俊是雍正朝的能臣，很得雍正宠信。他的《密陈四事折》很有趣，当然，主要还是乾隆的朱批有趣。奏疏第一句，王士俊例行公事地拍了一句乾隆的马屁，说：“臣窃读虞书，上有尧舜之君，下有阜夔之臣，亦即万邦协和，四方风动矣。”说者无意，读者有心。乾隆在“上有尧舜之君”一句旁边故作谦虚地题朱批：“朕不敢自居。”接着他在“下有阜夔之臣”旁题朱批：“汝亦其人。”这分明就是君臣间的互相吹捧。
更加有趣的是，王士俊在疏中提到，现在的官员上书反对雍正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翻案行为。这一句话陡然惹毛了乾隆——好你个王士俊，你骂官员翻案岂不就是在骂朕翻案？恼羞成怒的乾隆再也顾不上上面那“汝亦其人”的朱批了，愤然题朱批骂道：“像王士俊这样用心奸诈，打着仗义执言的幌子博出位实现个人目的的人，朕绝对不容。”
阅完奏疏，乾隆在发给总理事务大臣的上谕中说：“王士俊用心险恶，背叛良心、祸害正道，打着直言的名义实现自己的私人追求，看过之后，朕真是痛恨！”最终，乾隆对于王士俊的处理结果是：“此人的奸诈行径已经暴露，国法不能姑息，把他抓到京城，交由法司来定罪！”呜呼，王士俊作为一代能臣、一省大吏，竟然因为一道奏疏而锒铛入狱，被判了个死缓。
遗憾的是，御史薛馧并没嗅出其中危险的意味，上了一道跟乾隆生活作风有关的折子，说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应该干涉，不應该索看。这让乾隆很不高兴。薛馧还说司法部门每次办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往往不按法律条文，而是按皇帝的脸色来办。真是狗胆包天！乾隆一口火气没压住，命人将薛馧移交吏部议罚。
还有此前得到嘉赏的谢济世似乎还没从高兴劲儿中醒来，他还在为乾隆的“广开言路”喝彩。他又上了一道奏疏，批评乾隆虽然鼓励臣下进言，但对言官的进言还停留在形式上，根本没有执行，很多事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不行。
不用说，乾隆读了这道奏疏很生气，后果嘛——乾隆考虑到谢济世刚刚从新疆提拔回来，如果一下子打倒，那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什么区别？于是忍了。但乾隆还是在发给总理事务大臣的上谕中臭骂了谢济世一顿，说谢济世“昏愚无知”，实在是“国家之大蠹”。
一年后，乾隆另外找了个借口将谢济世外放至湖南督粮道任职，而谢济世在翻刻《四书》注时也遭到了乾隆的查禁。“谢济世著书”案因此成了乾隆朝文字狱档案中的第一案。
也就是说，乾隆所谓的“广开言路”其实只是为了博取名声，言官批评指正任何事物、包括他父亲雍正的不是，他都可以接受，但绝对不能批评到与他有关的任何事物。也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两样，谁敢批龙麟，谁敢逆圣听，下场一定很难看。而此后乾隆所兴起的文字狱高达一百三十多件，远胜他的父亲和祖父。
编 辑 / 夕 颜
雍正朝的最大举措就是反腐惩贪，整肃官场，钳制言官，制造了三十多件文字狱案。于是，乾隆从“广开言路”着手，声称先帝时，因朝内贪腐太重，实施高压政策纯属不得已而为之，现在情形已经变好，希望各级官僚都踊跃上折子奏事，畅所欲言。
乾隆虽然已经发话，但经过雍正长达13年的严酷打压，没有人敢做出头鸟，满朝一片沉默。乾隆有些气闷，一再下旨，恳切求言。这种情况下，言官只好发声，但所上的无非都是些报告各种祥瑞、各地贡物之类的折子。乾隆大为不满，他明确指出，自己需要的是对施政治国有帮助的批评和建议。接下来，批评和建议来是来了，可都千篇一律地批评皇帝工作太投入、太忘我，不知爱惜身体，建议皇帝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龙体等。乾隆苦笑着摇了摇头，这绝不是他所想要的儒家思想下的君臣治理形态。为了消除官员的疑虑，乾隆不得不发布谕令，明确宣布要修正父道，走开明、宽松的平康正直之路。
原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在雍正四年（1726年）参奏河南巡抚贪赃枉法之事，被雍正发配到新疆。谢济世读了乾隆的谕旨，认为惴度到了圣意，大胆上书。他提出，如果皇上要听真话，必先禁止臣子私下告密，公开大臣的奏章，给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真正的监察权；另外，要宽恕讲错话的言官，文字狱那一套坚决不能要。他从自己的不幸遭遇出发，大胆上书，投石问路。求言心切的乾隆对谢济世的奏折给予了积极的响应：将之召回，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都察院御史与六科给事中负有言事、建议、检举专责，在此背景下，连续上了几道奏疏，所议论的开荒、虚报、重税等问题都是前朝雍正的政策。乾隆一一嘉许深纳。其中，工科给事中曹一士所上的折子更是大斥文字狱，说康熙、雍正两朝的文字狱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悲哀局面。
曹一士还特别举例说文人汪景祺仅仅因为粗心大意漏写了皇上纪年，就招致杀身大祸，这让朝廷形象在民众心里一落千丈。乾隆颔首称是，命人取下挂在菜市口被风吹雨淋了十几年的汪景祺头颅，下谕旨禁止诬告他人，称自己“绝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新皇帝这样通情达理，而且声明以后不会再搞文字狱，举朝额手称庆。看得出，言官的春天就要来了。于是，许许多多针对政务建设的奏折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不过，新皇帝刚刚上台，可供批评和规谏的东西一时还找不到，大家检举和批评的都是雍正朝的政务。对这些批评，乾隆全部笑纳，并继续下谕旨求言。
四川巡抚王士俊大受鼓舞，上了一道猛料：《密陈四事折》。王士俊是雍正朝的能臣，很得雍正宠信。他的《密陈四事折》很有趣，当然，主要还是乾隆的朱批有趣。奏疏第一句，王士俊例行公事地拍了一句乾隆的马屁，说：“臣窃读虞书，上有尧舜之君，下有阜夔之臣，亦即万邦协和，四方风动矣。”说者无意，读者有心。乾隆在“上有尧舜之君”一句旁边故作谦虚地题朱批：“朕不敢自居。”接着他在“下有阜夔之臣”旁题朱批：“汝亦其人。”这分明就是君臣间的互相吹捧。
更加有趣的是，王士俊在疏中提到，现在的官员上书反对雍正政策，其实就是一种翻案行为。这一句话陡然惹毛了乾隆——好你个王士俊，你骂官员翻案岂不就是在骂朕翻案？恼羞成怒的乾隆再也顾不上上面那“汝亦其人”的朱批了，愤然题朱批骂道：“像王士俊这样用心奸诈，打着仗义执言的幌子博出位实现个人目的的人，朕绝对不容。”
阅完奏疏，乾隆在发给总理事务大臣的上谕中说：“王士俊用心险恶，背叛良心、祸害正道，打着直言的名义实现自己的私人追求，看过之后，朕真是痛恨！”最终，乾隆对于王士俊的处理结果是：“此人的奸诈行径已经暴露，国法不能姑息，把他抓到京城，交由法司来定罪！”呜呼，王士俊作为一代能臣、一省大吏，竟然因为一道奏疏而锒铛入狱，被判了个死缓。
遗憾的是，御史薛馧并没嗅出其中危险的意味，上了一道跟乾隆生活作风有关的折子，说史官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应该干涉，不應该索看。这让乾隆很不高兴。薛馧还说司法部门每次办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往往不按法律条文，而是按皇帝的脸色来办。真是狗胆包天！乾隆一口火气没压住，命人将薛馧移交吏部议罚。
还有此前得到嘉赏的谢济世似乎还没从高兴劲儿中醒来，他还在为乾隆的“广开言路”喝彩。他又上了一道奏疏，批评乾隆虽然鼓励臣下进言，但对言官的进言还停留在形式上，根本没有执行，很多事说了跟没说一样，这不行。
不用说，乾隆读了这道奏疏很生气，后果嘛——乾隆考虑到谢济世刚刚从新疆提拔回来，如果一下子打倒，那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什么区别？于是忍了。但乾隆还是在发给总理事务大臣的上谕中臭骂了谢济世一顿，说谢济世“昏愚无知”，实在是“国家之大蠹”。
一年后，乾隆另外找了个借口将谢济世外放至湖南督粮道任职，而谢济世在翻刻《四书》注时也遭到了乾隆的查禁。“谢济世著书”案因此成了乾隆朝文字狱档案中的第一案。
也就是说，乾隆所谓的“广开言路”其实只是为了博取名声，言官批评指正任何事物、包括他父亲雍正的不是，他都可以接受，但绝对不能批评到与他有关的任何事物。也由此可见，乾隆和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在本质上并没什么两样，谁敢批龙麟，谁敢逆圣听，下场一定很难看。而此后乾隆所兴起的文字狱高达一百三十多件，远胜他的父亲和祖父。
编 辑 / 夕 颜